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外交往中的分水岭

艾平   2016-05-08 05:13:52


口 艾平

从非洲开始,中共的交往对象很快布满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随着交往对象的丰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不仅为总体外交做出更大贡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的直接渠道和窗口。


本文作者

突破:从对非政党交往开始

1977年10月,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三局(西亚非洲局)工作。仅两个月之间,就发生了一件中共对外交往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那年12月20日,中央批准中联部、外交部《关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同意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开展交往,突破了以往中共只同马列主义政党建立党际关系的传统做法。其结果,不仅是对非洲的政党交往实现突破,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对外工作都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种突破是如何实现的呢?

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坚持只同共产党来往。中苏论战开始之后,又将许多跟着苏共走的外国共产党视为修正主义党,中断了同他们的来往,转而同一些新成立的所谓“马列主义政党”交往。当时这种做法被称为“支左反修”。非洲大陆相对落后,本来共产党就很少,而原来同中共交往较多的南非共产党和留尼汪共产党也中止了同中共的交往。

与此同时,在莫桑比克等少数通过武装斗争赢得民族独立的非洲国家,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曾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独立以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莫解阵)成为执政党,打算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希望中国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支持与援助。当时正值“文革”末期,中国自身经济相当困难,同时中方一贯认为发展经济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因此未能满足莫方的经援要求。在政治方面,尽管莫解阵自称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莫桑比克人民斗争的实践相结合为指导,并在独立后宣布要将自身改造成工人农民的“先锋党”,还为此更改了名称,增加了一个“党”字,但中方仍认为对方是“民族主义政党”,不能与之建立党际关系。这样,中方在同莫桑比克保持良好国家关系的同时,对莫方建议进行的党与党之间的交往,均以各种理由予以婉拒。而苏联却同莫桑比克建立了密切的全面关系,从而使中莫关系又增加了复杂因素。

1977年末,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当时莫桑比克党政第二把手多斯桑托斯希望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中方不同意,坚持要对方去掉那个“党”字,仅作为政府代表团来访。访问期间,中方给对方安排了很高的规格,请华国锋主席会见。即使如此,对方仍耿耿于怀,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将陪同会见的同志留下来,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他(多斯桑托斯)总称我“同志”,我未搭腔,他肯定有感觉。你们认真研究一下,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是否有利。

华国锋主席的倾向显而易见,于是两部起草了请示上呈中央。中联部、外交部在请示中提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同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团结,主动而又适当地开展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有利于扩大我对非工作面,与这些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动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对其中要求同我党建立一定关系的民族主义政党,在策略上可灵活掌握,在具体做法上可以适当松动,可以有选择、有重点地以我党的名义同他们进行一些联系和往来。这样做的出发点是进一步加强同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团结,扩大反帝、反殖、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


吴学谦会见索马里客人

起步:与索马里革社党率先交往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革社党)成为我党最早开展友好交往的非洲民族主义执政党之一。

索马里革社党成立于1976年7月1日。索马里独立初期,曾实行多党制。1969年10月21日,西亚德·巴雷等人发动政变,成立最高革命委员会,禁止原有80余个政党活动。同年11月,最高革命委员会设立公共关系办公室,负责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1973年10月,西亚德宣布要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建立“新型政党”。1974年,公共关系办公室改组为政治办公室,除在国内举办短期干部培训班外,还派人到苏联、东德、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学习。1975年,最高革命委员会下设的社会和政治事务委员会在苏联“党务专家”的帮助下,开始起草党纲和党章。1976年6月27日—7月1日在首都摩加迪沙召开建党大会,宣布建立革命社会主义党,出席大会的约3000名代表成为第一批党员。大会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西亚德在大会上宣布解散最高革命委员会,由党领导全国事务。此后,党的中央委员被派到全国各地,宣传党的宗旨,吸收新党员。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州、区党代表大会,选出领导机构,改组原有政权机构。

革社党在建党过程中曾受到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的重大影响。早在1971年,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就曾应邀派团出席苏共二十四大,同苏共建立“准兄弟党关系”。然而70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发生政变,不久苏联即转而大力支持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政权,减少了对索马里的支持。1977年11月,由于苏联和古巴在索埃之间爆发的欧加登战争中公开站在埃塞一边,西亚德宣布废除索苏“友好条约”,革社党与苏共的关系随之恶化。

与此同时,革社党一直对中共采取友好态度。革社党一成立,西亚德就于1976年7月23日以总统兼革社党总书记的身份致电中共要求建立联系。索马里驻华大使卡欣也为此事多方奔走,转达索方要求中方介绍经验、帮助培养干部的愿望。由于中共当时只同马列主义政党来往,遂由对外友协出面,于1977年6月接待了由革社党中央委员、中央保安局长率领的友好参观团访华。1978年4月,西亚德总统来访,再次提出同中共建立关系的要求,随同来访的副总统、革社党助理总书记伊斯梅尔同中联部部长耿飚进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友好联系。同年5月,应中联部邀请,革社党中央社会事务局长法拉赫率领党的干部代表团访华。这是中共直接以党的名义接待的第一个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代表团。1979年12月,以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为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索马里。

亲历:一名“群众演员”眼中的中非政党交往

在同非洲国家执政党交往的初期,我只是对外交往一线的一名普通外事干部,用周总理的话说,就是“国际舞台上的群众演员”。“群众演员”的乐趣之一,是以剧中人的身份目睹周围上演的活剧,在明星的身边一睹他们的风采。这里讲两个故事,从中可以看到中共同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交往初期的情况。

1982年10月,刚刚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中联部副部长李淑铮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应邀出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二大,我有幸作为翻译陪同前往。中共代表出席坦党二大的主要任务很明确:在会上宣读中共中央的贺词,并向坦党领导人通报中共十二大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尼雷尔主席的会见,安排在大会开幕当天的上午8点。

当我们按时来到尼雷尔主席在达累斯萨拉姆郊外的住所时,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功楷等已先期抵达。这是一所其貌不扬的平房。会见将在与正房相通的一座凉亭中进行。那里陈设的家具十分简陋:一把高背木制扶手椅看来是总统专用的,放在凉亭一角,三面围放着几张木制长条椅,看来就是让客人落座的地方了。

稍候片刻,尼雷尔总统来了。他微笑着同我们一一握手。尼雷尔的名字自60年代起就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熟悉,他来华访问和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时几十万人夹道欢迎的场面,通过新闻纪录片的传播,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当我终于有机会同他正面相对时,却感到他比想象的更显苍老。

李淑铮同志对这次期待中的会见早有充分准备,大家落座后她便娓娓道来。她转达了中共领导人的问候,条理清晰、语言简洁地通报了十二大情况,还讲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特别是对毛主席功过是非的评价。

看来当时尼雷尔总统兴致很高。他对中共派代表与会表示热烈欢迎,感谢李淑铮同志通报的情况,随后又谈起源远流长的坦中友谊。他特别提到,毛主席逝世后,有一段时间他对中国将来的发展趋势有过隐忧,担心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搞非斯大林化的情形会在中国重演。后来他去中国访问,会见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亲自向他阐述了中国党对毛主席功过是非的评价,这才使他放下心来。

说到这儿总统话锋一转:“你们不要看今天他们对我颂扬、欢呼,天知道我死后他们会怎么骂我。我不是神,但也不是魔鬼。我是坦桑尼亚人民的领袖。难道能说坦桑尼亚人民20多年一直在追随一个魔鬼吗?”

听到总统这些有点激动的话,我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觉:这位为坦桑尼亚人民的命运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伟人似乎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曾几何时,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曾迎来一段兴高采烈的日子;发表《阿鲁沙宣言》,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努力引人注目;以非洲彻底解放为己任,奉行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作为曾使世人刮目相看。然而事实证明,争取经济进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牺牲精神,还要有必要的国内外主客观条件以及更多的坚韧和远见卓识。

几十分钟的会见很快结束了,总统起身送客人离去。我望着这位垂垂老矣的伟人心里想:历史会作出公正评价。

尽管中共开始同非洲国家执政党交往、从而在实践中改变了只同共产党交往的做法,是因为同莫解阵党的关系这一具体问题促成的,然而两党之间第一次直接交往却是在1983年4月。当时,中共中央派出以中央委员伍精华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四大,我又有幸随同前往。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显得比达累斯萨拉姆更漂亮。蔚蓝的大海,万里无云的晴空,一丛丛、一片片怒放的三角梅,幽静的别墅区,高大的建筑群,宽阔的林荫道,都使人感到同想象中的非洲相去甚远。但商店中空空如也的货架,葡萄牙人逃离时留下的“半拉子工程”(他们已经走了八九年了),又告诉人们,这个新兴国家仍有诸多困难,政策中也不乏问题;而街头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进入大会会场的严格保安措施又提醒人们,莫桑比克存在着严峻的安全问题。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前右二)等迎接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前右一)访华

莫解阵党四大的会场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很现代化的礼堂。会议期间,莫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外国代表团团长在主席台上就座,台下是大会代表,外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及随行人员都安排在二楼上,会议提供五种语言的同声传译。

大会开幕那天,莫党领导人全部身着黑色大礼服,使会场平添几分肃穆。会议开始不久即由萨莫拉主席作报告。他在报告过程中不时放下印好的讲稿,滔滔不绝地临场发挥。他针对代表中有很多人是农民、工人和莫解阵老战士这一特点,时而做生动、浅显的比喻,时而做入木三分的剖析,话语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再伴以飞扬的神采和有力的手势,始终把控着全场的情绪。当然,这也打乱了预定的时间安排,使会议拖得很长。

经过几天马拉松式会议,莫解阵党四大终于如期闭幕了。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在总统官邸的花园里举行了盛大的露天招待会,大家都为会议的圆满成功感到高兴。席间,萨莫拉主席发表了祝酒词。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他最后高举酒杯用中文说了一句“干杯!”

第二天,正当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启程回国时,莫方官员前来通知:萨莫拉总统将于午前会见中共代表团。于是我们再度来到总统官邸。

总统官邸已无昨晚的热闹,显得幽静、深邃。礼宾官带我们来到外间休息室,示意我们坐下稍候,自己进去联系。一会儿,里间的门打开,我们走进屋里,这时笑容可掬的萨莫拉主席正朝门口走来。他身材不高,但显得很结实,两眼炯炯有神。他身后是莫解阵党外事书记希萨诺。合影留念后,总统拉着伍精华同志的手在一个长沙发上坐下。伍精华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对莫解阵党四大圆满成功和萨莫拉再次当选主席表示祝贺,总统表示感谢。很快,谈话就变得更无拘束了。其中一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萨莫拉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多少马列的书。我们是通过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许多指挥员都是“南京”(军事学院)培养出来的,在我们的营地有很多毛主席的书。

会客室中不时响起他爽朗的笑声。在整个会见过程中,希萨诺几乎一言未发。

三年之后,当我在美国参加非洲研究学会年会时,传来萨莫拉总统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的消息,与会的一些学者自发地举行悼念活动。会上,有的人从理论角度阐述莫桑比克实践的意义,有的回忆起在莫桑比克工作的往事,最后大家一道深情地唱起《我们绝不动摇》。看到一位“通过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非洲伟人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仰,我感到一丝欣慰。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各条战线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紧迫任务。在党的对外交往方面,重新确立正确方针的努力,最早是从1977年夏天讨论恢复同南共联盟的关系开始的。然而,笔者认为,1977年底经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于1978年正式开始进行的、同非洲国家当时被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政党”的交往,在中共对外交往史上更具“分水岭”意义。这是因为随着交往对象逐步扩大,引发了有关交往目的、内容、形式、方针等一系列变化。从那时开始,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目的,不再是“支左反修”,而是要服务于党自身的需要和国家的总体外交。由于意识形态不尽相同,就要更加善于求同存异,寻找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和实现方式。从非洲开始,中共的交往对象很快布满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随着交往对象的丰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不仅为总体外交作出更大贡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的直接渠道和窗口。(待续)


邓小平举杯欢迎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访华

上一篇回2015年9月第9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中共对外交往中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