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云南布局何以崩坍

2016-05-08 05:11:44


陈红民 周丽莉

蒋介石1945—1949年在云南的政略,与其对付党内反对派与非嫡系势力的手法相近,基本上是以怀柔政策分化瓦解,或是施加压力排挤,或是以高官厚禄调虎离山。这样的做法,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是成功的,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得逞于一时而遗留下无穷后患。


蒋介石与龙云(左)第一次在云南见面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面对败局曾有西南与东南两个布局的肆应战略,即在以川滇黔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和以台湾为核心的东南地区建构强有力的战略防御堡垒,并借此苦撑待变。然而,蒋介石的苦心布局,却以崩坍告终。国民党军在解放军的攻击之下,不仅没有形成有力的抵抗,而且西康之刘文辉、四川之潘文华、云南之卢汉等地方实力派接连通电起义,所谓西南布局瞬间灰飞烟灭。本文拟借梳理1945—1949年蒋介石对云南龙云与卢汉处置的策略为切入点,管窥造成国民党西南布局崩坍的某些原因。

为与共产党角力,撤换“云南王”龙云

龙云,字志舟,彝族。自1927年通过“二六政变”崛起后,他连续主政云南18年,被称“云南王”。1935年,蒋介石利用追剿红军之机,顺势将中央化的触角伸入川滇黔,着意经略西南。至抗战之前,龙云控制滇省的半独立状态并未有太大变化。抗战军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云南的意义与价值急剧上升,滇省的逐步中央化已是大势所趋,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已难以避免。1945年爆发的旨在撤换龙云的昆明事变,就是这种矛盾层垒叠加至一定程度的喷发。

蒋介石为何要在1945年这一时间点,态度决绝地实施滇省去龙?抗战期间龙云与中央政府虽频有摩擦,但在抗战问题上的积极态度仍是毋庸置疑的,云南为支撑抗战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到抗战胜利前夕,蒋却要策划倒龙,并以武力实施,其中奥妙颇值得咀嚼。

事实上,在蒋1945年的日记中对于龙云不满甚至愤懑的记载充斥其间。如,1945年3月2日蒋写道:

下午见美军参谋长等,商讨驻印军调回本国及我军占领腊戌后停止之计划,阅及其(指龙云——引者)对昆明物价飞涨,对友军之房租地价不断激涨,使国民表现其趁国难发横财,丧失其国民党之精神等语,龙志舟之不知自爱盖如此也。

20日,蒋介石视察昆明,但龙云却“以病住温泉”拒不迎接,致蒋“甚觉奇异”。24日,蒋在“上星期反省录”中云:

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象所能及,猡猡之终为猡猡,夜郎自大乃意中事,无足为奇,彼之行态实已自知其末日将至,横竖总为时代所淘汰,故毫不有所顾忌。据卢汉言,彼故作此态,时时予中央以难堪,无论整编军队或中央政策,彼必持反对态势,特使外国军官知中央不能统御地方,以丧失国家威信为得计。盖彼于此时,只要中央动摇,抗战失败,使内外交迫无法维持革命政权时,彼乃可以自保也。

蒋介石用“猡锣之终为猡猡”来咒骂龙云,涉及人格污蔑,实属罕见,可见对龙云仇恨之深。28日,蒋与龙云会面,龙氏当即强硬提出“中央军队撤出昆明与滇西”,蒋认为龙云“跋扈不法”,“夜郎之徒,恐无法使之就范矣”。既然不能使龙就范,只能采取断然去龙的措施。7月19日,蒋写道:“对滇龙之处置,不可再缓,应速决定步骤。”

据上述记载,蒋决心撤换龙云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驻滇美军向蒋告状,抨击龙云治滇无方,导致“昆明物价飞涨”,美军负担之“房租地价不断激涨”, 而龙是在“趁国难发横财”;其二,龙拒绝在滇省推行中央化,蒋、龙矛盾趋于尖锐。然而,以上两因素并不能直接引导出撤换龙云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首先,经历八年艰苦卓绝的对日抗战,各省普遍存在物价上涨等问题,云南并非最突出的。其次,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就该地控制权问题发生拉锯式的博弈颇为普遍,龙云在维系其在滇省权力上的种种动作,远不如晋系阎锡山与桂系等激烈。甚至,蒋撤龙的计划也遭到其下属的非议。那么,导致蒋介石急切地谋划撤换龙云的主要动因在哪里呢?其在后续的日记中给出了答案。蒋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辞修(陈诚——引者)、经儿(蒋经国——引者)来见,子文(宋子文——引者)亦来,对龙云撤换令主暂缓,恐美国借款因之不成也。余决心已定,若不于此时撤龙,则今后共毛(毛泽东——引者)如回延叛乱,或东北问题不顺时,则更难撤换矣。要在乘此内政渐安时,先将西南基础奠定,而后建国平乱、对内对外皆有运用余地。至于美国借款之事,与此相较实不值一计,舍本图末非谋国之道。此事纵有危机,亦不能不冒也,况上帝早已许可乎?

蒋在6日所作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云南龙云问题已如期解决,此乃全国统一与西南国防及建设前途最重要之基本大事。自此共毛、俄史(斯大林——引者)、东北与西北问题虽变乱叵测,但建国已有南方纯一之基地,而且俄国未有如日本往昔之海军可以干扰或封锁我基地。八年抗战至此,方得建立此革命基地,不亦难乎,惟心神乃得自慰矣。

可知,蒋此时对于滇省政略的筹划与实施,着眼点是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角力。其中又牵涉三个层面的具体问题。

其一,抗战期间,龙云为抵御国民政府中央化滇省的压力,将民盟等第三方面的政治力量积极引入云南,对他们的活动采取默许政策,中共在滇省的活动亦颇有成效,昆明一时有“民主堡垒”的赞誉。在蒋看来,龙云已经超过他能允许的红线。一旦与中共全面内战,作为大后方的云南如果不稳,蒋介石则可能腹背受敌,因此蒋必须尽速解决滇省问题,根绝后患。其二,在蒋建构的战略里,在与中共内战时期,云南仍被赋予最后国防支撑点的角色。蒋担忧一旦与共产党全面内战,存在着苏联武装干预中国局势的可能性,如此,他可能再次陷入独木难支、被逼入川滇黔苦撑的局面。蒋也就不能不对滇省去龙问题快刀斩乱麻。其三,滇省问题的解决,对于西南地区政略的运用具有示范效应。蒋在滇龙问题解决后,曾写道:“滇龙如期撤换,国防基地稳定,实为统一之本。因之川潘(文华)各军亦就范,听命移防,成都亦可安定。”

蒋介石对于滇龙问题的迅速解决颇为自得。他说:“滇龙亦于此期间被我撤换解决,川军则无形就范听调,琼州、台湾皆如期收复,西南革命基础至此始得稳固。”

卢汉问题上的纠结与摇摆

在蒋介石最初的计划中,撤换龙云后是以李宗黄来替代的,最后却以龙云手下的大将卢汉继任,原因是蒋在盱衡形势后,有意借此举稳定因昆明事变而动荡不安的滇局,最大程度地管控因“去龙”而触发的政治动荡。从蒋历来措置此类事件的手法来看,以卢汉替代龙云,似乎又存在相当的连贯性。蒋当年打击桂系,着力分化黄绍竑,甚至将其调往中央,颇受倚重。蒋介石与冯玉祥角力之时,收买冯系大将韩复榘与石友三为己所用。蒋氏的这种策略确有其独到之处,他任用卢汉可以稳定滇局,对卢氏施以羁縻进而大肆笼络,以收加强掌控滇省之目的。

从其日记看,蒋氏对于卢汉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是颇为倚重的,有不少接见与洽商的记载。如蒋1946年7月24日写道:“云南党政会报由庐(卢汉——引者)主持;十时举行庐山夏令营开学典礼毕,回寓与卢永衡(卢汉字——引者)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乃别诀。”

因蒋撤换龙云而得以执掌滇政的卢汉,是否因此对蒋感恩戴德、忠贞不二呢?《李宗仁回忆录》中记述他在1949年底曾与卢汉促膝长谈,卢汉说了对蒋的真实情感:

他对蒋先生以往所加予他的种种阴谋迫害,说来尤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蒋先生调虎离山,要他率滇军精锐两军在安南接收,以便杜聿明在昆明解决龙云。迨杜氏政变失败,卢汉始奉命回滇任云南省主席。在他任内,中央驻大军于滇,中央官员嚣张万分,使他穷于应付。讲到愤激之处,卢汉说:“为应付他们,我卢某简直在做婊子!”“婊子”就是“妓女”,卢汉的意思是,他应付那些中央大员卑躬屈节的情形,简直如妓女一般。后来卢汉又郑重地向我建议说:“总统,蒋介石是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我一听此言,不觉毛发悚然。心想战事尚远在湘、黔边境,而卢汉已经不稳了。

对于卢汉而言,龙云乃前车之鉴,为避免重蹈覆辙,其在肆应以蒋为首的中央政府时,内心深处的复杂与纠结可以想见。蒋介石对非嫡系一向疑心较重,他对于卢汉的“背叛”,进而滇局可能出现的倾覆,未尝没有感知。只是随着“戡乱”战事趋于困境,他在对滇政略运用上的空间已被大为压缩。

1949年初,蒋介石被桂系逼宫下野,转入幕后操纵政局。在云南问题上,蒋所要面对的,除卢汉外,还有野心勃勃的桂系,一组敏感的三角关系悄然成形。7月2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桂系强战(占)云南,志在必得,而彼又想利用中央廿六军与滇卢冲突,以坐收其利也,为鄙之至。”8月20日,蒋又写道:“滇卢问题实为一西南根据地之根本问题,不能不早有准备与决定也。”蒋介石此时面临着几乎与四年多前同样的问题,只是对手从龙云变成了卢汉。

蒋认为,如对卢汉采取强弓硬拉式的措置,等于将云南逼入桂系阵营。然而,如若放任自流,滇局难免糜烂进而难以收拾。故在如何处理卢汉的问题上颇显纠结与摇摆,日记中在“用卢”与“去卢”之间徘徊。8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卢汉,曾被后者拒绝,他断定“卢汉已被奸党包围”,开始考虑撤换卢汉,进而彻底改造滇局。8月31日,蒋改造滇局的相应配套安排浮出水面,蒋写道:

记事后约见谷纪常(谷正伦——引者),决提其为滇黔剿匪总司令。指示对滇部署与要务。复见黔省各将领。正午俞局长由滇回报,卢果不来,乃派其朱秘书长与杨文清为代表请示。其已为龙云所部与共匪所包围,复以其本人不明利害、不识大体,猡猡之习性,不能感化,乃不得不作断然处置,以保全西南而回复兴之基地。下午约见卢之代表,婉悦接待,三时后,致纪常函指示具体办法。

9月3日,蒋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写道:

滇事处置方针:甲、鲁道源任主席;乙、谷正伦为滇黔剿匪或绥靖总司令;丙、龙泽汇恢复93军长;丁、卢汉专任西南副长官;戊、鲁应待滇事平台后,再入滇就职;己、空运应先准备待运;庚、应以政治解决为主,避免流血;辛、如对滇用战,则后方动摇,前线必受影响,务须极力避免军事解决。

这份详细的计划中,卢汉名义“升任”,实则贬职,与对付龙云如出一辙。以鲁道源替换卢汉主滇,乃桂系动议。出身滇军的鲁道源此时虽在白崇禧麾下,但并非桂系核心,如此提议蒋勉强能接受。至于蒋其他的配套人事调动,除有确保滇局平稳过渡以策万全之意外,更有与桂系争夺滇省控制权之意。

然而,9月4日卢汉突然亲自赴渝谒蒋,使得本已箭在弦上的人事更动戛然而止。蒋在4日记称:

朝课后得卢汉昨夜至岳军(张群——引者)电,其自动欲来渝晋谒,料其已知自到筑,与广州对滇之计划,桂系有非得滇不可之势也。……上午,与岳军谈滇卢事甚久。

卢汉赴渝,已有向蒋输诚之意。而彻底改造滇局,蒋要冒桂系在西南势力坐大的风险。两害相权,蒋之态度又趋于暧昧。事实上,蒋此时对桂系的警惕与不满远超卢汉,滇省去卢一案已在蒋对桂斗争力道加强的背景下变得黯然。

9月5日,蒋的日记中充斥着对桂系的不满:

萧毅肃由粤来告桂系对滇对顾之目的,必欲取而代之。……桂李(李宗仁——引者)已强索阎院长(阎锡山——引者)密委鲁道源为滇主席委状,一面要求余准空运鲁部入滇,与中央驻滇廿六军听其指挥。而此等重大变更,则反不先行洽商,亦不敢提出非常会用法定手续办理。李略函皆以决定性云强言,令余遵行而已。彼等近以湘中战事胜利乘机要胁(挟)。测其用意,如所求不随,乃必将其桂军由湘撤退,进占滇黔,而以湘粤桂拱让敌亦所不惜,此为最复杂最难处之事,应深加考虑再定。……本(五)日丑初即醒,考虑滇事应以对桂方针如何为基准,而以卢事如何处理为附件。



云南解放,刘伯承(背影)与卢汉握手

以蒋立场观之,此时卢汉反而成了抑制桂系向西南扩张势力的高大防波堤。10 日,蒋对于自己因应局势而更张彻底改造滇局之举颇为自得:

本周之初,滇庐(卢)已经绝望,无法挽救,只有冒险用军事解决之一途。而广州、香港尤其共匪龙逆(龙云——引者)与桂系皆望滇鲁叛乱,其各种宣传皆以鲁已宣布独立,并伪造卢电,有使其非叛不可之势。不料卢最后觉悟,毅然飞渝来见,商决一切,而共龙等幸灾乐祸、挑拨离间之大阴谋竟得于一日间彻底粉碎。卢回滇后居然遵命实施清共政策,此实国家转危为安最大之关键。如非上帝佑华,人力决难挽此既倒之狂澜也。感谢上帝护佑。

事实证明,嗣后蒋虽持续对卢汉施以怀柔之策,力图羁縻之,但仍无法阻止卢汉通电起义。至此,从抗战胜利前夕始蒋介石在云南近五年的苦心经营、各种算计,均归于失败。

蒋1945—1949年在云南的政略,与其对付党内反对派与非嫡系势力的手法相近,基本上是以怀柔政策分化瓦解,或是施加压力排挤,或是以高官厚禄调虎离山。这样的做法,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是成功的,也减少了兵戎相见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的损耗。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得逞于一时而遗留下无穷后患。对此,蒋介石自己的认识与反省最能说明问题。

1945年10月,蒋介石成功地将龙云从昆明调至重庆,29日,他邀请龙云午餐后记道:

正午,约阎(阎锡山——引者)与龙(龙云——引者)聚餐。诚无独有偶,健生(白崇禧——引者)与孟潇(唐生智——引者)、次辰(徐永昌——引者)、颂云(程潜——引者)等作陪。抚今思昔,二十年来凡叛变与反动之将领,除陈炯明自毙外,其他皆一一归来听命矣,岂非上帝所赐之光荣乎?

字里行间,充满着得意。就前因后果与现实场面而言,蒋介石的得意不无缘由:餐桌上的六人均是国民党内非蒋系的,且多有与蒋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历史。然而,蒋得意的太早,这些人的“归来听命”只是暂时的,四年之后,龙云、唐生智、程潜再次“背叛”了蒋介石,阎锡山、白崇禧、徐永昌也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没有一个陪蒋走到最后。蒋在失去大陆后,对自己处置党内政敌的策略有深刻的反省。他在1950年1月的“反省录”中写道:

向来政治主张化敌为友,认此为政治惟一的要道,但至今则自认为应有改正之点。如其有势力时,自可化敌为友,但一旦失势,不仅昔日之敌仍是为敌,而且向来受我协助而因之成功者之道义交友,亦将认余为敌,弃之如遗。

实际上,蒋介石在撤台后确实接受了大陆时期的教训,改变策略:对旧政敌,彻底清理,永不重用,如桂系白崇禧、阎锡山等;对新的潜在政敌,则防患未然,断然处置,如吴国桢、孙立人等。■

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周丽莉,浙江良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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