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前的乞和活动

戚厚杰   2016-05-08 05:10:54


1944年以前,日本在军事上占先、国民政府失利的情势下以战逼和,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层层加码,提出种种极为苛刻的条件。时过境迁,形势大变。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战争机器崩溃的征兆已日益明显,无奈之下只得主动开始向中国乞和。

口 戚厚杰


1944年6月,美军B-29机群在中国机场装弹,准备远航轰炸日本本土

战争形势江河日下,日本人打起了乞和的算盘

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战争机器崩溃的征兆已日益明显。它虽然在中国、在南太平洋各地还占领着大批土地,但美军的猛烈反击正步步向日本本土逼近,中美英也联合起来向在中缅印地区的日军发起反攻,日本的军事形势江河日下。在日本国内,国力枯竭,民生困苦,人民的厌战反战情绪四处蔓延,战争已失去必要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实际上已无法再打下去了。

此时,日本的很大一部分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深深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淖不能自拔,对其战争全局越来越不利。因此在中国实现停战,缩短其军事战线已成为日本越来越迫切的需要。1944年秋,日本在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进行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的同时,把向中国乞和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1944年7月,小矶国昭内阁上台后,为摆脱军事上的困局,于 9月5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讨论了向重庆国民政府乞和的问题,具体条件如下:

一、实现全面和平后中国与美英的关系:以中国之善意的中立为满足;由中国方面促使在华英美军队自动撤退。

二、蒋汪关系: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但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国内的问题,由双方间直接谈判。

三、日华条约的处理:废除日华同盟条约,全面和平后另行缔结以日华永久和平为准则的友好条约。此时,对中国内政问题一切不予干涉。对延安政权及共产党军队的处理亦以上述准则处理之。

四、撤兵问题:如在华英美军队撤走,帝国亦全部撤兵。关于其实行方法,应根据停战协定。

五、满洲国问题:关于满洲国,不变更现状。

六、蒙疆问题:作为中国内政问题处理。

七、香港及其他南方地区的处理:香港让交中国。关于南方权益另行考虑。

八、将来的保障:中国方面关于对帝国的保障要求尽可能满足之。帝国对中国的保障要求,为了对付再次侵入中国的英美军队,允许派必要的兵力。

日本提出以上条件,其目的甚为明确:维持七七事变前在中国已得的权益,挑拨中国同英美国家间的同盟关系,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幌子,加速国共、蒋汪间的矛盾,在中国制造混乱。

为了保密,小矶内阁下令乞和联系这件事只在总理和外务大臣直接掌握下进行,其他形式一律禁止。为了尽快同重庆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小矶在组阁时曾一度邀请宇垣一成大将入阁。宇垣曾任外务大臣,对外交特别是在对国民党方面的联络上有一定经验。1938年,他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时,曾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秘密接触和谈。由于宇垣拒绝入阁,小矶只得让宇垣以个人名义到中国试探同重庆方面联系。于是,宇垣假借视察为名,邀他陆军大学第十四期的同学、“中国通”坂西利八郎一同前往中国。

坂西利八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与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因善于钻研中国问题而被调入参谋本部,旋即又被派往北京,以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身份刺探中国。在人称日本军中“第一代中国通”的大间谍青木宣纯的引荐下,他结识了直隶总督袁世凯,并被聘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宣纯被调往中国东北,在北京的谍报工作即由坂西负责。坂西与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建立联系,由段将每天收到的各地情报送交坂西,然后择要译成日文送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再转报东京参谋本部。日俄战争结束后,坂西奉调回国,出任野战炮兵第九联队联队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参谋本部立即再度派坂西去北京任公使馆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在北洋军阀掌控北京政府的十多年间,坂西广泛结交了北洋各派系的军阀、政客,向他们渗透日本内阁的意图,干预中国政事。如在段祺瑞执政期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为控制段政权而签订的“西原借款”,就是坂西牵线促成的。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开始,经过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到黎元洪二次上台,再到曹锟、段祺瑞,前后更迭七任总统,坂西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策划,始终为当权者所赏识和重用,故日本公众舆论称他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

1944年9月中旬,宇垣和坂西同行,从东北开始,先后到华北、华中活动,寻找乞和契机。当时因豫湘桂作战正在进行,重庆方面受到的军事压力甚大,无心和谈,宇垣、坂西二人无功而返。

“缪斌工作”难产,小矶国昭下台

小矶不甘心就此作罢,打算直接出马。1944年11月,汪精卫在风声鹤唳中死去,汪伪政权中的大小头目如丧家之犬,纷纷另寻门径,其中尤以缪斌最为迫切。而这时日本因急于乞和,就想到委托汪伪政府的人利用“老关系”去制造直接会谈的机会。于是,缪斌的活动和日本的需求一拍即合。

缪斌,字弼丞,江苏无锡人。抗战前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等职,是当时国民党内的大红人。1932年,缪在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的任上因贪污去职,旋去日本。他对日本的武士道推崇至极,撰写了《武德论》宣扬武力就是道德,公然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张目。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缪即降日,任华北伪政府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1939年南下投效汪精卫,任汪伪政权立法院副院长。对于缪朝三暮四的面目,日本人知根知底,因此向来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缪斌眼见日本的侵略战争摇摇欲坠,汪伪政府呈土崩瓦解之势,便由南京窜至上海。他一面翻脸对南京伪政府进行痛斥,一面派其儿子赴重庆同蒋介石方面联络。

1944年10月初,缪斌找到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向其表示:“我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愿为日华和平谈判而尽力,因此请从中斡旋,允许再度使用被日本宪兵队封闭的无线电台。”

今井武夫参与侵略中国的战争多年,多次参加、筹划了对汪伪的收买和对蒋介石的拉拢、诱降等行动,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他对缪斌的身份十分清楚,认为缪的行为充其量只不过是充当谋略机关的喽啰而已。但鉴于当时的形势,对华乞和是被日本认为非实现不可的最高政策,因此他允诺了缪的要求,并同宪兵队斡旋同意缪使用无线电台。不过,由于今井对缪一直抱不信任的态度,所以暗中密令电波探测机对缪的活动进行监视。



日本培养娃娃兵


日本少年兵


果然,缪斌使用无线电台后并没有同重庆方面联系日本乞和的事,只是同战线附近的电讯所交换了几次物资买卖的情报而已。但缪趁此机会在南京放出空气,说:“日本政府在小矶总理大臣和绪方竹虎情报局总裁主持下,以缪斌为居间人,有自行推进日华和平谈判的意向。”一时间,此消息在南京炒得沸沸扬扬。缪斌此举无疑就是利用日本急于乞和的心理,以从中充任掮客,将来也可向重庆方面邀功。

重庆方面对日方的乞和要求是了解的。不过,由于当时日本方面军事压力太大,况且自抗战开始后,日本方面向来都是把和谈作为军事打击的辅助手段,加之其内部意见不统一,因而对日方的要求基本上不予理睬。但从日本方面来看,由于此时战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乞和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缪斌似乎还真找不到合适的联络人了。

由于“缪斌工作”光打雷不下雨,日方有关人员对他的“工作能力”表示了怀疑。1944年12月10日,今井武夫和日本驻汪伪大使谷正之回东京拜访小矶国昭,谈了对缪的看法。小矶表示“这次的和平工作,恐怕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万一失败,将会造成第二次机会不可再得的局面”,表现出“对缪斌的留恋意外地坚决”。小矶的表现也正好说明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日蹙,急于在同重庆乞和中寻找出路的心态。

1945年1月,小矶派其士官学校的同学山县初男来华,继续进行乞和活动。山县到南京后拜访了今井武夫。今井非常直率地谈了他对缪斌的看法。此后,今井又通过出差来南京的《朝日新闻》记者池田源治向国务大臣绪方竹虎转告其对缪斌的观点。不过,由于此时日本再没有其他的乞和途径,所以还是认为“缪斌工作”不能停止。

1944年,在欧洲与太平洋对德日法西斯反攻作战一片凯歌声中,国民党在豫湘桂会战中反而遭到惨败,日本借此机会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国民党的糟糕表现成为国内外特别是美国盟友批评的对象。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制定最后对日作战的方针时,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会上,罗斯福为拉苏联对日作战而牺牲中国的权益,损伤中国主权与尊严,蒋介石闻后十分震惊、痛愤,失望之下不得已使出了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撒手锏。

此时,华中、华北敌后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作战成效卓著,影响很大,日本投降后,谁先控制日占领区,谁就有可能控制整个中国。蒋介石担心日本崩溃后共产党的势力将难以控制,所以想让日本在保留一定实力的情况下投降。因此,蒋介石也需要缪斌做他的一个棋子,以解决在国际、国内的窘迫处境。因此可以说,“缪斌工作”是日本与重庆的蒋介石双方共同需要的结果。蒋让心腹戴笠与缪斌联系,让缪放手去干。

蒋介石提出的与日本单独讲和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解散伪南京政府、取消“满洲国”国号,中国即可与日本单独签署和平条约。缪斌深知此事绝非儿戏,因此要求戴笠提供保证。戴笠向蒋介石请示后,蒋介石下了一个手令,“特派缪斌为代表同日本政府协商和谈”。

日本小矶国昭内阁对中国的方案很感兴趣,有接受蒋介石所提条件之意。当时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几十万大军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此外和中国单独讲和还有助于瓦解同盟国阵营,在外交上也是一大胜利。

1945年3月初,小矶国昭让缪斌飞往东京。缪斌一到东京,便住进了日本的迎宾馆,一些要人陪同其观赏樱花,并与之合影留念等,总之,一切都是破格的。

3月16日晚,缪斌与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会谈,缪立即向日方提出了中日全面和平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如希望实现和平,必须先实行曾提过的和平前提条件,即取消伪南京政府并建立留守政府;留守政府成立后,首先请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政府停战和撤兵;以后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通过留守府,开始对停战及撤兵问题进行谈判,待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后正式发表之。

缪斌以中间人的身份向日本提出了以上条件,但日本人也不傻。内阁一些人提出,如果按照这些条件去做,一旦南京汪伪政府取消改为留守政府,而与重庆方面的谈判又不成,犹如泼出去的水,局面将不可收拾,而改编成立的留守政府又将由缪斌一伙人所控制,局面更坏。还有人提出,既然小矶内阁与重庆方面乞和的决心这样大,不如甩开缪斌居间人,直接与重庆方面接触,从正面进行谈判。

3月31日,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会人员提出了对缪斌的不信任和日本不能单方面撤军的理由。有的人甚至对缪的身份及和重庆的关系提出质疑。一时间,小矶内阁骑虎难下,进退两难。4月3日,日本天皇就缪斌工作向小矶国昭进行询问时,对小矶进行了责难。5日,小矶内阁辞职。

随着小矶内阁的垮台,缪斌也被赶出了日本。缪回到上海后,到处吹嘘自己受到日本人的热情招待,拿着与皇族东久迩宫及其他日本高级官员并肩合影的放大照片到处招摇。未几,日本战败投降。缪又立马变了一副嘴脸,大讲自己怎样到日本促其投降,为国民党政府不惜奔走,是有功之臣。不仅如此,他还到处大讲和蒋介石的关系如何如何,蒋封了他什么职务、交给了他什么任务,等等。在抗战胜利的形势之下,缪斌作为臭名昭著的汉奸,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缪斌不识时务反而大讲特讲,无疑等于让蒋下不来台。尤其是蒋背着盟国单独派人与日本媾和这件事如被抖搂出来,蒋将无法解释,颜面尽失。因此,抗战一胜利,缪作为汉奸首先被捕,并于1946年5月21日作为一号汉奸被处死。


抗战胜利后,缪斌接受审判

最后的“乞和”

当初,小矶急于通过缪斌这样的人物向中国乞和而丢官弃职,说明日本在战局上的多重危机,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地步。时至1945年,随着盟军的反攻,日本的丧钟已经敲响,上上下下都在谋求出路。

1945年4月7日,铃木贯太郎接小矶国昭任总理大臣,东乡茂德出任外相。此时,欧洲战场上的德意法西斯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太平洋上的日军也节节败退。为了尽快在中国摆脱困境,铃木内阁于4月下旬决然抛开南京伪政府,要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的工作,以求停战”。

这次乞降活动是通过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和国民党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之间进行的。其实,早在1944年11月汪精卫在东京病死之后,南京伪政府的大小头目已鱼走鱼路,虾走虾路,利用各种手段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

1945年2月,伪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揆一会见今井武夫,向其介绍了由何柱国派来的一个名叫吴树滋的人。吴是杨揆一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来南京前,吴受重庆方面的指令而与日方接触。不过,当时因小矶内阁正专心于“缪斌工作”,今井与吴的联系与会谈只能私下进行。

到了5月,日本的乞和念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今井于是把与吴树滋的联系向日本政府作了公开,日方随即责成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日方认为,现在能直接同重庆方面的要人进行会谈,即使不成功,也有可能从该项工作中寻求其他的门径。

于是,今井武夫加紧了同何柱国的联系。5月中旬,吴树滋奉令向日方非正式提出中国方面的原则,大致内容是:

一、日本无条件地从山海关到广州的中国本土上全部撤兵。

二、日军今后经中日协议的条件,从满洲撤出兵力。

三、中国不妨害日军在中国以外战场上的行动。

以上条件同日本于1944年9月5日提出的条件基本相近。事后吴树滋向何柱国作了汇报,今井也积极准备同何柱国直接会谈。

6月中旬,吴树滋通知今井到河南沈邱何柱国的驻地进行会谈。7月4日,今井一行从南京乘机出发,当时连降大雨,制空权又被中美空军掌握,其座机差点成了中美空军的猎物。今井冒着被击落的危险不远千里乞和的行为,与抗战开始时日军的傲慢和狂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7月9日,今井一行辗转来到河南沈邱新集站第十五集团军驻地,与何柱国进行会谈。

会谈中,今井认为已和吴树滋谈过的问题不必再重复,于是提出:“日本希望两国直接和平谈判,对此中国方面是否有接受的打算?”还说:“日本以维护国体、保全国土为绝对条件,这点若不被采纳时,则决心继续交战到底。同时,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想努力做到不违背对他们的道义关系,但想知道中国方面如何设想。”今井像个交易场上的老手,一开始就把价格提得挺高。

何柱国在回答时,一开始便拒绝了中日两国单独和平的可能。其答复要点为:

一、在《开罗宣言》以后的今天,日华单独和平无论如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国和平,那么必须同时要把世界和平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希望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早日结束战争。

二、日本如果有什么要求,中国可以把日本提出的问题转达给盟国。蒋介石同意日本天皇制度继续存在,并对各国首脑说明这一点。

三、战后日本要从满洲以及海外撤回兵力。朝鲜、台湾、库页岛等必须让出来。以上这些事已经盟国协商完毕,所以没有再度更改的余地。

此后,今井和何柱国又进行了三次会谈,双方僵持不下,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谈,今井确实认识到日本大势已去矣。

会谈结束后,今井武夫回去向冈村宁次复命,又向大本营提出了详细的书面报告。由于美军飞机轰炸日本本土,日本政府一片混乱,大本营虽然注意到了这次会议的结果并加以研究继而利用,但由于日本政府各省机构已经瘫痪,该问题遂被搁置。

会谈结束后,何柱国被召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会谈情况,时值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即将发表,再与日本进行讨价还价谈判已无意义,遂停止了该项工作。

其他乞和

在日本的乞和洽降活动中,还进行了对何世桢的工作。

1944年底,在日本朝野上下纷纷寻找同中国乞和门路的人当中,近卫文麿(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亲弟弟水谷川忠麿便是其中一个。

1944年12月,佐藤贤了升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在赴中国上任之前,水谷川忠麿访问了佐藤,向其讲了通过何世桢进行向重庆方面进行乞和的事。

何世桢,安徽望江人,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曾任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1939年9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汪伪国务院参赞。当时,何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保持密切联系。当时也有传闻,称何为重庆情报机关的人员。在当时日本需要向中国乞和的情况下,日本方面对此不仅不加以追究,反而加以利用。

1944年秋,何世桢把重庆国民政府派来的徐明诚介绍给水谷川,徐把重庆方面的条件向日方提出:

一、日本由天皇亲自执政。

二、惩处满洲事变以来的战争负责人。

三、日本军队从中国全面撤兵。

四、只有在日本同意实行上述三条件后,重庆国民政府允许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

水谷川和“满铁”经济调查局的土井章一起,向近卫文麿报告这次会见的谈话。在近卫的指示下,他们又两次向当时的外相重光葵报告。因当时小矶内阁正通过缪斌进行联络,重光葵认为暂时不再将此线索提出,主张暂观形势。为今后便于联络,重光葵命士田丰参事常驻上海,见机行事。

1945年春,日本政府方面和重庆方面的联络没有新的进展,紧接着小矶内阁因“缪斌工作”而辞职。5月,今井特意到上海,通过土井与何世桢见面,今井急切地说:“结束以往的一切经过,为了日华和平,希望排除万难同重庆政府谈判”。

但何世桢反应冷淡,他说:“到今天,为时已晚,无从着手,但不问成功与否,我想考虑一下。”显然是在敷衍。

今井和土井看到联络的事一时难有结果,便把联络的事委托给上海陆军部的堂本中尉。这时,由于日本在军事上日暮途穷,军方解除了对重庆进行联络乞降的禁令,今井在等待着何世桢的答复。

土井回到国内后向水谷川报告,并在得到他的同意后访晤内阁书记官长道水久常和大东亚省次官田尻爱义两人,转告情况,以促使政府下决心。但就在这时,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日本乞和的希望也在原子弹的爆炸下化为灰烬。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轴心国阵营崩溃。铃木内阁成立后,加快了同重庆联络的步伐,企图尽快乞和以保存实力。6月中旬,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在大连会见冈村宁次,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想法。与此同时,铃木内阁为尽快地联络,派出前首相近卫文麿到苏联,请求苏联斡旋停战,又秘密派遣河相达夫到中国,直接探寻蒋介石的真意。

7月中旬,河相达夫与外务省的永井洵总领事和参谋本部的山崎重三郎中佐同行到北平,准备会见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河相等到达北平后,通过各种关系好容易与接近司徒雷登的傅泾波取得了联系。但此事被日驻华北军知道,由于军方的反对,未能达到目的,因而他们一行不得已离开北平,经上海到南京。

在南京,河相将此事向冈村宁次汇报时抱怨:“华北军不理解他的任务的重要性,暗中妨碍他的行动。”7月底,美、中、英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后,尽管日本宣布拒绝《波茨坦公告》,铃木在谈话时也表示日本“要向战争之完遂迈进”,但内心十分恐慌。河相一行又抱着期望从南京赶到北平,经过种种努力,于8月11日总算见到了司徒雷登。但为时已晚,司徒雷登对他们只说了一句话:“日本应从速接受《波茨坦公告》。”

在同盟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日本天皇裕仁于8月14日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样,日方进行了一年的乞和活动也告结束。

日本向来十分重视军事上的情报与政治上的谋略工作,它的乞和谋略与其谍报工作一样,是其战争进行与结束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通过谈判活动起到摸清对方底牌,利用矛盾分化对方阵营的作用。1944年以前,日本在军事上占先、国民政府失利的情势下以战逼和,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层层加码,提出种种极为苛刻的条件。时过境迁,形势大变。日本主动乞和的过程使疲于奔命于“和谈”的今井武夫从内心发出“对于历史车轮飞速地转动和现实世界的严峻,感到不寒而栗”的感叹。

作者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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