我所了解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魏渭康   2016-05-08 05:11:53


囗 魏渭康


1993年4月,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右一为汪道涵,右二为魏渭康,右三为唐树备

李光耀是新加坡建国功臣,伟大的政治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影响力远不止新加坡,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与外交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担任政务参赞,因工作关系,有机会了解中国与新加坡建交和中新关系的一些往事。当时李光耀先生虽已不再担任政府总理,但仍是内阁资政,在外交场合还经常能见到他。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和重要政府部门首长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资政一般都会单独会见,我也偶尔有机会聆听他对中新关系的看法和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

多次访华,最津津乐道的是获毛主席接见

李光耀一生会见过几乎所有中国国家领导人,但最使他津津乐道的,是他于1976年5月10~23日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那是李光耀总理的首次访华,当时外媒盛传毛主席病重,如果他能获得毛主席的接见,将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他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也会扩大。

5月12日,李光耀到中南海会见毛泽东主席,时间只有短短的15分钟。据后来李光耀先生提及此事时说,当时毛主席身体已非常虚弱,讲话的声音很小,新加坡客人虽能听懂一些华语(即普通话),但对毛主席讲的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不易听懂。那次会见时间很短,气氛亲切友好,但是没有太多实质性内容。不过,李光耀仍然认为,毛泽东主席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能接见他,这是很大的一种殊荣,给他和代表团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新加坡对发展中新关系的疑虑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虽然没有天然资源,国土面积又小,但有天然优良海港和现代化的樟宜国际机场。它地处马六甲海峡咽喉,扼太平洋与印度洋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加坡人口大约540万,其中华人约占75%,他们都是从中国广东、福建、海南、台湾等地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谋生的。

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最后一个国家。有朋友曾经多次问起,像这样一个华人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为何到1990年10月3日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笔者是1991年12月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工作的,在不同场合曾听到一些关于妨碍中新建交的故事,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一些说法:

一是1965年,由于印度尼西亚国内问题引发大规模骚乱并进行反华排华,使中国和印尼之间中断外交关系20余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与印尼关系成为新加坡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障碍。直到1975年3月,李光耀总理派外长拉惹勒南访华,受到病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向中方传达了新加坡政府的立场,并说明由于新加坡毗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大邻国,它们对新加坡以华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特别敏感,因此新加坡只有在印尼同中国复交之后,才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方围绕新方关心的问题,阐明了中国的立场,表示尊重新加坡在中新建交问题上所采取的做法。

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敌对势力围堵和封锁中国,当时新加坡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允许美国的航母舰队停靠,并在报刊上登载不利于中国的消息和反共文章,因此中国的媒体一度指责新加坡是“帝国主义走狗”和“反华反共的急先锋”。

其实,当时称新加坡“反共”属实,而说其“反华”则缺乏根据。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新加坡之父”李光耀虽然生在新加坡,但他的祖籍是中国广东,他有着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据笔者在驻新加坡大使馆工作期间的观察,新加坡的华人基本上都保持着祖籍地的风俗习惯,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厚感情,他们吃中国餐,穿中国服饰,讲华语或方言 (普通话或广东话、闽南话),欢度中国节日,特别重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新加坡还允许建立中国式寺庙,供奉祖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会馆,其中最著名的有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海南会馆、三江会馆(即由来自浙江、江苏和江西的华人组成)等。还有以姓氏为主的会馆,如李氏会馆、陈氏会馆、蔡氏会馆、魏氏公会等。每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之际,男女老少华人都会聚集在这些会馆里,此时中华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就会表现得非常明显。据华人朋友们说,这些新加坡特有的华人风俗习惯,都是李光耀主政时期确立的。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打开中新关系大门

1978年11月,邓小平副总理应李光耀总理的邀请访问新加坡,同李光耀就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双边关系,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彼此了解。

对这次邓小平与李光耀会谈的内容,外界知之甚少。据说,就是在这次双边会谈时,李光耀向邓小平面陈阻碍新中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后来,李光耀又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是邓小平的坦诚和大度打动了他。邓小平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很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并能仔细听取别人的意见。据李光耀说,自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不久,中国报纸对新加坡的态度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认为新加坡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等值得考察研究。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巨大成功和中国对新加坡政策的调整,打开了李光耀的心锁,消除了他的疑虑,增加了他对中国的信任度。1979年12月29日,中新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贸易协定。1980年8月14日,两国签署协议,以执行贸易协定的名义,互设具有大使馆主要功能和外交地位的商务代表处。这一做法,使新加坡既满足了建立官方联系渠道的需要,又恪守了在印度尼西亚之后才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诺言。

1980年11月,李光耀再次访华,邓小平同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李光耀回国后,新加坡彻底开放对华旅游,允许公民到中国探亲访友,鼓励商人利用中国的优惠政策大力开发中新贸易,并允许有实力的投资者到中国投资办厂。此后,李光耀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访问,他一生访华达30余次,到过中国许多地方。

1990年8月,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接着10月3日,水到渠成,中国和新加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为海峡两岸接触传话

1993年4月,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海峡两岸在分隔和对峙了40多年后,第一次在官方的授意下如此“亲密接触”,怎不让世人感到震惊!

海峡两岸的民间机构领导人在新加坡走到了一起,握手言欢,实属来之不易!这里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功劳。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1992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新加坡时,在同李光耀资政会晤时谈到,海峡两岸已经分隔了几十年,马上谈政治问题比较困难,现在时机也不成熟,但可以先谈经济问题。当时李光耀问:“我能不能把您的话带给台湾方面?”杨主席表示可以。就这样,李光耀成了海峡两岸的传话人。经过海峡两岸的积极推进,两岸民间机构的领导人实现了在新加坡面对面坐下来会晤的突破。

1993年4月27日,海峡两岸“汪辜会谈”在新加坡顺利举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汪道涵和辜振甫作为首席代表,在会谈中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并签署了四个文件,为海峡两岸的进一步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海峡两岸的沟通逐渐常态化和制度化。

汪辜会谈的前一天,即4月26日下午,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前往新加坡总统府大院内阁办公室拜会李光耀资政。笔者时任我国驻新加坡使馆临时代办,有幸陪同汪会长拜会。记得当时李光耀见到汪会长时非常高兴,两人热情握手,互致问候,并就两岸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友好的谈话。李光耀说,他非常欢迎海峡两岸民间组织在新加坡举行会议,两岸要多接触,加强经贸往来,增加开放旅游城市,鼓励到对方投资,加强对青年人的工作,这样对两岸都有利。后来,据一位友好人士说,李光耀是先见的汪道涵会长,后见的台湾辜振甫先生。他的这一礼宾安排,真是用心良苦。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中)与魏渭康(左)

积极推动在华建立工业园区

1992年3月,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及,中国要学习新加坡的管理经验,以便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自此之后,成百上千的中国各级官员到新加坡取经,其中有省部级书记、部长,厅局级官员,地委书记、县长,国企老总,也有乡镇干部。他们大多是到新加坡作短期考察访问,也有参加短期培训班的。笔者记得,当时驻新使馆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有大量电文从国内发来,都是要求到新加坡参观访问的。使馆一方面要立刻同新加坡有关部门联系,安排访问的时间和内容,同时还要安排接待一些高级代表团。培训和考察的内容丰富多彩,有城市的规划和管理,有商贸旅游以及高新产业的拓展,有的甚至具体到机场建设、大专院校、政党机关、反腐倡廉、精神文明、社区协会的规划和管理等。一句话,就是学习“新加坡模式”。

由于到新加坡访问和考察的中国代表团越来越多,使得新方有些应接不暇。有时新方一个部门一天要接待好几个代表团,有些问题还是多次重复。有鉴于此,新加坡高层经过商量后向中方提出,新加坡愿意与中国联合在华建设“工业园区”,新方将派出一批有管理经验的人才到工业园区参与具体规划和管理,并向中国企业管理人员传授经验,这样既省时间又省财力。后来,有知情人士告称,这个建议是李光耀资政提出来的,经内阁讨论同意,向中方正式提出。

经中新政府代表多次商谈决定,新加坡在中国苏州设立一个工业园,新方派遣一批技术专家到工业园,与中方管理人员一起,共同管理园区。其中具体做法,由双方协商决定。后来,根据“苏州工业园”的成功经验,新加坡又相继在中国其他地方设立了工业园区。在上述工业园里,新加坡投资者不仅带来了资金,还帮助中国招商引资,也向中国有关地方领导和企业管理人员传授经验。这对中国地方领导和企业管理人员提高自身水平产生了很大作用。通过中新合作建立工业园区的实践,不仅促进了两国的经贸合作,也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今年是中国和新加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5周年,我们在纪念这个重要日子的时刻,会想起为中新关系友好发展付出心血和努力的两国领导人。谨以本篇短文,表示对李光耀先生的哀悼和怀念!

作者系前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政务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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