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新疆的一封家书

2016-05-08 05:13:30

囗 关群

亲爱的大姐、哥哥:

……让我将从西安一直到迪化的情形向你们报道一番。

我们在西安住了20多天,9月14日下午3时,便继续西去,四十几部崭新的苏联汽车,装载着我们300多位同志,大家都感到很兴奋,因为我们都想很快能够到达目的地。

第一晚,住永寿县。因为地方小,没有这么多东西给我们吃,当地的青年团便发动老百姓送饭给我们吃。我们住在一个中学内,老乡们提着篮子,举着灯,从几里路以外的地方送大饼及面片来,这种场面,非常感动人的。我们当然还是照价付钱。我们的伙食是每人每天人民币5000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1元,此处的5000元相当于0.5元。下同)。

平凉是一个较大城市,这里有大米吃,我们在一个湖北人开的馆子吃饭,掌柜的说:“你们革命为我们服务,我们价钱应该公道。并且我们又是大同乡,所以每餐大米饭只要1500元。”这种情形在西北是很难得的。

静宁的大饼是全国四大饼市之一,饼子有一寸多厚,直径有一尺多长,不同于一般的黑面饼,而且每个仅卖1400元,领导上要我们买些带在路上作为干粮,这种饼可以留一个月还不得坏,最大的好处就在这里。

过华达岭时,天气很冷,平日穿两件衣服就足够了,但在山上,非穿棉衣不可,我没有带棉衣,只好躲在被子里。华达岭从山脚到山顶有百多公里,在白雾朦胧的山上转了大半天。华达岭市镇的毛线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帽子、裤子、衣服都有,据说价钱比兰川、迪化都低些。

18日晚上到达兰州。兰州城市没有西安大,但小巧玲珑,比西安显得热闹,整日里马车、汽车闹得不得清白。马车非常讲究,和湖南的花轿一样花,又新,恐怕还有胜过于花轿的,据说和北京的马车很相似。这里水果特别多,湖南老早下市的桃子,这里却是最好吃的时候,其他水果像梨子、西瓜、苹果也都相当多,还有一种华菜士瓜,据说是华氏来中国西北“观察”带来的瓜种,味道甘甜。

我们到兰州大学参观过,这是西北的一个大学府,校舍很大,而且还正在建设新的房子,每栋房子都以西北的山名命名之,什么“昆仑堂”“祁连堂”,等等。……

兰大后面就是黄河大铁桥,黄河里面的皮筏子最使我们感到惊奇。由六七只到二十几只不等的羊皮并起来的,像杀完了的猪吹气一样,把羊皮筏吹起,上面放板子,大的可坐十几人,小的可坐数人。不会发生危险的,你可以放心,它比木船还轻便些。苏联的友人在兰州很多。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乞讨的孩子,向一个苏联人要吃的,他便拉着孩子的手带到水果摊前,随小孩选了些东西,替小孩付了钱。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却说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爱,即使是一个“最不足道的求乞者”。

这里的白俄也多,他们每天早上拿着扫帚,结队的站在街口,男男女女,准备替别人刷墙和工作的。兰州办事处招待我们很好,每天在朝阳春大饭店吃饭,早上吃稀饭和馍馍,晚上吃大米饭。还发给了棉衣、棉裤、棉帽、布鞋、布袜、八一毛巾和津贴,招待我们在玉春楼洗澡,还看了电影……我们没有开始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却给我们这么多的优待,感觉非常惭愧。还有,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些坏分子也掺入混进了招聘团。当长沙来电报后,组织上要我跟随其中的一个,了解她的历史,注意她的行动,临走时将她留在兰州,由办事处处理,派警卫送回长沙。这种东西真是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

22号离开兰州,说老实话,我们对兰州多少有点留恋。永登县城的同学热烈地欢迎我们,为我们打扫寝室、烧开水、出特刊、做欢迎词、开联欢晚会,极尽热烈欢迎、招待周到之能事。第二天临走时,我们彼此往返地送了几次才算正式分别了。革命的大家庭中到处有温暖的。



全家福,摄于1957年

武威的猪肉在西北是有名的,又多又便宜。香肠只要2500元一斤,吃惯大肉的湖南老乡都买了一些作为路上吃用(因为西北多吃牛羊肉)。

张掖的大米也是有名的,队上买了好几石,因为过酒泉后的地方连大饼也买不到。到了酒泉后,我们自设锅灶可以解决今后的民生问题了。

酒泉的灰尘和当地的石油一样有名,平均地上有一寸多厚,不刮风则已,一刮风就天昏地暗。我们在酒泉的街上看见藏族的女人,身上花花绿绿,头上小指头粗的辫子怕莫有百把个(也许太过火,不过的确是一下数不清)。……

安西——这是我们经过甘肃省的最后一个镇。这里的风是有名的,人站着不动,它可以吹起你去。

“河西走廊”走完了,这是一个狭形的地区。我们经过了一去四五点钟没有人的沙漠,汽车在沙漠上笔直地奔驰着,我们的风镜和口罩上都沾满了黄色的沙土。祁连山上堆满了雪,它们不规则地摆在我们的右边,分别在迎送着,山上连草也没一根,树连影子也找不着。这种几十百把公里没有人烟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你们比我更可怜,一次也没看见,我希望你们将来有这种机会。“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句话无形中使我体会到它真正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伟大。

骆驼队常在沙漠中出现,它的那种刻苦耐劳、任重致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平的是天气这么冷,我们穿着棉衣还会感到寒风刺骨,但当地还有些孩子还是光着屁股,男的女的都是一样,他们没有衣裤穿,缩瑟地在寒风里颤栗。有些同志说这些小孩衣服都不穿,硬是冻习惯了,你们说真是冻习惯了吗?

进关了……到猩猩峡(星星峡)大家都感到兴奋轻松,因为到了新疆境了。在盛世才时代,猩猩峡警卫森严,威风凛凛,入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0月3日到哈密,我们像到了外国一样。本地人的语言、服装、习惯和我们都不同,老女人、小女孩都喜欢穿着大红的洋服,头上则不论男女都有一顶绣满了花的小碗帽,女的辫子长长的。民族军尤其神气,服装和苏联陆军差不多,质料是呢子的,肩章是绿色红边,也是革命队伍,因为受不住反动派的迫害,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了。少数民族暴动是使反动派很伤脑筋的,在解放军没有到新疆的时候,新疆就已经解放了两个城市,这都是自觉自发的民族军的功劳。……

还没有到哈密,我们对哈密瓜就已经垂涎三尺了。到哈密一下车,街上就布满了招聘团的同志们,尤其是哈密瓜摊前最多人。哈密瓜与西瓜不同,是橄榄形式,上面有很美丽的突出花纹,里面的瓜子与湖南的黄瓜子一样都集中在瓜的中间。有红瓢、白瓢两种,红瓢的瓜最吃香,因为本地人是最爱红色的,口味大致相同。我们常买来吃,有的同志尝了一口就不敢吃了,据他说:“太甜了,头都甜晕了,我宁肯吃西瓜。”后来一调查,这种情况很多。你们看,瓜甜到什么程度?但是酷爱它的却仍然不少,我就是其中一个。因为如果它仅仅是甜,那倒不足为奇,偏偏它又有着浓厚的香蕉及菠萝味,而且冰凉的。说到水分之多,也可以引一位同志的话:“怪不得西北缺少水,原来水都跑到水果里面来了。”话虽然未免过火,瓜里面水多也是事实。

我们特地到城外几里路的地方观光,去的是哈密王墓。在西北这种建筑总算是雄伟,有五六丈高,外面是砌的瓷砖(瓷器在西北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盘子都要卖200元新疆币,新疆币一元等于人民币450元)。听说这些瓷砖是用驴子从别处驮来的,我们到里面去看过,有回王、王后、王子的坟,用泥做成多种不同的标志。……

这里的屋顶都是平的,一方面冬天好铲雪,一方面好晒瓜,哈密瓜是越晒得久越好吃的。他们对于自己的瓜并不吝啬,谈得好的话他就爬到屋顶选个瓜送你。我们游王墓回来就碰见这么回事,我们坚持不收,但他也坚持送给我们。因为我们是解放军,为了不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收下了,并付了钱。

新疆驻军有20多万(最近又大量增加)。本地解放有一年多久,但解放军的一切费用,都是自己供给,没有在人民政府处拿过一文钱,这和过去盛世才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苛捐杂税,恰好成了一个对比。解放军生产的收获,现在平均每个人有一头羊,三个人一头牛,一年中每人生产可剩得二十几块光洋(光洋在新疆是公开用的),解放军用来办合作社。

最使人感到兴奋的是迪化有一种欣欣向荣之气,到处不像长沙那么沉寂,汉口那么嚣张,西安那么死气。到处在从事新的建设,这些砌房子的“匠人”就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过去盛世才时代,一栋大厦三年内没建设好,解放军两个月不到就完成了,你们说伟大不?

王震司令员对我们说:“……毛主席对少数民族代表说:‘我派王震到新疆去做好事,如果你们发觉他不好,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我叫他回来。’”由于解放军的实际行动表现,因此威信在少数民族中间是建立起来了,完全和反动派的军队不同。

新疆学院的学生都调到军区来学俄文,新疆学院就专门训练地方干部(都是少数民族),自己的事就该由自己去管理,我们只有协助他们建设新的新疆。

在草原上解放军的开荒情况是这样的。草原上的蚊子特别多,又大,如果一个人迷失了路途,在草原里去得太多的时间,那这个人就不能出来了,会被蚊子咬死。解放军要在这些地方开荒,他们自制手套、头套,一直拉下来把颈子也包过,全身仅两个眼睛在外面看事。休息的时候,大家围拢来烧一堆火并不是冷,而是把蚊子熏开。西北的气候是大陆性的,寒暑的温度相差很远。热天他们睡也不能睡在地面上,因为温度太高,湿气又重,他们就挖洞,晚上睡在洞里。

解放军是怎样到新疆来的呢?解放兰州后,继续西进,由于国民党的宣传,老百姓逃了一些,渡黄河的羊皮筏子非常缺少。解放军是会想办法的,就用棉花包代替,上面也可以坐人,慢慢地划到对岸。后面的看到前面翻了,并不畏缩,继续前进,也许前面被淹的同志的旋涡未平,后来的又淹了,但是解放军是终于渡过了黄河。损失当然是很大。

祁连山是几百年没人去过的地方,解放军都走过了。因为反动派把残余的匪军集中在酒泉,不过解放军却偏偏包他们的后路去祁连山,结果酒泉的匪军当然全部投降。

越过祁连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山上没有路,只有终年不融化的雪,平日我们在平坦的雪路上走,还感到困难,何况他们每人身上背负四五十斤重的东西,还要跋涉在崎岖的山上。前面的同志走不动了,后面的接上来帮助他扛东西,扶着他走。在路上是停不得的,如果一停那就得冻死,即算是站在原地,也得踏步才行,但是毕竟是冻死了不少。其中有这么一回事,有两位同志在祁连山上面对面的直立着,但两个人都没有气了,他们是死了。你们一定不会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死,原来是这样的:前面的同志冻呆了,后来的同志发现后马上解开胸襟,将身子靠拢去,将嘴里的热气呼给对方,结果两个都牺牲了。这是多么使人感动的场面,初听时我流泪了,他们真正是发挥了阶级友爱啊!

除水利、工程、农林这些同志分配了工作以外,其他的都参加学习,分成两队(技工队、文艺队)学习革命人生观,学习情绪很高。组织上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发了皮大衣,毡靴、皮鞋。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及八一帽花,是照相后发的,不然你们可看看我这正式的八路了。我们文艺队有120多人,共分12个小组,每三个小组成立一个区队。我是第二区队队长,陆懋龄是第四区队队长,这也是学习的好机会。

我们布置了一个图书室,我经常在这里面自学,书籍杂志很多,总期望自己空空如也的思想箱子能添一些货物和财富。我想你们都乐于帮助我,希望你们多来信,多写些,也免得枉费了人民给我们的800元邮票费。总要在写信中互相报告情况,交换意见、知识。

11月4日,文工团协理员欧凡召集区队长讲话,报告我们将重新编队。5日早上星期四没出去。我们从今天也就正式编队了,文艺队大多是女同志,仅二十几位是干文艺写作及艺术工作的男同志,有80多位同志编进了文工团,一部分学会计、学护士、学拖拉机及进俄文训练班(三年)等。我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分配到军区政治部直属部队工作部宣传科工作(简称直工部)。虽然我想参加俄文学习但决不愿因个人的兴趣和打算不服从分配。本来协理员还想争取我在文工团,几次与政治部组织科争取都未允许。不过我现在到了工作岗位上很安心,一切很好。在这里与老干部一起工作,进步是无可限量的,他们的刻苦耐劳的精神及革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决心将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的思想及作风。

在这里每天我们早上可以学俄文及维文。因为目前维文需要,又实际,在工作上又方便,所接触的都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我是学维文,晚上两小时的学习。

近日长沙情况怎样?全国都在掀起反美帝援朝的运动,民心振奋,都痛恨美帝的无耻行为,愿献出力量,一泄几十年来的血海深仇。我们这里有很多志愿参军的。你们的心情如何?请告诉我。

西藏快要解放了。我人民解放军已解放西康西部通藏孔道昌都县,藏民十分欢迎,这样西藏的解放已在目前了,虽然美英帝企图阻碍,但是他们都是无理的。

工作忙,下次再写,这封信也写了好几天才完成。

希望你们多来信,多写信可寄平信。

布礼!

关群
 
1950年11月25日于迪化


关群在新疆

这封家书的作者关群,祖籍云南,在长沙长大,1950年从湖南长沙福湘女中高中毕业,参军到新疆。关群出身旧军官家庭,外祖父曾是国民党少将。关群兄妹六人,她排行老三。关群在新疆工作三年,因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表彰。关群的丈夫叫杨大斌,是原新四军五师的警卫队教导员,中原突围时跟着王震到了延安,负伤后留在王震的部队进入新疆。两人于1952年结婚。1953年,杨大斌入朝作战,离开新疆。关群也随后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疆和内地之间的通信极为不畅,关群从迪化寄给长沙家人的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大约一个月。这封信按照当时革命军人的写信习惯,在末尾写了“致布礼”,就是“致布尔什维克礼”的意思。

在杨大斌看来,自己长相平平,文化水平不高,“就是资格有点老,特别重感情而已”。而当时的关群呢,是一位“年轻漂亮、有文化、单纯、稳重、正派、好学上进、讲究卫生和整洁”,是个“革命热情特别高的城市女青年”。“我亲眼见她在迪化监狱救火时,奋不顾身,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给了我极好的印象。”而且,“她从来就是素装素裹,不擦胭脂不抹粉,但仍是很漂亮。我就是要找这样的意中人。”杨大斌说。

1951年5月19日,杨大斌和关群在军区汇报工作。下午3点返回时,行至西郊公园。那时,公园刚开始建园,荒无人烟。突然狂风骤起,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大牛车被狂风刮得飞跑,树被连根拔起。两人被刮得分隔很远。似乎是天意,又一场大风扬起时,居然又把他们刮到了一起。“怕风又把我俩刮跑分开,顾不得那么多,我俩紧紧抱在一起,躲在一棵大树下。”杨大斌回忆。为了避风,他们在外面待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军工厂。从此,他们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也奠定了一生的感情。1952年8月1日建军节,关群和杨大斌结婚。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摆了瓜子花生糖果。大家还看了电影《小二黑结婚》。

冬天的时候很冷,早上出操的时候“手都冻麻了”。没有大米吃,每天吃包包菜和茄子,没有其他吃的。然而,在物质生活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关群却说:“我们当时一点都不觉得苦。”而且,和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相处很好。出于对维吾尔族老乡的喜爱,关群给大女儿起名叫“关小维”,一直叫到现在。

关群当时写了很多家信,但是保留下来的就只有这一封。关群的儿子杨勇说:“母亲这封写于1950年的家书公开发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杨勇看来,母亲的家书在亲人们之间“是希望,是安慰,是鼓励,是生活的动力和信心”!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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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背景资料由钱毓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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