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精神永放光芒

2016-05-08 05:13:41


囗 刘新生


到万隆会议旧址(现为“亚非会议博物馆”)参观,对外交人员来说,是一堂必修课。图为作者在当年会议大厅留影,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

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 60周年。在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曾两次被派往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在印尼期间,我已记不清陪过多少国内代表团去万隆参观游览,而每次去万隆几乎都要去瞻仰当年“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的旧址。为了纪念历史性的万隆会议在此召开,印尼政府于1980年将会议旧址辟为“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大厅,迎面是一个按当年万隆会议会场原貌缩小的礼堂实景。小礼堂正前方一排是主席台,台上摆放着五个会议发起国代表团团长和东道国领导人的名牌,主席台上的丝绒幕布前树立着29面与会国国旗。侧厅设有万隆会议纪念馆,馆内陈列着当年召开亚非会议时所使用的桌椅、摄影机、打字机等各种设备和用品,珍藏着会议文件。图片架上陈列着当年出席会议的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照片。

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同其他国家代表团紧密合作,共同努力,为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卓越贡献。会议期间,周总理以决策人、指挥家和实践家的身份,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他那种非凡的智慧和才华,豁达的外交风度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使新中国的外交大放异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推崇和普遍赞誉。

是否邀请中国参加,成为争论的焦点

实际上,最早提出召开亚非会议设想的人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早在1928年,苏加诺就写过《印度尼西亚和泛亚细亚主义》这篇文章,强调正在为争取独立和公平的亚洲各民族之间团结觉醒的重要性,大力宣扬“如果中国的龙和印度的水牛、埃及的人面狮、缅甸的孔雀、泰国的白象、越南的蛇、菲律宾的老虎以及印尼的公牛,都能团结一致,奋勇抗争,必能把国际殖民主义的枷锁砸得粉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加诺带领印尼人民挣脱了荷兰殖民者的长期统治,获得了国家独立。与此同时,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到万隆会议召开前夕,亚非地区出现了近30个民族独立国家。这一历史大趋势给了苏加诺巨大的鼓舞与信心,他认为实现泛亚细亚主义理想的时刻真正来临了!

1954年4月,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苏加诺授意下,于南亚五国(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巴基斯坦)总理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举行一次更广泛的亚非国家会议的设想。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接受印尼总理的建议,由印尼进行其可行性的调研。”苏加诺紧紧抓住“授权”,立即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忱,命令印尼外交部全力进行筹备,并且明确指示:不是调研,而是进行会议准备!

经过多方面深入细致的工作,印尼总理先是说服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了同意召开亚非会议的联合声明,接着又飞赴仰光争取支持,与缅甸总理吴努签署了联合声明。1954年10月底,尼赫鲁总理应邀访问中国,他在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提出五国总理举办亚非会议的设想,希望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周总理当即表示,我们支持并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在尼赫鲁总理访华一个月后,缅甸总理吴努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会见吴努时表示,亚非会议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会议。

亚非会议即将召开的事情传出去后,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注意,它们认为如果此次会议成功召开,将对西方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美国大肆拉拢印尼等国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等进行诱压,但印尼不为所动。美国继续做其他国家工作,极力阻挠、破坏亚非会议。

1954年12月,五国总理召开茂物会议时,情况就很复杂,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会议出现两派意见:一派是不同意邀请中国参加,因为参加会议的有亚非29个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中只有6国与新中国建交,剩下23国绝大多数是阿拉伯国家,他们受帝国主义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心理甚至敌意,可能会因邀请中国而不参加亚非会议;另一派支持邀请中国,以印度、缅甸为代表,明确表示如果没有中国参加,这次会议就没有任何意义。眼看讨论陷入了僵局,会议主席印尼总理勇挑重担,把说服中东国家参加亚非会议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样,会议终于达成了一个有先决条件的决议:“在印尼总理承诺向阿拉伯国家做工作和说明后,会议同意邀请中国参加。”

根据五国总理茂物会议决定,印尼总理于1955年1月15日代表亚非会议发起国致电周恩来总理,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总理正式复函印尼总理,说明中国政府同意亚非会议的宗旨,决定派遣代表团出席会议。2月21日,印尼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印尼总理对周总理2月10日信函的复电,对中国政府接受邀请深表谢意,并希望周总理兼外长亲自率团去印尼出席会议,并且恳切地说:“您的出席必将有助于会议的成功。”

中国接受邀请后,开始积极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各项工作。包括制定了中国代表团与会的总方针,即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还提出了最高和最低两个纲领,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果之一。在具体操作上,中国代表团确定,在会议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性问题,而不突出中国的特殊问题;在向会议提出要求时,要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共同要求出发,再联系到中国的要求;中国支持其他与会国的合理要求,而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中国代表团不向会议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诬蔑,中国则应采取正面申述立场和说明情况、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周总理(左一)出席万隆会议途经缅甸首都仰光时,与缅甸总统巴宇(左二)、印度总理尼赫鲁(左三)、埃及总理纳赛尔(左四)交谈

周总理与18、69、13

万隆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自己举办、并且没有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殖民主义大国主宰亚非国家命运的时代已经告终,宣告了亚非国家已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新兴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此次会议可以说亮点不断,精彩纷呈。令人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也是三个数字:18、69、13。

第一个数字“18”,就是周总理扭转乾坤的18分钟发言,其主要思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一脉相承。万隆会议开幕后,印尼总理首先发表讲话,强调亚非会议的责任是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作出坚实的贡献。接着,各国代表按英文字母顺序发言。绝大多数发言只是一般性地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主张独立自由和发展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合作,没有涉及到争议问题。然而,下午第六个发言的伊拉克代表挑起敏感问题,说世界上有三股扰乱和平和谐的国际势力,一是旧时代的殖民主义,二是犹太帝国主义,第三股就是共产主义,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这个发言后,第一天下午的会议就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中国原定第一个发言,但周总理放弃了,仍耐心听取各国代表的发言。上午会议快结束时,巴基斯坦总理在发言中含沙射影地说:“过去那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时代错误,已在消失之中。我们必须加以小心,不要上当,打开大门把一种新的、更加阴险的帝国主义以解放为名放进来。”最后发言的菲律宾外长也吹捧美国的“好心肠”,煽动大家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下午会议开始后,周总理仍然没有发言。泰国外长发言时点了中国的名,提出中国可能会利用云南省傣族人和泰国境内的300万华裔对泰国进行颠覆活动。土耳其副总理在发言中也将矛头指向了共产主义。

直到下午4时,各国代表团发言基本完毕,周总理才走上讲台,做了18分钟的补充发言。周总理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总理接着对会上分歧较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进行了讲事实、摆道理的说服工作。最后,周总理说,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周总理发言结束回到座位后,许多代表纷纷走过来与他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周总理的发言引起了巨大反响。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缅甸总理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攻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我喜欢他的演说。”甚至菲律宾外长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第二个数字“69”,就是关于台湾问题的69字声明,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的光辉实践。万隆会议从20日起分成政治委员会(由各国首席代表组成)、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秘密进行。21日,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科特拉瓦拉当日上午没有出席政治委员会会议,却在自己的住处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要中国“公开地和正式地要求各地的共产主义团体解散”。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建议:在联合国托管四年或五年之后,宣布台湾独立。在同日下午的会议上,科特拉瓦拉再次攻击共产主义,他建议政治委员会“要像讨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一样也讨论反对苏联殖民主义”。散会前,周总理仅表示,他不能同意科特拉瓦拉所发表的一些言论,要求保留第二天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散会后,周总理留在会议室与科特拉瓦拉当场个别交换意见,并严肃地问他:“你是发起国之一,你把我们请来,你又来破坏会议,什么意思?”科特拉瓦拉连忙解释说:“我就是说说而已。”

第二天上午的会上,人们预料的中锡两国总理大论战并没有出现。记者们挤满走廊,只见科特拉瓦拉上台第一个发言,他说:“我昨天的发言只不过表示自己不同的见解,并没有意思引起一场争论,也不打算提任何议案,更没有意思把这个会议引向失败。”周总理也只作了简短发言:“正像我在全体会议上所表示过的那样,中国代表团并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我已经在会外同锡兰总理交换意见。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会议上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他还沙里淘金地在锡兰总理的前一日发言中找到了一个共同点而加以赞扬:“科特拉瓦拉总理阁下提出,要求一切拥有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应在十年之内给它们以独立,这种积极精神是应该得到支持的。”科特拉瓦拉听了十分感动,会议的紧张气氛悄然冰释。

下午开会讨论如何看待和平共处和本地区军事集团等问题时,又出现两派意见,一派支持尼赫鲁总理的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一派主张同西方结盟反对共产主义,两派争论得不可开交。23日上午,周总理登上讲台,作了一个半小时的长篇发言,顺势提出中国代表团的“和平宣言”议案,其主旨是“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其内容“采取了各代表团的提案中大家都能同意的东西”,列成七点:第一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点是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第三点是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第四点是承认种族平等,第五点是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六点是尊重一切国家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第七点是互不损害。他重申:这七点“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抽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

中午休会时,周总理不顾疲惫,又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等国首席代表参加了印尼总理住地的冷餐会。快散席时,锡兰总理问周总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如何才能缓和,台湾和平解放后可否委任蒋介石为将军。周总理当即回答“完全可以”,并抓住机会宣传中国的合理主张:首先,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其次,造成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谈判解决,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进行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和行动。

尼赫鲁听后,建议周总理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以便让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态度。周总理欣然同意,即刻在全体记者面前,发表了一个69字的奇特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69字声明”立刻引起巨大轰动,各国记者迅即作为特大新闻发往全世界。无人不称赞周恩来的谈话和声明,既立场鲜明,又通情达理。也是这个声明,导致了三个月后的8月1日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第三个数字“13”,就是在七天亚非会议的168个小时中,周总理只睡过13个小时的觉,平均每天睡眠不超过2小时。在万隆期间,周总理除参加安排得很紧张的会议外,还开展了大量的会晤和宴请活动。他的这些活动早的在清晨7时半就已开始,晚的到半夜一二点钟还没结束。正是周总理不眠不休、无私忘我地投入工作,才使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万隆会议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一起,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万隆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多边国际会议。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和发展。万隆会议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十项原则一起,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曾经参加过万隆会议、赞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些亚非国家,成为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和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宗旨的声势浩大的“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的中坚力量。我国后来实行的一系列重要对外方针政策,如1964年1月对外援助八项原则,1983年1月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1990年5月同拉美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1991年9月关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等,都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基础。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与主张。他反复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都行不通,“最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政治秩序就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应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 。

新中国外交的光辉旗帜

会议期间,在与各国代表们的交往和接触中,周总理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在国际上树立了平等待人、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并使人乐于与他交往。周总理的这种外交风格,不仅对推动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增进了与会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消除了某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和疑虑。

周总理辛勤播下的友谊种子,终于结下了累累硕果。在亚非会议之后不久,我国同亚非会议与会国之间的关系有了迅速发展。中国先后与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柬埔寨、伊拉克、苏丹、加纳和老挝等10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中国与参加亚非会议国家的正式建交国已由亚非会议时的6个发展到16个。此外,中国与亚非其他一些与会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亚非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亚非各国代表团排除美国的干扰、破坏,克服重重障碍,共同努力取得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周总理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黎巴嫩代表团团长查尔斯·马立克拜会周总理时曾当面赞誉说:“我想可以说,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得了胜利。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们作了愉快的甚至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上获得了成功,比别人都大的成功。”应该说,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对周总理的这番赞誉,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确,周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那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灵活机动的策略、善于解决难题的卓越才能以及顾全大局、平等待人的态度,不仅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尊敬,而且对推动亚非会议的成功,对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对发展新中国同亚非国家的正常关系和友好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总理为亚非会议成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垂青史。

经过与会首脑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会议倡导的反帝反殖、维护独立、国家平等、促进和平以及各国相互尊重、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万隆精神”,成为指引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灯塔,永放光芒。今天,我们纪念万隆会议召开 60周年,就是要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弘扬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共同为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而不懈努力。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不少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不少发展中国家人民依然承受着饥寒的煎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新形势下,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十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十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坚持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中国坚持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坚持正确义利观,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中国将同印尼等亚非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作者系中国前驻文莱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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