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黄炎培与母亲姚维钧的情书故事

2016-05-08 05:11:37


口黄方毅

我辈不仅要知晓上代人的奋斗,也应知晓上代人包括情感在内的心路历程。它是如此之真,真实而真切;如此之善,善良而善爱;如此之美,美丽而美好。一切奋斗之初衷和力量之源泉就在此,就在爱。


黄炎培与姚维钧(1950)

灵珰百札,一部紫红色封面纸夹,里面装有一百几十封信及诗词,是上世纪40年代初我的父亲黄炎培与我的母亲姚维钧的相恋情书。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父亲离开故土上海辗转武汉、长沙来到陪都重庆。1941年,父亲赴贵阳大夏大学(今上海华东师大)讲学,与母亲邂逅。父亲返回重庆后,二人开始书信往来,用纸和笔开始了感情历程——从师生相称叙谈家常的普通友人,进而到相谈甚欢的邻乡好友,再又及情意日浓、盼对方来信如大旱之望云霓般的情侣,终至信订终身的待婚夫妻。到1942年母亲大学毕业,短短八个月内,二人的通信有107封之多。

物转星移。1954年8月16日,父母已携手走过了12年。这期间,父亲经历了访问延安、参加国共和谈、创建民建、出任首任政务院副总理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时刻;这期间,父母育下我们姐弟四人。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凡的岁月,父母特定制了紫红色纸夹,父亲亲笔题:“灵珰百札 黄炎培姚维钧共同生活第十三周年开始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六日 北京”。1962年夏父母结婚20年时,85岁高龄的父亲再次沉浸在当年与母亲的激情之中,不禁再次提笔,以其独树一帜、为毛泽东钟爱的黄氏书法抄录了自己信中的诗词,取名“灵珰酬唱集”,母亲也重新抄录了她的诗词,一并放入灵珰百札。

为什么取名“灵珰百札”呢?这得从“灵珰”两字说起。



1942年7月27日,父亲致母亲第100封信。这一天是二人团聚之前最后一次月圆,他俩相约在重庆、贵阳两地同时赏月。欣赏月色之余,父亲写下了六首词,首节如下:

炎培自重庆讯贵阳维钧既毕大学业,将自筑来渝,践白头之约。谓此最后一度月圆,在离别中弥足珍视。约以七月二十六日即农历六月十四日下午八时至九时异地同时赏此月色,而各写所怀,余因成斯制焉。

(一)

佳日兮辰良,
孤月兮双江。
山房兮云树,
张之园兮夜未央。
思佳人兮来迟,
诉家国兮迥肠。
乞灵娥其谛听兮,
愿在耳而为珰。

这首词原名“月诉”,后取末句词意,改名“灵珰”。这即是“灵珰”二字的由来。

我与灵珰百札的不解缘

我与灵珰百札相遇很早,40多年前它就到了我手上。1965年底,父亲病逝。1968年初,我母亲被整离世,灵珰百札便开始由我保存。

1969年11月初,一声“离京”令下,全家人纷纷跑到委托行卖掉电视家具一类家什,然而,文字的遗物我是不敢抛弃的。于是,我携上父母所留遗物包括灵珰百札,随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外贸学院(“文革”后改称对外经贸大学),赴河南信阳固始县,在干校度过了近一年时光。次年的7月算是大学毕业,我被学校军宣队分配到山西太行山上的高平县,随身亦带有灵珰百札。

1985年,已是中国社科院学者的我应邀赴美国,先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访学或攻读学位,我的行囊中依然有灵珰百札。三年多后,它又随我从大洋彼岸回到北京,及至今日。

我与灵珰百札又相识甚晚,直至2009年我才打开它。此前,我不止一次拿出,想打开它,但每次手都在颤抖——如同每次捧出红布包裹的母亲遗骨(特殊年代里曾放在家中橱柜里多年),我始终未敢打开一样。随着逐渐步入老年,我更懂得珍惜岁月,常思所余之年应当做些什么。冥冥之中总有提醒在耳:到了该把父母遗物整理出来的时候了。于是,在我开始保管灵珰百札整整40年后,我开始翻阅半个多世纪以前父母的这百多封情书。2012年底,我和杨晓娟共同整理的《灵珰百札:黄炎培与姚维钧情书家信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而公开了这段从信恋走向婚姻的佳话。

父亲的第一次婚恋

父亲和母亲的通信始于1941年,当时父亲63岁,母亲32岁,二人相差31岁。这是母亲的初恋,父亲则是丧失原配王纠思夫人年余。

父亲的第一次婚姻来得并不容易。父亲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内史第,出身书香世家,少年时家境走向没落。13岁丧母,17岁失父,一年多后,疼爱他的外祖父也去世了。18岁的他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抚养两个妹妹。父亲写的一手好文字,川沙和邻县南汇的书院,他每去投书必中奖金,但仍难以彻底脱贫。到了寻亲年龄,托人寻过几家,都被拒之门外。到第六家的时候,女方王纠思的父亲王筱云是位附贡生,早就读过父亲的诗文,对他极有好感,便许下这门婚事。不久,父亲以第一名成绩考中秀才,遂于1899年与王纠思完婚。二人共同生活40余年。

王纠思为人聪慧,善解人意,尤擅理财持家。父亲长年在外奔走事业,办学兴教,而苛己甚严。他1902年底办川沙小学堂任总理(校长)并授课,不领分文,甚至自带午餐。而后办开群女学、广明师范等,都取之有限。1906年,浦东中学开办,父亲为首任校长,本应领200元薪水却只领80元。长年这种收入状况,不仅对父亲本人,更是对夫人王纠思的挑战。但擅长理财的王应对有方,挺了过来。我的几位大哥大姐到了老年仍对童年清苦的生活记忆犹新:上顿豆芽、下顿豆芽;天天豆芽、月月豆芽。夫君为事业甘心,夫人也从不抱怨,心甘情愿挑起生活重担。北洋政府曾两度下令任命父亲为教育总长,一度任命父亲为直隶省教育厅长,一旦上任收入不菲,但均遭父亲谢绝。他潜心于教育救国,获得王纠思的充分理解与支持。

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辗转内地至川渝,王留守沪上,孰料竟成永诀。

1940年12月王病逝,远在陪都重庆的父亲写下悼妻诗:

谁说天长地久来,吾生万念一时灰。
悲欢聚散寻常事,浑厚精明未易才。
去后茅檐犹待火,来时玉镜不成台。
庸庸四十年闲福,迸作昆鱼永夜哀。

夫人去世后,前来给父亲说媒的人委实不少,但父亲常是一脸严肃,与人不苟言笑,更不触及儿女情长之事。有些小报专门探听名人隐私,当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第三方代表中,黄炎培与沈钧儒同为丧妻之人,故而倍受这些报纸关注,更有甚者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合黄炎培与某著名女子大学的漂亮女校长,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但父亲是有个性的人,他依然沉浸于对妻子的忆念中,他这段日期的日记中,不乏“哭”“大哭”的记载。这种心绪下,谈何再恋再娶!

花甲之年又逢春

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场上得逞一时,对中国更加甚嚣尘上。刚刚丧妻的父亲,更处在国难家亡之际。此时,母亲走入他的生活。

1941年11月,父亲应邀来到贵阳,在大夏大学等处作抗日形势的讲演。大夏大学即今天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抗战期间迁至贵阳。当时母亲在此就读,即将毕业时兼做教师助理,赚些生活补贴。听到熟悉的浦东家乡语调,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母亲备感亲切,她更被父亲的抗日激情所感染,对父亲极为钦佩。

1941年12月21日,母亲给父亲写了第一封信。十分遗憾的是,自我接手保管灵珰百札起,就未曾见过这封情书。但从父亲12月25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母亲这封信的大致内容。母亲表示愿拜父亲为师,父亲回信中说:“师事不敢当”,“炎固乐与青年为友者”。之后的几封通信,父亲称母亲为“维钧”或“维钧学友”,母亲则称父亲为“任之老师”或“任之吾师”。双方来往信的内容多以介绍自己情况和询问对方情形为主,谈不上深入,更不可能有情感的交流。

从第十封信左右,即彼此各有五六封信之后,两人从一般朋友逐渐变为密切的异性朋友。母亲向父亲倾诉自己离乡背井的心境,也叙述自己的校园生活、学习状况,而父亲则向母亲讲述自己繁忙的生活和公务安排,表达一直埋藏于心的忧国忧民情怀。

时年60多岁的黄炎培,从丧父失母的农家孤儿,经历了求学、反清、被捕、逃亡、办学、革命、拒官、抗战、参政等坎坷命运,忧国忧民、救国救民,无疑已是他几十年生活的主题。尤其是在1941年、1942年抗日战争最关键、最严峻的阶段,他的公务以抗日为中心,他的事业以抗日为主题,他的生活以抗日为内容。从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无处不在。而在这方面,母亲可谓与父亲志同道合。对于一位能舍家别乡、不甘做亡国奴的女青年来说,还能有什么比爱国爱家更能引起她的共鸣!

两颗心越走越近。然而,一个是已成就蜚然的知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另一个是尚未完成大学学业的学生,他俩之间的社会地位多么地不相称!但对于一个在事业征程上艰苦攀登的人来说,父亲一旦有这样一个愿听懂他、能听懂他的女性,无疑就是他的所爱。

父亲的求爱信

父亲向母亲求爱了。

1942年6月14日父亲在信中写道:

此小缄内一切希望你暂勿使第三人知。维钧,我确是很爱敬你,这几个月来太亲切了,人生有这样一种需要。过去有什么苦痛,有什么满意,有所得有所失,必以告夫人,不同处时必函告。今我自然而然以待夫人之礼待君,此语君听了勿怪唐突,勿生气。这一首歌是代表我最近对君的观念,中间火烈烈,平坦坦两句自道尚觉真切。自君和我不断地通信,使我精神更兴奋思想更活泼。维钧,我自信对国家,对民族应当负起重责,而此时远没有尽。君今助我了,今后能继续助我么?‘此心白到天堪表’,可以自白(此句现为友人传诵)。维钧,你想我万分热烈而实纯洁的一颗心,不知不觉地输送一切到你身上,恕罪,恕罪!将你的感想复我。




对父亲的求爱表示,母亲是怎样的反映呢?6月25日,母亲复信——

任之老师:

……

我不明白怎的,不知不觉中蒙你这般宠爱?感谢任师厚意,赐物已郑重藏起,信中一切读后凝神好久,接着又理智的分析一下。任师:我觉得你现在不能爱我,理由如下:一、你认识我的时间太短,没有观察到我整个的人,将来发现我有许多缺点时,也许会感到不值得爱。二、诚如你所说的“没有见过面”,一个没有见过的人,怎么能够爱?任师:我很客观的为你着想,贡献你这两点,你以为如何?你是否要不满意我的答复?但是,任师!你不要难过,我有一颗和你一样的心。自从有知识以来,都深深的藏在那里,我又自信很爱国,但深恨力薄,没什么贡献国家,只是识得你为国家的救星,你能担负起救中华的重任。你若真的能因我而使你更兴奋,更活泼,为国家尽更多的责任时,那今后你需要我协助的地方,我必尽力助你的。

……

任师:我和你所处的时代环境中所引起的感想尽相同,而我们努力的出发点亦尽相同。惟吾师的努力,是有理想亦有计划,有计划即能实行,实行后却能收效的。维之所以敬佩吾师到这地步,其中也包含这一点。任师!我自信我只身跑到内地来,是受着爱国心的冲动,到内地后想更努力的正己正人,是目击内地情景使然。任师!我愿追随在你后而共同努力,挽救这危险万分的家……

母亲的心被打动了,她嘴上未称接受,心上却领受了。

父亲写给母亲的是怎样一首歌呢?现抄录如下:

娘子岭下山花一株,白色艳绝 。撷其一朵,胜以山红豆数颗,寄赠我所敬爱的维钧学友。而为歌以送之时太平洋战事再度告捷。

你这花儿呀!天生你在碧涧旁,青峰下。很庄严地天然白玉无瑕。我想:你是秉受着天地的精英,人寰的正气,仗你的贞操,年年苦战那雨横风斜。凭你的智谋,时时拒绝那蝶扰蜂哗。你更没有其他良伴,只有那光莹的夜月和清丽的朝霞。我所不解的,在几千里松灌道上,一千五百三十公尺高的娘子关前,百千万亿山花,何止像恒河之沙!当山风向你轻轻地吹拂时,忽然对我起舞,接着向我微笑,霎那间勾起情丝,种下情芽。说你有心呀,你这般奢遮。说你无心呀,你不是傻瓜。你老不睬那阔绰绰地锦衣公子,绣阁娇娃。偏错爱了我穷书生冷落乌纱。惭愧!惭愧!我只认清你香是国香,色是国色,你所象征着的,是光明灿烂的中华。有识得你的,说你是牵牛一族。牛郎呀!我今指红豆为良媒, 欢送你趁着七二佳期,去投奔那天孙之家。天孙倘说:弥天浩劫中,我俩忍心享受幸福呢!那便答复天孙:人间天上,几多好消息,满装着太平银汉仙槎。天孙!天孙!幸福要自求的,休倚着七襄机短叹长嗟。

父亲用这首歌,用他的爱国激情,用他钟爱万物的热忱,敲开了母亲的芳心。


黄炎培与姚维钧摄于1962年

此爱绵绵无绝期

与许多相爱中的男女一样,一旦确立了恋爱关系,二人不得不马上又面对现实。与当初的主动相反,母亲此时迟疑了。父亲说到他与先夫人育有五男四女、他们与自己年龄相仿时,当听到父亲一个丧夫的妹妹在照管这个家庭时,不乏理智的母亲心感沉重了。

母亲的犹豫与却步,使已对母亲在感情上深深依赖的父亲“病”倒了。乏力、虚脱、昏迷……与平日精力充沛、激情四射时判若二人。母亲获知父亲病倒后,心中的犹豫和迟疑顿时烟消云散,有的只是对父亲的挂念,对自己的自责。于是,感情战胜了顾虑,这场短暂的关系危机戏剧性地结束,二人迅速信订终身。百多封信的收尾几封,都是在商量母亲如何从筑赴渝、父亲如何去迎这些具体事宜,父亲的细腻、周到跃然纸上。

1942年7月,母亲来到重庆,8月16日,二人在重庆张家花园巴蜀中学礼堂举行婚礼,穆藕初、张一麐为证婚人,杨卫玉为介绍人,沈钧儒、江一平等名流参加。黄炎培当场散发婚事经过告亲友书,文中有“佳人易得,同志难求”之句。这是黄炎培对姚维钧的评价,也是对七八个月以来二人通信百多封的感情之旅的评估。从阅人无数的黄炎培之口出语此等评价,母亲足矣!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在通信中还谈到了父亲后来赴延安时与毛泽东探讨的周期率问题。父亲的信上写道:“诚然进而究统治者何以腐败,则实受一种周期率的支配,‘由成功而畏死贪生而失败而冒险而成功’。此乃社会演变的周期率,一治一毙即受周期率之支配。”

父母婚后的第三年,父亲与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著名的周期率对话,提出如何克服历史兴亡周期率的“黄炎培周期率难题”。回渝后父亲口述、母亲执笔写出《延安归来》一书,为此招致反动派抄家。母亲受惊吓,怀胎八个月即早产生下我,只有三斤多重。母亲说,“苦儿有命”,“苦儿有福”。

然而,母亲却无命无福。1965年底,父亲病逝,1968年1月,“文革”中不堪受辱的母亲以死抗争,以死明志,以自己的不屈与生命为二人的感情之旅画上了重重的一笔惊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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