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线

2016-05-08 05:13:45


我的故乡在湖南省湘潭县景泉公社(现已并入彭德怀的故乡乌石镇)。1970年10月,我踊跃报名参加了家乡的三线建设,作为百万民兵之一奋战在湘黔铁路工地。回忆当年的点点滴滴,有感慨唏嘘,但更多的是自豪和激动。

囗 刘光辉

奔赴三线

当年我才十多岁,朝气蓬勃,追求进步,亲历农村的落后和贫困,迫切希望改变。公社革委会动员青年修三线,我便积极报了名,当年这简直近于参军,我感到十分光荣、兴奋。出发前一天,大队在一所小学教室开了欢送会,我的一个姐姐还赶到会场打发我一元钱。第二天,全公社的三线民兵在本公社大塘学校操场集合,现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会后,我背上背包,带上妈妈给我准备的十个熟鸡蛋和统一发放的十个发饼,跟着大部队,唱着革命歌曲兴高采烈地向区革委会所在地石潭镇进发。步行二三十里后,于晚饭时赶到了区社(区供销社),十来个人一间办公室,打地铺。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乘卡车出发。三十来个人一辆车,车箱底部装大米、干菜、行李,上面则堆满了人,一路颠簸向湘西溆浦县城进发。开始一小时大家有说有笑,兴致很高,后来就受不了了。一个人挪动一下麻木的腿脚,周围几个人直喊“哎哟”。车箱三面装了帆布篷,看不见外面,公路上的滚滚尘土扑面而来,个个都是灰头土脸,也不说话了。我和好几个民兵晕车很厉害,汽车减速刹车就想呕吐,似乎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中途停车透气,路旁围观的社员都议论说:“这怎么像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人!”我把装发饼、鸡蛋的布袋打开一看,蛋白、蛋黄、蛋壳和发饼全部揉碎在一起,成了“混合饲料”,根本不能吃了。那时生活困难,能够领十个发饼太不容易了,觉得好可惜,也舍不得丢掉,就这么一直带到工地。几十个人病歪歪,谁也不知道将把我们拖到哪个无爷娘的九州外国去,感觉前途一片渺茫,最初的兴奋、憧憬都没有了,只是沉默着。

颠簸了一整天,晚饭时候车队到达溆浦一中,据说这是向警予烈士的母校。校园风景优美,绿化带和林荫道旁种了很多橘子树,鲜亮的红橘挂满枝头,伸手可及,有的还会碰额头。我很惊奇,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学生竟不偷摘随处可见的橘子。学校里已经驻扎了几千民兵,都被安排住学生寝室和教室,也非常守纪,没有一个摘吃橘子的。

折腾一天,大家一身疲软,饭后不洗不漱倒头便睡。第二天早晨正睡得迷糊,起床哨吹响了。吃过早饭,大家整队出发,徒步奔赴战场——湘西辰溪县火马冲工地。经过一夜休息,大家的疲倦一扫而光,精神焕发地沿着公路行军。只见住宿在各处的民兵汇集在公路上,成千上万,如滚滚洪流,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我们有说有笑,一边走,一边欣赏、议论湘西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沿途有高峻的群山,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溪流、河水,还发现一些半途而废的桥墩和几米深的隧道。经询问才知道,这是国民党政府曾修过的湘黔铁路,只是开工不久就停工了,于是我心里想:国民党就是不如共产党,什么事都做不成。走了几个钟头,有人体力渐渐不支,待翻越雪峰山后,队伍就都散了。大家都不问路,只是随着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人流,咬紧牙关埋头向前赶。公路两旁贴有彩色标语,像:“民兵民兵快快走,前面就是大江口!”

天色渐渐暗下来。半明半暗的月光下,人们默默地向前挪动,谁也不知目的地还有多远,但大家都不敢停留休息。走到半夜,人们已经疲倦至极,好像一松劲就会倒下去。正在这时,人流骚动起来,还夹杂着欢呼声。原来各县各公社都派了人站在公路旁呼喊:“湘乡的继续前进!”“乌石的向右边走!”“花桥的向左转弯!”“景泉的靠右边集合!”——我们看不清喊话人的面貌,听到喊声立即靠右,在小道上倒头便睡,等待后边的民兵归队。人到齐后我们在景泉公社干部的带领下,摇摇晃晃地走向驻地,在一个晒谷场集合,听公社干部安排住房、致欢迎辞。我又渴又饿又困,歪歪斜斜站不稳,好容易散会了,在食堂扒了几碗饭,带着满身灰尘和汗臭打开被子便睡。

力克土石方


笔者(右)大学期间与上铺同学合影

我们是民兵,所以按部队体制编排,一个公社的民兵为一个营,有营长、教导员、宣传干事、党团组织、卫生员、缝纫员(专为民兵补衣服),还有炊事班、会计、出纳、保管、采购员等。湘潭县设建设指挥部,驻辰溪县苗圃,每月还出版战地小报。工地附近设有广州军区野战医院,为民兵疗伤治病。辰溪人多住木架子屋,像吊脚楼,门槛很高,湘潭人不习惯,开头几个月经常绊倒。辰溪农民习惯聚居,一个聚居点往往就是一个大队。聚居点的巷子很窄,高高低低,弯弯曲曲,没有统一规划。我们的工地位于县城附近的火马冲,那里要建一个车站。驻地离工地有两三公里,每天得来回几趟。我记得驻地是个露天煤矿,地面尽是黑灰黑泥。这里的煤炭只能用作烧红砖,不能用于炊事和冶炼,所以没怎么被开采利用。

我们到驻地的第二天开始开动员会,搞政治学习,唱语录歌、听报告、读报纸,讨论发言表决心。领导强调三点:第一,听从指挥,奋力拼搏,苦干加巧干。第二,尊重当地老百姓,注意群众纪律。第三,注意安全。我当时一直不解:让我们来修铁路,为何叫三线建设呢?铁路钢轨只有两条线呀?直到后来我才从书报中知道,原来一线是前线,三线是大后方;三线建设也不限于修铁道,还迁移、建设了很多工厂企业,重点是军工企业,是为了备战。难怪那时辰溪山冲里还建兵工厂,在山间溪流上铺钢筋混凝土大盖板,上面建厂房。建筑材料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用乌龟一样的大卵石砌墙:先装模板,在模板两侧排卵石,中间灌水泥灰沙,拆开模板后再抹墙缝。这种墙壁光滑、坚固美观。

每个公社都划分了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将一个山坡劈下来,它长约150米,宽约100米,深约30米。路基要宽,因为旁边要修建火马冲车站。石山高几百米,山坡上层是黄土,中层是混合着卵石、贝壳坚硬的黄沙土,下层全是石灰岩。要求一年内竣工,任务十分艰巨。每天天不亮我们就起床,赶到工地时天还只蒙蒙亮,下班时夜幕已经降临,真是出工、收工“两头黑”。一到工地,大家马上挖的挖,担的担。100多斤的担子,我们担起土排成两纵队飞奔,卸掉后又排成另两纵队跑回来,挥汗如雨,马不停蹄,中途很少休息。前面的人动作稍慢,后面人的担子就会撞上去。几个宣传干事(都是抽调的小学、初中民办及代编教师)每隔二三十分钟就丢下手里的扁担,轮流站在工地旁用土喇叭喊话鼓劲,有政治宣传,也有表扬批评。喊几分钟又开始参加劳动。民兵中还有女青年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一半时间参加劳动,一半时间打快板、唱歌、跳舞,鼓舞斗志。工地上红旗招展,人流滚滚,喇叭声声,像工地,又似战场。

待挖到卵石泥土混合的中层时,我们被震得虎口生痛,手起血泡,磨成老茧。120来斤一担的土石,运距更远,且要爬坡,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一天劳作十多个小时下来,个个精疲力竭,骨头像散了架,劳动量是现在的农民工的好几倍。我来工地前还是个十来岁的学生,重体力活干得少,以前担60斤稻谷去四里路外打米,中途还要休息两次。现在可是豁出去了,拼了命也坚持干,而且带头冲锋在前,一心想做积极分子、当模范。就这样一年后,我硬是练就了一副铁肩膀。

约过了半年,终于挖到了底层的石灰岩,要打炮眼放炮。点火放炮时,大的山石被掀翻,小的满天飞。大家担的担,抬的抬,撬的撬,把炸下来的好石头留作砌护坡、挡土墙、水沟或建月台、做道渣(枕木下的碎石)等。越往下挖,路基处越像人工渠道,坡越陡,作业面越窄,几百民兵挤在一起,施展不开,只好改为两班倒。工地架上电灯,一半人白天干,一半人开夜班。如此倒轻松了一些,因为工作量减少了四分之一。

与我们相连的另一个工地山坡更高更陡,石多土少,主要靠放炮炸。石山有洞有缝,直径或宽度50厘米至100厘米不等,其中充满了细腻、粘和的泥土。聪明的民兵就把石洞石缝当作天然炮眼,像打井一样,扎个架子,装上滑轮,耐心地将泥土挖出来。等挖到几米或十来米深,就填一吨或几吨炸药,一孔装几套雷管、导火索(怕一套万一不起爆),然后回填泥土。导火索伸出地表十几米或几十米,以便点火者有时间撤回安全地带。这是一个危险的工程,还要依靠当地政府动员周边群众撤离。放炮前一小时,众多安全员站在危险区边沿,挥动小旗,吹着口哨指挥大家撤离,周边群众则扶老携幼,赶着牲畜下撤两公里。一切就绪后,指挥员一声令下,十几个民兵一齐点火,然后飞跑离开炮区几百米躲进防炮洞。二十来分钟后,巨炮连续炸响,那真叫一个地动山摇,烟尘滚滚,碎石如雨点般迸射几百上千米,当时我们在驻地都看到了这惊险而激动人心的一幕。返回工地后,只见几十上百个立方一块的巨石都被掀翻,中等大小的则抛到了山脚,远远看去活像一摊巨形白皮红薯,碎石则洒满山坡。还有很多石头飞出了工地之外,有的把老百姓的房顶砸烂了,由国家负责赔偿。

有一次,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安全区种菜,一块100来公斤的石头从天而降,落在离她几十米的田地里,泥土迸射,幸好未伤及她,但也吓得她瘫坐在地上,直呼好险。我们远远地看到这一幕,一齐惊叫起来。第二天上工,我们特地绕道去看。那地方像一个弹坑,石块已砸入地下,上面只露出一点点,周围撒满了泥土。

就这样大干快上了三四个月后,山坡终于被劈下,与山脚田地齐平,卸下的土石掩盖了大片稻田。


民兵奔赴三线建设工地,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

苦并快乐着

驻地没有浴室,我每次只好提桶冷水,趁着黑夜,找一个僻静的角落,马马虎虎冲个澡。换下的破旧衣服则在提桶里随便搓揉几下,摸黑撒在食堂附近的一条小溪岸边的荆棘、灌木上晾干;第二天晚上洗澡时再摸回衣服穿上,再晾上换下的衣服。反正天黑也看不清灌木丛上有没有毛虫,糊里糊涂穿就是了。

当时我们的待遇是一年在生产队评400多个工分(每个工10分),每月国家津贴六元零用钱,每天再补助一些粮食。那会儿劳动量大,伙食差又缺油,加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饭量也出奇地大,似乎肚子里能赶进去一头牛。在一年的劳动中,我曾忍不住“放肆”地吃过三餐饱饭:第一餐吃了三斤米饭加一大盆南瓜;第二餐吃了40个馒头,一两一个,装了一脸盆;第三餐吃了两斤半米饭加两盆南瓜。现在我每顿只能吃二两米饭,真不知当年是怎么吃下去的。当年包子、馒头可是奢侈美食,一年难得吃上一回。吃馒头那天是个难得的休息日,食堂做馒头让大家享受一回。我下了狠心决定吃个够,就一气买了40个,先狼吞虎咽,后慢慢品尝,一个钟头过去就吃完了。

那会儿家乡公社、大队都积极动员支前,干部、社员,老师、学生踊跃捐献,大批草鞋、干红薯叶源源不断地运来工地。虽然有些小孩编的草鞋又松又窄,只适合牛脚,人却不能穿,不过也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用嫩红薯的藤和叶晒成的干菜是我们的日常主菜,加辣椒炒熟的当荤菜,不加辣椒用水煮的当蔬菜。肉食也是有的,当然鲜猪肉极少,多是母猪肉熏制的腊肉,每月一两餐,每人两三片。我们把晒谷场当桌子,八个人蹲在地上围着吃。夹菜动作要麻利,否则抢不到肉吃。一次,我们桌负责端菜的民兵毛手毛脚把一钵肉全倒在了满是碎稻草的地上。他见我们未到,赶忙麻利地把肉捧回菜钵。我们入席后,虽然发现菜钵里面有点泥沙和草屑,但也把它吃光了。饭后他才笑着告诉我们真相,我们听后却并不反胃。因为平时菜里油星不多,见到荤菜,喉咙里似乎会伸出手来。

我妈怕我饿坏身体,节衣缩食每天补贴我半斤大米,加上工地的粮食补助,我每餐可以保障吃八两米饭,可就这样也远远不够。食堂为了省事,干脆用大菜钵蒸饭,每钵一斤。我每餐吃一斤,吃了赶快离开,稍有迟疑,就想再吃一斤。没有办法,我妈只好借粮票为我增加补贴。我也为母亲着想,尽量不加餐,实在饿得难受,就再与别人共买一钵吃。一个休息日,我和同伴到县城游玩,碰到一个商店卖大饼子。那饼子像月饼,又大又厚,足有六两,外面粘满了芝麻,油腻腻,香喷喷,六角钱一个。我口水直流,想吃又舍不得花钱。有两个同伴家境好些,买了就吃。我犹犹豫豫地离开又返回,如此三次,终于下定决心,买下来过了瘾,解了馋。

我们饮水的量也大。炎炎夏日,骄阳似火,我们挖啊,担啊,跑啊,一刻不停,每个人只有一顶尖斗笠抵御烈日,浑身大汗淋漓,衣服上没一根干纱,所以开水消耗极大,简直供不应求。送开水是一件苦差事。凉开水还好,送滚开水还有一定危险,因工地到处是人,人人渴得口里冒烟,一路担去,你抢一杯,我抢一碗,把担水人的裤腿都打湿了,甚至烫伤脚。有一天我临时被派去担刚出锅的开水,刚经过我营的铁匠棚,一个姓贺的铁匠和他两个助手就向我讨水喝。水桶里本来浮着一只碗,现在却沉到了桶底。贺师傅说:“我是铁匠,手拈得红铁,不怕开水!”说着捋起衣袖把手伸到桶底捞碗,谁知捞得快出水时却烫得他松了手。只见他手臂通红,疼痛难忍,赶紧伸出舌头向手臂舔口水止痛。一个助手也逞能捞碗,也被烫得够呛。三个人水未喝成,却烫伤了两个。为喝水而宁可冒烫伤之险,可见他们渴到了什么程度!

条件这般艰苦,加之远离故乡思念父母,有的人会忍不住偷偷地哭,有几个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民兵,就大着胆子逃回去了。一旦发现逃兵,民兵营就会通知当地革委会上门做工作,让他们回工地。他们回来时,营里还会组织人举着横幅夹道欢迎,上写:“欢迎逃兵归队!”我们县有一个姓樊的司机,开车路过湘西时顺便看看儿子。儿子一见父亲,立即跪地抱住父亲的双腿,哭得回不过气来。父亲可怜儿子,于是回乡后想方设法把儿子弄了回去。


战斗在铁路建设中的三线民兵

热情的女主人

我们在奔赴湘西前,公社已经派出先遣队与当地联系洽谈,搭好工棚,建好食堂,采购好工具、物资,只等我们的大队人马一到,就有吃有住,可以立即开工。我们的大工棚是用木材、树枝和茅草搭建的,约几十米长、五米宽,左右两列是床,中间有一米宽的走道,两人共睡一床,一共可以容纳两百来个民兵。屋顶是冬茅盖的(冬茅是湘潭语,狭长的叶子边沿有锯齿,鲜嫩叶可作牛饲料,穗子可扎扫帚),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墙壁是树枝加冬茅编成的。床铺没有床板,是用盖茅草屋的那种小树和树枝并排铺成的,不平整,加上有节疤,睡得腰背痛。大工棚也用作会场,开会或政治学习就在这里进行,屋顶装有电灯,床铺就当作凳子。工棚住不下,领导干部、部分男民兵及全体女民兵就被安排住进老百姓腾出的房子里,办公室也设在农户家。住了几个月,大工棚破烂了,我们就分散住在农户家,二三十个人住一间木板房。一天半夜,屋顶有热乎乎的东西掉在我们的脸上和脖颈里,湿湿软软的,拈起来一闻,有臭味。打开电灯一看,原来是屋梁上站着一排鸡,正向下大便。

土石方任务基本完成后,我们就搬到工地附近的民房居住,不必每天来回奔波了。我们班住进了一栋新建的木架子房里,年轻的女主人和婆婆带一小孩在家,丈夫在外工作。女主人热情好客,好几次我们上工去了,天突下大雨,她主动把我们晾晒的衣物收进来,整整齐齐地折叠好放在我们床上,有什么好吃的也总是送一些给我们。有天晚上,我们几个民兵在屋里小声嘀咕说口渴了,她听见后赶紧送了一壶凉开水来。后来,我们搬去车站工棚住,就离开了女主人家。她知道后,就打发十岁的儿子每天晚饭后准时赶到我们的住处,给我们发香烟,一人一根,直到一个月后我们班师回乡,一天都没有间断。要知道当时的家庭经济都很拮据,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可惜我们当时年纪小太不懂礼数,竟连一声“谢谢”也没说,离开后也没有回访过一次,连她家姓什么也忘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军”民关系真是融洽、和谐。我们尊重、关心、帮助群众,给他们办学扫盲,帮他们春耕插田;他们也非常热情,经常给我们拿吃的喝的,很有心地照顾我们。

事故惊险

经过九个月的艰苦奋战,路基和车站接近竣工。铺轨等任务由铁路工人来完成。杉木洞工地是个难工险段,工程进度很慢,拖了全线的后腿,我们就派100多名民兵去支援。每天早饭后坐卡车去,收工坐卡车回,中午在工地吃饭。这样突击了一两个月,他们的进度才跟上来。后来我们的任务是加工道渣,拿小铁锤敲碎石块。后来改用碎石机加工。钢轨终于铺好并驶来了第一列货车,民兵、老乡都来围观看稀奇。老乡们绝大多数没见过火车,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不料列车一声长鸣准备启动,吓得一些老乡差点摔倒,连声说:“这是什么怪物?眼睛鼓得大大的,四只脚跑得这么快!”

当年修铁路几乎没有机械,直到后期才用上几台风钻,全靠民兵当“三皮”工人——手板皮、脚板皮、肩胛皮。工程量大,进度催得紧,难免发生安全事故。有炸伤的,有砸伤的,有摔伤的,有被塌方掩埋的,有被毒蛇咬伤的。我们营还好,没死一个人,只有两个人负轻伤,其中一个是我,回故乡前一个多月时抬石头扭伤了脚。当时工地上的唐医生想方设法为我治疗,还请辰溪县城土郎中诊治,前后一个月均不见效,走路还有些跛,肿也没消。回到故乡后,一个民间伤科医生给我敷了两次药,用了六元药费就痊愈了。回乡一两个月后,上级还派人来抚恤并补助我医药费50元。另一个是民兵贺晋飞,他用钢钎插入石缝撬一块巨石,撬开几厘米后无力向下压,手一松,钢钎往上一弹,击中了下巴,造成轻度脑震荡。

湘西毒蛇多。有一天晚上召开安全工作会,全营民兵在工地附近食堂的工棚集合。工棚钉了一排排矮木桩,上面铺了一条条榨木板当凳子。我脱掉塑料凉鞋,像和尚打坐一样坐在上面。领导通报近月的安全情况,尤其强调要谨防毒蛇伤人。散会后,地面一片漆黑,我赤脚轻轻地往下探,摸索穿凉鞋,忽然感觉接触到什么冰凉的东西,赶紧缩回。同伴打开手电一照,啊呀!发现一条小毒蛇盘成蚊香状,在我的凉鞋里歇得正舒服。后来老乡告诉我们,山上的七叶一枝花是防治蛇伤的良药,采适量草药捣碎并及时敷在伤口,不久即可痊愈;若在口袋里塞一些这种花,蛇闻到气味就会让路。

安全工作会上通报了两起严重事故。第一起是无底洞事故。湘黔线附近的山上有一个石洞,叫杉木洞,当地人也不知它有多深,传说就是《西游记》中的无底洞。有很多民兵好奇去那里参观,揪住洞口边的树枝探身往下看。揪的人多了,树枝、灌木松动、枯死了。1971年某日,有两个采购员买菜返回驻地时偷偷前去参观。一个不敢靠近,一个则揪住枯枝探头往下看。只听“哗啦”一声,树木连根拔起,采购员一头栽进洞里。另一个吓得脸色惨白,不知所措,慌忙回驻地叫人。领导带着十几个民兵赶到洞边,一个民兵自告奋勇下去救人。他用粗绳缚住腰部,带上手电,约好暗号。十几个人拉住长绳,将他缓缓往下放。据说放下40米时,绳子晃动,民兵一齐用力将他拉了上来。上来的人吓得脸变了色,说找到了尸体,已落在一悬空的石板上,下面不知还有多深。民兵们在绳子上加一个箩筐再放下去,绳子晃动再拉上来。如此两次,才把腿脚断裂的尸体全部吊上来。听说他父母得知后哭得死去活来,说:“我的儿子好比一棵白菜,原来寄希望可以经常剥点菜叶,可现在被连根拔掉了呀!”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在洞口用木材加了围栏,并挂了警示牌。

第二起是铜仁惨案。1971年某日,贵州铜仁一个工地准备放巨炮炸山石。大量的炸药、雷管、导火索运到了工地,但天色已晚,大型炮孔未全部完成。按安全制度,当天未用或剩余的炸药等危险品必须运回原仓库保管。工地有关负责人认为明天上午即可装填炸药,就自作主张,将炸药、雷管放在工地仓库。仓库设在一个村庄,住着很多百姓和民兵,附近还有野战医院。当天夜里,一个当地青年因与仓库保管员相熟,就向保管员讨要一瓶汽油给打火机用。两人进入库房灌汽油时不幸发生意外火灾,紧接着又引燃了仓库里的雷管、炸药。结果汽油桶爆炸,引爆雷管、炸药,仓库和大片房屋被炸上天,地面被炸出一个巨坑。震动波又引爆了医院的氧气瓶,发生连环爆炸,死伤了不少群众、民兵,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也遭了殃。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热情的当地群众端水慰问参建湘黔铁路的同志们

凯旋

1971年10月,湘黔线竣工。除留下少数民兵修建枝柳铁路外,绝大部分民兵开始返程,奔向昼思夜想的故乡。一天天黑以后,大家收拾好行装,在火马冲车站集合上车。当地群众全体出动,点着火把,打着手电,举着红旗,敲着锣鼓,燃放鞭炮,或微笑,或流泪,一齐来送行。那场面热烈而感人。民兵们挥着手,与老乡告别。我们坐上火车,行驶在自己修建的铁路上,谈论着,欢笑着,歌唱着,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在学生时代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来到三线力图锻炼自己,改变自己,因此劳动起来冲锋在前,奋力苦干。因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在政治学习会上积极参加讨论,带头发言;读报纸,排节目,写文章,表现十分突出。这引起了营连首长的注意,他们开始重视我、提拔我。我刚到连队时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一兵,一个月后就担任了班长,一个半月后又兼任团总支副书记。当时民兵中文化人不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三个月后,营首长就让我每月留在驻地一两天,出宣传刊,写写画画。

因为在三线小有名气,回故乡后不久我就被公社党委提名担任民办教师。我当民办教师半年后,家长和师生一致评价我是一个“年轻的老教师”,1975年,公社学区又提拔我担任校长。1977年恢复高考,我如愿圆了大学梦。

40多年过去了,我已从一个小伙子迈入了花甲之年,但回想起当年的豪情、干劲和艰辛,仍历历在目,如在昨日。我常常怀念那战斗的岁月,想念湘西纯朴、善良的村民,总想再回去看看那魂牵梦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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