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的“抗战墙报”及背后的故事

许礼平   2016-05-08 05:12:12


口 许礼平


抗战墙报——《大家看报》

“墙报”何人所作?

这张墙报(右图),题为《大家看报》,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5日第27期,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编制。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是何种团体?“第八集团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建于1937年8月,首任总司令是张发奎。1938年初,该集团军转为军事委员会直辖兵团,该集团军的“战地服务队”则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张发奎驻上海浦东时请郭沫若帮忙筹建的政工队伍。郭沫若受张委托,并得到周恩来的指示,于是会同上海中共党组织刘晓、潘汉年、钱亦石、夏衍等,动员组织一批文化界人士和热血青年,到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建立“战地服务队”。首任队长是周恩来推荐的钱亦石,创建时间是1937年9月25日。“战地服务队”的宗旨是“动员战区民众,实行军民联合抗战”,任务在于“宣传调查,沟通军民意志”。

钱亦石是中共早期党员(1924年4月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入党),其所率之文化队伍包括杜国庠、何家槐、林默涵、左洪涛、柳倩、刘田夫、孙慎、唐瑜、沈振黄、杨应彬、郑黎亚、沈丹风、郭弼昌、杨治明等人。服务队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员,更有不少是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1937年10月12日,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共在“战地服务队”建立特别支部,书记是左洪涛,直属长江局领导。在“同仇御侮”的大时代中,这是国民党部队中唯一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队。这支队伍随第八集团军沿浙、赣、粤、桂进发,从事抗日宣传。

还须一提的是,张发奎不是黄埔军校出身,非蒋介石嫡系,他明知道“战地服务队”的班底是共产党员,但也默然接受。他在回忆录中说:钱亦石曾“坦诚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而且钱亦石向张声明:“在战地服务队,我将主要聘用共产党员。”钱还问张“是否害怕使用中共党员”,张“清楚地告诉他,我不怕”,更说 “我不在乎,我们现在共赴国难”。


“墙报”意义非同一般


杨治明贴墙报(1938年)

现存的这张“抗战墙报”,是由“战地服务队”三位队员在湖北阳新编制的,其内容由郭弼昌与杨治明合力手写,插画则为队中美术股的沈振黄所作。在那文盲居多的穷乡僻壤,以粗劣的白报纸,没有机器印刷,只是手写笔画,居然能做出这样一份“墙报”,况且与事者只三人,且都是共产党人,意义更是非同一般。

“墙报”不是一件寻常之物,因为它是国共之间“同仇御侮”的时代见证。再者,能在数十年的战火纷飞中幸存下来,确实是件大难事。普天之下能有多少经过战火洗礼而岿然幸存的“政治墙报”,更何况是“文化名人”所手写的呢。别看那墙报纸败色颓,这当中却会感受到一股“时穷节乃见”的凛然之气。“墙报”背后牵系的人和事,更是令人为之感喟、唏嘘!

话说,在上海有个钱化佛,他是无独有偶的“墙报”藏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第1109则中曾说到他:“抗战时,上海沦为孤岛,凡敌伪所出告示,钱化佛都一一揭取。揭取必于昏夜,防人发觉也。先以水湿润,然后以轻捷之手法为之,尤以雨夜为宜。直至抗战胜利,先后具有系统,共一百数十幅,悉归公家保存。当时其冒险行径,并家人不之知,盖知则必加阻拦,不能达其目的矣。”由上述文字,可见揭存“墙报”之难。但笔者收藏的这张墙报却与此不同,它是很“阳光”和“正面”的。据该墙报的主编杨治明先生回忆:“新墙报张贴时,我们便把旧墙报揭下,珍惜得很。本文刊出的一张,就是难得的战地珍品!”

杨先生既说对墙报“珍惜得很”,又说是“难得的战地珍品”,事隔40多年后又将其刊诸书上,由此可见其对“墙报”的款款深情。可惜,笔者和杨治明先生虽然稔熟,也曾在他指导下共过事,却从未直接问过杨先生对“珍品”的“珍惜”是到了何种程度。直到十多年前,杨先生在九龙商务印书馆作个人书画展,当时全场瞩目的就是这张“墙报”。但可惜的是,它只是展品而非卖品,观众都欲购无门,只有我仗着是杨公“旧部”的缘故,大胆几度相求,才承蒙杨公割爱。佛家有言“爱别离苦”,我从杨先生的表情上看到了!

从此,这张“墙报”进驻寒斋。闲中开箧,检读神往。这“墙报”的纸败色颓,是抗战时期物资匮乏艰难的最好明证,也是“国共相携,共御外敌”那段历史的庄严见证。

杨先生曾说过,“新墙报张贴时,我们便把旧墙报揭下”,但这“揭下”之后,却并不是由杨先生作第一手收藏。杨在其所著《杂志·画报编辑与设计》(南粤出版社,1986年7月版)中回忆说:“本书珍贵史料《大家看报》承北京沈丹风、郭以实见寄,重见40多年前的战地墙报,得见郭弼昌的字迹、沈振黄兄的战地漫画。他们都已牺牲在战争年代,空留遗作感后人了!”杨治明说的那番话,可以说明 “墙报”第一手收藏是在沈丹风手上。至于沈丹风转赠给杨治明,那是后话。

至于文中提及的郭弼昌,也作个简单的介绍。他的生平资料极少,在《特支十年》末章有“中共特支成员简况表”。其中写道:“郭弼昌,男,1938年6月参加战地服务队,后任张发奎长官部的连指导员、附员,1940年夏撤出。1939年在战地服务队入党,1945年病故。”


沈振黄绘:战地服务队写标语场景

沈振黄与《抗日军人休息站》

“墙报”从沈丹风手上转赠给杨治明后,才开始让人知道它的存在。以后,杨先生作展览,令“墙报”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而墙报中的插画《抗日军人休息站》又成了焦点中的焦点。

这幅插画的绘者是沈振黄。沈振黄(1912—1944),原名沈耀中,乳名粹官(他的画作有署一“粹”字),浙江嘉兴人。其父沈辛嘉曾赴日本学习军事,入同盟会,后参加辛亥革命。抗战期间,因拒当汉奸被打至残。育有三女三男,沈振黄为长子。

沈振黄原在上海中法工学院专攻机械专业,“九一八”事变后即离校参加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曾为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画封面得奖,又因探索木刻版画之道而与鲁迅通信结缘 (见《鲁迅书信》1934年10月24日)。鲁迅逝世时,沈振黄赶去上海万国殡仪馆哀悼,并拍摄鲁迅遗容和出殡照片,刊诸上海报刊。1937年12月,经夏衍介绍,沈振黄参加了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任美术股股长。次年开赴武汉,继往广东惠阳。1939年秋,在广东曲江入党,属南方局领导的特支成员。他所到之处,就是爬梯在墙壁上画抗日漫画。1944年6月,田汉、邵荃麟在桂林成立文抗队,沈振黄亦是其中一员。同年11月,他负责护送文化界人士疏散转移。25日,日军逼近柳州,沈振黄和两位战友护送妻儿等人员最后撤离。当时车已满员,半路有老妇要求上车,沈让出座位,自己爬上车顶。当汽车急驰拐弯时,沈从车顶摔下毙命,时年三十有二。其遗体由演剧队田汉等友好运到独山,薄葬在公路边。夫人朱曼琪因哀恸而致早产。

1945年4月1日,重庆文化界人士在夫子池忠义堂为沈振黄举办追悼会,柳亚子、沈钧儒、茅盾、郭沫若、夏衍、金仲华、范寿康、丰子恺等200余人参加。沈钧儒主祭,复题挽联:“小己生命轻一掷,服务精神足千秋。”郭沫若在开追悼会前题挽联:“民主前途欲明还暗,我兄高义虽死犹生。”其后,《新华日报》刊登宋云彬、夏衍、王亚平、徐迟、马蹄疾、孙源等悼念文章。1950年,中共中央华东局追授沈振黄为革命烈士。

关于他的为人,他的朋友们也从多方面进行评论。

夏衍在《悼振黄》中说﹕“他的死,在旁人看来是壮烈,是太可惨。可是在他,也许并不觉得这样吧。因为,从他参加社会活动以来,在人生的旅途中,他也是一直地‘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别人’,而甘心情愿地自己爬在既不舒服而又危险的车顶上的。”还说﹕“在许许多多激昂慷慨的人群中,他没有给我不平常的印象。抗战开始,他要我把他介绍给钱亦石先生领导的战地服务队,他的态度是平静到一点点‘慷慨从军’的痕迹都没有的。”

徐迟曾回忆他:“我记得他满面阴云,说话声音也低沉:‘我还是回香港去,他们在香港过得好舒服,我不说物质生活,我说精神生活上,让我回香港去吧?’这时我听到他妹妹数落了他一顿:‘你这是逃兵的行为!’”……“他的妹妹却猛烈地打击他,辛辣地奚落他,无情地批判他,‘你不要我们×战区政工队了吗?还有你看,他,你好意思离开他,一个人逃向香港去。’这样相持了很久,我们上路了,他跟着,忽然他的动摇了的心情又坚定了。”(徐迟《为纪念沈振黄而写》,1944年12月 )


抗日军人休息站

上文中所提到的沈的妹妹,就是沈丹风,即是以“墙报”寄赠杨治明的人,当时也参加了战地服务队(后来改称“第四战区政工队”)。后来她活到88岁,本文的一些资料就是得自她和杨治明的通信。

再回到这幅插画上。从画风而言,沈振黄很受丰子恺的影响。沈死后,在重庆的追悼会上,丰子恺是副主祭,似乎两人的关系不只是私淑,可能亦师亦友吧?

沈振黄画的是湖北阳新的茶粥站。他是有所本的。左洪涛《忆特支十年战斗历程》中说道:“湖北阳新茶铺,是个地当要冲的小镇,过境部队如潮水似地涌来涌去。附近民众因害怕军队拉夫扰民,逃得十室九空。战队派了两位女同志到那边工作,一方面动员民众回家,一方面禁止过境部队拉夫。民众慢慢地回来了,只要求军队不拉夫,什么救国工作都干。他们那种纯朴的爱国热情,令人感动。于是我们就商定召开了一个妇女会,讨论怎样帮助军队。有人提出设茶粥站,每家轮流烧茶烧粥,招待过往士兵。有一次,几个挂彩的弟兄路过这里,当村里的妇女拿茶拿粥给他们时说:‘同志!你们辛苦了,你们是打日本鬼的呀,好好休息一会吧!’有个挂彩的弟兄听到这么讲,感动得流泪了。他哭着说:‘我养好了伤一定再去打日本鬼,不打走日本鬼,我死也不回家。’妇女们在战地交通要道设立茶粥站,影响是很大的。于是我们每到一地,就尽可能地动员民众设立茶粥站。”沈振黄《抗日军人休息站》画的正是两位受伤的军人受到老百姓的照顾和爱戴。题中所称“抗日军人”,也有意笼统地涵盖了国共双方的抗日军人。

甚为遗憾的是,沈振黄在其流星一耀的人生中,留下的遗墨少之又少。20世纪80年代末中共嘉兴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集《沈振黄》一书时,曾作慨叹:“遗憾的是,由于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环境所致,沈振黄大批宣传抗日的漫画及一些著作等没有能很好地保存下来,无法征集编辑进这一本小册子。”

“请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老乡听,就是《大家看报》”

再说回这张墙报的文字内容。墙报头条是《军民合作》 ,还有《军民合作歌》。战地服务队的宗旨本来就是“动员战区民众,实行军民联合抗战”,墙报作者贯彻此一宗旨,呼吁“军民合作”。墙报是给农村民众看的,也灌输一些战时实用知识,如报头下的一篇《躲飞机的方法》,就是以七言韵语出之,让读者容易记诵。左上角《注意清洁,保重身体》也是以五言韵语讲卫生常识。还有劝说戒缠足陋习的《放小脚》,短篇新闻报道《老百姓吴兴厚爱国的新闻》等等。右下角有三行提示:“请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人听,讲给不识字的人听。”反映那个时代的农村,文盲居多。作者杨治明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讲及此事,为便于读者理解,迻录于下:“记得1938年秋,在湖北阳新战地工作,我和郭弼昌大哥哥合作编写战地墙报《大家看报》。在编写之初,大哥哥问我:《大家看报》到底是谁来看?我信口应答:‘当然是识字的人才来看。……请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老乡听,这不就是大家看了么?’作家何家槐在一旁听了,还夸我脑筋转得快,是块编辑料子。”

我们看看这张墙报,制作非常认真,文字很讲究针对性。杨治明说:“大哥哥(郭弼昌)和我谈到针对性的问题,他说宣传抗战大道理,须结合农民切身的小事情,才有一定的针对性。”“每次写稿之前,大哥哥总是先听听我反映农村的见闻,从中找到命题。每次写好稿子,也是先念给他听,顺不顺口,中不中听,有点抝口别扭都要重写,最后才用正楷书写在白报纸上,还请漫画家沈振黄插画,一点不能马虎,因为要给大家看,不是叫人不喜欢看。”


1938年11月13日,战地服务队在湖北宋埠至浠水途中的小镇贴标语作者系香港翰墨轩出版公司总编辑,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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