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红军到“娃娃头”

胡述文   2016-05-08 05:11:46


当地居民虽然绝大部分是文盲,但是对让孩子读书都很支持。更重要的是,学校是八路军办的,八路军的威望高,家长们就绝对信任这个学校,纷纷送子上学……

囗 胡述文


1938年,毛泽东同志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

王震说,这里得办一所小学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反共活动日益猖獗。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调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陕北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驻防,执行警备任务。1941年,国民党停发八路军薪饷,派40万兵力包围边区,军事进攻加经济封锁,叫嚣要饿死、困死八路军。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45公里,与国民党军队驻守的洛川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1941年三五九旅进驻金盆湾、南泥湾一带戍边,垦荒生产,积累了一些驻军屯田的经验。1943年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在南泥湾广阔肥沃的土地上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南泥湾是延安县金盆湾区的一个乡,纵横100余公里,区内有盘龙川、九龙川、南阳府川三条河川,河川两岸有沃土约15000亩,除大片森林外,其余大部分为可耕地。

金盆湾是三五九旅驻地,驻有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供给部、旅直属队等单位。七一七团、七一八团、七一九团、四支队分别驻临镇、马坊、九龙泉、南泥湾,劳武结合,执行保卫和生产任务。

当时,王震同志是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兼任延属分区司令员。他驻在延安,常来恳区视察指导工作,来了就住在金盆湾。视察中,王震发现这个离延安不算太远的地方,竟没有一所学校,大大落后于延安、绥德、米脂。他说:“提高文化素质是富国强兵之本。希望指战员都努力学习,成为有知识的人。没有知识,带不好兵,打不好仗;没有知识,将来适应不了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就这样,为了给当地居民子弟创造一个读书的机会,他决定在金盆湾兴建一所民办公助小学。

奉命筹建小学,当起了娃娃头

1944年初,我奉命调离垦荒大队,接受筹建这所小学的任务。

所谓“民办公助”,就是由区政府领导这所小学,负责动员当地居民子弟入学;驻军政治部参与领导,调给一名教师并给以校舍等物质上的支援。课程设置、教材等,则责成我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自己解决。

校舍设在政治部驻地山脚下的一个大场院里。场院很大,长宽均约30米,南北走向稍长,有土围墙。场院北侧有一排坐北朝南的房子,共七开间。西侧三开间是一间大房子,是部队的仓库。东侧一间存放农具,住着政治部的司务长。中间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子,大间是两开间,采光不错,是教室;小间是我和我爱人方深同志还有我们的小女儿方无忌的家。场院西侧有一棵大槐树,春季,槐花飘香;夏季,浓荫覆盖半个场院。这样的校舍,在当时当地是最好的房子。除校舍外,政治部还给学校配备了教桌、学生桌凳,一块黑板和少量粉笔。



1939年7月,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师生合影


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


区政府动员当地居民入学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虽然当地居民绝大部分是文盲,但是对让孩子读书都很支持。更重要的是,学校是八路军办的,八路军的威望高,家长们就绝对信任这个学校,纷纷送孩子上学,金盆湾附近的学龄儿童都来了。

当时一共有十几个学生,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七八岁。李荣和张秀兰是供给部的子弟,张秀兰是唯一的女生;黄贵锁,家在镇上开杂货店;何茂盛、何宁茂、常成文、牛布衫、牛疙瘩等都是住在附近山上的农家子弟。孩子们几乎都不识字,只有政治部主任李信同志的长子李新阶认识一些字,是他母亲柳慧明同志教的。

关于课程设置,经与政治部李大同同志和刘区长商讨,学校最开始只能开国文、算术、音乐、美术四门课。因找不到小学课本,国文、算术教材可以自编,而历史、地理的教材要编得准确,没有资料作根据无法编。而且,不应同时开课门类过多,只有等找到课本再作安排。

我教国文、算术、音乐三门课。

编国文教材的思路是:教识字,教和生活环境有关、孩子们用得上的字,如日、月、山、川、江、河,家畜名称,农作物名称,农具名称等;另外教些和大生产运动有关的词汇,如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耕一余一等。也讲些和抗战有关的小故事,如八路军打赢哪些仗扩大了根据地;日寇的“三光”政策害苦了老百姓;国民党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当时战况是:日寇在国民党统治区侵城掠地;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寇侵占地区收复失地;国民党枪口对准八路军、新四军。孩子们听说了这种战况后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国民党怕小日本,小日本怕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怕国民党背后打冷枪。”老乡们说,娃娃们念书认字,还解开了不少世事。

编算术教材的思路是:先教数字写法,再教加、减、乘、除,由简到繁,逐渐教演算可用于生活的简单的四则题。

音乐课就是教唱歌。部队战士会唱很多歌,如《义勇军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月里来是新春》《绣金匾》《快快参加八路军》等歌曲。这些歌曲,孩子们听部队唱,早已听熟了,也会唱了,就是唱得不准确,教一教,纠正一下就行了。

对美术,我是一窍不通。之所以开美术课,是因为我的校友、鲁艺文学院美术系的焦心河同志到三五九旅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恰好住在金盆湾,因此我请他隔段时间来教孩子们一次美术课,他允诺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课,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条侧身站立的牛,几笔就画出轮廓,形象逼真,孩子们十分高兴。他告诉孩子们如何起笔,画画时应注意些什么。就这一堂课,孩子们基本都能画牛,有的孩子还画得很好,课间休息时,院子地上都是孩子们用树枝画的大大小小的牛。焦心河同志离开金盆湾后,美术课就停了。课虽停了,孩子们画画的兴趣不减,画鸡,画狗,画树木房屋,题材广泛。孩子们是有潜力的,而发挥潜力,在于诱发。应该说,焦心河同志是善于诱发潜力的。我离开边区后,偶遇鲁艺校友,得知焦心河同志在前线牺牲了,没能看到我们共同期盼的抗日战争的胜利。

教学时间安排是:上午学国文;下午学算术;课间休息教唱歌,或在院内游戏;美术课则根据焦心河同志的时间凑着来安排。

因为没有课本,教读、教写、教算,都得充分利用黑板。我在黑板上写下自编的教材,教读教写后,孩子们轮流在黑板上练写练算,直到学会。这样,教学进度不可能快。孩子们没有纸笔,就没法留家庭作业,只好第二天上课时先把头一天的课温习一遍,再教新课。

这是一群纯朴的、有些野性的孩子。记得刚开学时宣布课间休息纪律,原本说好休息一会儿就自动回教室。但是,我刚一宣布课间休息,孩子们就蜂拥而出,时间差不多了,却没有一个孩子回来,院子里连个孩子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正在寻思不知道该如何去找回他们时,忽然听到大树上有嘻嘻哈哈的笑声,原来他们都会上树,爬上树藏起来,和我闹着玩。

于是,我着手建立课堂秩序,选班长、选课代表并规定他们的职责。孩子们以能当选班长、课代表为荣,尽职尽责。逐渐地,孩子们不迟到,不早退,学习认真,有礼貌,不吵闹,课堂秩序井然了。

一开始上课很不好教。比方说教写字的笔顺就很费劲,如“左”字的撇应该在字的左边,有一个孩子非把这一撇写在右边,好不容易才写对,教起来很费劲,进度也慢。我用表扬的方法激励孩子们奋发向上,哪个孩子写得好、算得好,就请他示范,孩子们争强,学习质量提高了,学习进度也逐渐加快了。

就这样过了一年左右(我在这个学校工作的时间为1944年4月到1945年3月),孩子们已能写一二百字的短文,能演算简单的四则题,还能给家里写个柴米账。


陕甘宁边区,小学生结伴上学

做粉笔、盖厕所、种西红柿

没有教科书的困难,就只好这样对付着。接下来出现的问题是:为数不多的粉笔用光了,而这时孩子们已经有了用纸笔的要求,但学校却无分文经费。此外,学校还应该有个厕所。

孩子们手中无书,把自编的教材写在黑板上还可以上课;没有粉笔,就上不成了,因此缺少粉笔成了主要矛盾。当时,在政治部找不到粉笔,镇上也从来没有卖过。于是,我们自力更生,用石灰粉加面粉和成团,檊成片,切条,晾干,做成粉笔的代用品。代用品写出的比画细,不白,不如粉笔写的醒目,还伤黑板,写后会留下很多划痕。不过,聊胜于无吧。

孩子们希望有笔纸,是想把写在黑板上的教材逐课抄下来,成为手抄书,这是个好的愿望。可是,要让孩子们家里出钱买,除在镇上开杂货店的黄贵锁外,其余的孩子大概都拿不出钱。政治部同志用的纸,有部分是自己带进边区的;战士们学习写字先是用沙盘,后来有人用桦树皮代纸。我想不出解决孩子们纸笔的办法。有一天,我去镇上,走过中药店门前,店里同志招呼我进店,问我:“纸笔问题解决了没有?”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回答:“没有。”店里的同志说,他们能协助解决。办法是带孩子们上山采挖药材,店里收购,付给现钱。他们说现在山上就有几种可采挖的药,并拿出药材教我辨认。我问,采挖的药是鲜药,不是药材,怎么用呢?他们说,药店会把鲜药炮制成药材。一个难题就这样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于是,我就带着孩子们上山了。孩子们非常高兴,几次上山,都是全体出动。我还记得,采挖的药里有马兜铃、车前子和甘草。孩子们专拣陡路上山,他们抢着背我的小女儿无忌,尽管他们走的是陡峭的山路,可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小女儿也一点不害怕,她欢叫着,拍打背她的孩子。上山途中有时能看到成片的山丹丹花,这些花都不在阳坡,陕北民歌中有句歌词是:“山丹丹花背漥漥红”,歌词的创作者观察得多么准确。有时可采到山莲果,山莲果有苹果大,里面有大酸枣大的果实十几个,果实外有一层软壳,剥开软壳,里面有清香如莲子的果仁,味道酸酸甜甜的。在草丛中还能捉到健壮的蝈蝈,捉到蝈蝈,孩子们就编个笼子笼起来,给我的小女儿玩。上山采药,算是勤工俭学加野游。

天气渐渐热了,我提议找个合适的地方,自己动手修个厕所。刚一提出,孩子们就表示赞成,说:“这个好办,交给我们吧,你就不用管了,一会儿就干完。”孩子们先选点,点选得很好,离教室不算太远,一块不大的地方,被周围房子的山墙围着,有一个不大的豁口,可容人出入,大概原来是打算用作畜圈的。接下来,孩子们就借镢头、锹,挖坑、搬石头,还捡来几根树枝,一块席片。也就用了两节课的时间,厕所就修好了。坑挖得规规矩矩,相当深,坑旁放着踏脚石,上面有树枝席片做顶。然后就清理场地,活儿做得又好又快又干净利索,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这些孩子干起活来,主动、像样,这个优点实在值得现在的青少年学习。

教室前面的大场院是晾晒粮食的。这一年粮仓空了,场院就空着。我建议种点东西,把场院利用起来。种什么呢?孩子们一致说种西红柿。在八路军进入边区前,当地人没有见过西红柿,更不会吃这种没有见过的东西。孩子们接受新鲜事物快,说西红柿好吃。我告诉孩子们,西红柿不但好吃,还有丰富的营养。

我从供给处主任文彩俚同志处要来西红柿种子,都是优良品种,有赤红色的、黄色的。场院的地很硬,我请来政治部几位男同志帮忙开地,在槐树树荫遮不住的地方,开了一丈见方的一块地,下了种。这以后,就用不着我管了,孩子们星期日轮流来,松土、拔草、施肥、浇水、搭架,课前课后,看看管管。西红柿长势好,枝叶繁茂,挂果很多。孩子们不断采摘果实带回家,向他们的家长宣传说:“先生说的,西红柿营养好。”纯朴的乡亲们认定,教书的先生是有知识的人,说的话不会错,他们就学着吃西红柿。第二年,家家都种起了西红柿。


1988年,延安大学建校50周年,邀请校友回校参加庆典。前排左四穿白色风衣者为作者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老一辈革命家尊师重教,关怀爱护青少年,为革命培养后备力量。对还在呀呀学语的娃娃——我的小女儿这一代人,倍加关怀爱护。王震同志和袁任远同志曾经叮嘱我们要带好娃娃,说:“我们现在打仗,仗打完了要搞建设,搞建设,就要靠娃娃们了。”

部队训练和田间劳作时,需要吃饱吃好,因此平时就得尽可能节约些粮食备用。我们吃过“三合饭”,“三合饭”是小米、土豆加南瓜煮的稠饭,很好吃,就是不大经饿。有一次,我们领到了小麦,可是没有条件把它加工成面粉,就只好煮着吃。小麦难煮,几个钟头也煮不烂,几位随军转战的炊事员就起早贪黑地煮,十分辛苦。有时候没有菜,就找一两瓣蒜弄碎,加点盐拌在饭里,很下饭。我们还吃过扫帚菜,这种菜在嫩的时候还挺好吃的。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岁月里,供给部还照样给娃娃们发细粮和菜钱,春秋两季还发布和棉花。逢年遇节,部队杀猪宰羊,总要给娃娃们送肉。娃娃们丰衣足食,健康成长。



2014年,“延安娃”方无忌(右)与老伴回到了他们父母战斗过的地方——金盆湾

金盆湾小学在物质上是简陋的。正因为简陋,就学的儿童接触到集体意识,以及克服困难、奋发向上等他们过去没有接触过的观念,这些观念使他们终生受益,比他们学到的那点知识更重要。

我在这所“不规范”小学的工作实践中,也去掉了不少娇气,对从实际出发、群策群力、锲而不舍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更是终生受益。

1945年3月,三五九旅组建第二批南下支队,我爱人方深同志奉调到延安集中,等候出发。我也被调往延安,另行分配工作。我把学校工作移交给鲁易同志,和孩子们郑重告别。平时带着他们觉得很累,到告别时,才发现我们相处一年,处得很融洽、很愉快。“别时容易见时难”,孩子们依依不舍地送我们一家,送了很长一段路。

1988年,延安大学建校五十周年,邀请校友回延安参加庆典。鲁迅艺术文学院是延安大学下属八大院校之一,在被邀之列,我因而得以有机会重返延安。回到延安,我油然而生回金盆湾看看的念头,我怀念当年的学童,如今他们也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这里曾经经历过胡宗南入侵的战乱,他们后来还读书吗?他们现在在干什么?我还怀念那里纯朴的父老乡亲和那里的山山水水。遗憾的是,因为日程安排得很紧,挤不出多少单独活动的时间,也因为去那里交通实在不便,我最终未能了却回金盆湾看看的心愿。

2009年,91岁高龄的老红军胡述文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又过了五年,胡述文的女儿方无忌和老伴一起去延安等地故地重游,其中包括金盆湾。替母亲了了这桩临终未了的心愿后,女儿写了这封“寄往天堂的信”,向爸爸、妈妈报告。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在天上还好吗?你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孩子及孙辈的活动吗?你们是否注意到,最近老伴陪我去了绥德、延安等地旧地重游。我一直梦想在有生之年,去看看我出生的绥德的窑洞,给我治病的侯大夫工作过的延安中央医院……这次梦想成真了。

我们晚上才到延安,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去南泥湾、金盆湾。之所以首先选择去这两个地方,是因为妈妈未能了却回金盆湾看看的心愿。亲爱的妈妈,这次就是为了却您这一心愿,替您去金盆湾看看。当然,我自己也非常想去那里看看。

我们联系上了“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的负责人王宏。在纪念馆的对面,我们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那真是“陕北的好江南”呀!接下来,王宏开车带我们前往金盆湾,那里是三五九旅旅部旧址。幸亏有车送我们,否则不熟悉道路的人是很难找到的,也难怪妈妈您当年没能回去那里。

三五九旅是1941年3月12日进驻南泥湾的,而我是1941年1月12日出生的,那么说,我刚刚出生两个月就随三五九旅从绥德去了金盆湾?亲爱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吗?本来还想去妈妈工作过和我生活过的金盆湾小学旧址看看,但据看管旧址的老人说,那个小学的旧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只好作罢,还是有点遗憾。

亲爱的爸爸妈妈,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陕北之行总是带有一种使命感,似乎是为了完成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无论在绥德博物馆、延安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还是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我都要送上一套爸爸妈妈的遗作。我总是想,我也73岁了,虽然现在身体还好,但总有一天要去天堂与你们一道生活,总不能让你们那一代人的贡献消失在茫茫的历史中吧。嗯,这就是我的使命,把你们的贡献用文字留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但愿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完成这个任务。再见,爸爸妈妈!以后我还会及时向你们汇报的。

想念你们的小女儿:无忌

2014年9月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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