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父亲带我走过的人生路

2016-05-08 05:13:07


2009年10月31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再也不会牵着我的手走人生之路,再也不会用语言给我讲述人生的哲理。但我总感到,他过去是一棵大树、一座高山,现在又如一颗恒星,有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这就是他的学识、他的风范、他的思想、他的精神。我会继续在他的“引力场”中前行。

钱永刚 口述 边东子 钱永刚 整理


钱永刚(前右)幼时与父母和妹妹在归国的邮轮上合影

钱永刚,钱学森之子。浙江杭州市人,高级工程师。自2004年起,相继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当选为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顾问、高级顾问,甘肃省沙草产业协会顾问、高级顾问,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沙产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2012年被聘任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

小时候,我敬佩父亲,因为父亲好像一棵大树,我是息在大树上的小鸟,有繁茂的枝叶遮挡,不必担心风雪骄阳;父亲又好像一座大山,我是依傍着大山的小草,有了大山的滋养,才能无忧无虑地生长。

“大手牵小手”,踏上了归国的邮轮

 1955年9月17日,父亲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和母亲、妹妹一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我那时才7岁,还不可能理解“回国”的意义。只知道父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父亲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很美。

我们在船上的舱室是三等舱,很小,送别的人赠的花篮在舱室里都摆不下,只好摆到船舱的过道上。可是没多久,父亲就牵着我的手,走进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船舱。这是头等舱。那时,我以为是父亲买了头等舱的票。后来才知道,原来,轮船公司禀承美国当局的意愿,以“头等舱的票已经售完”为理由,企图阻止父亲回国。但父亲在困难和障碍面前从来都不会回头,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我们踏上万里归途。同船一位有侠义之心的美国女权运动领袖,得知我们全家挤在狭小的三等舱中,出面和船长交涉。她愤然说:“你们就让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住在三等舱吗?”我们这才住进了头等舱。

归国的航程遥远、漫长,但我们并不寂寞。我和妹妹在船上玩,看海景。父亲常常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其中有男有女,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有满头青丝的华人。直到25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当中就有数学家许国志和他的夫人蒋丽金。许国志后来为我国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蒋丽金则在感光化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成了一对“夫妻院士”。而父亲在船上和他们的邂逅和交谈,对他们回国后的科研方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那时父亲就想到了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也说明了他的眼光远大、宽广。

我们的船经停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时,有一位侨胞特意到码头上来看望父亲,可我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2005年,父亲收到了一封信,寄信的是一位名叫“林孙美玉”的老侨胞。她在信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次在马尼拉和父亲的谈话。林孙美玉问父亲:“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父亲回答:“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

当父亲得知林孙美玉是一位高中教师时,诚挚地说:“非常好,中小学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父亲还说:“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林孙美玉在信中说:“您真是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听了您的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样谦逊、这样理解人的话语,在当今物质世界里真是再也难以听到。”

现在回忆这件发生在60年前的事,我仍然感到意义深远。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在上海家中

奔波奉献,父亲用无形的手牵着我前行

我们来到北京后,先在北京饭店暂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就落户到了中关村14号楼。那时,我对祖国的一切都很新奇。我们住在中国科学院最好的住宅里,足足有五间房子,还有卫生间和厨房。只是做饭既不是用煤气,也不是用电炉,而是靠烧煤,但父亲和母亲都很愉快,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家。

记得回国之初,吃早饭时,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牛奶,大人叫我们喝,我们不敢,因为在美国喝的牛奶是凉的,不加热的,桌上的牛奶在我眼中不是“真”牛奶。我跟妹妹用英语互相嘀咕,被懂英语的朱兆祥叔叔听到,告诉了大人们,引起他们一阵大笑。

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我那时对祖国还很不了解。加上刚从美国归来的我,基本上只会讲英语,和同学老师交流很困难,更不要说听课、学习了,因而很需要父亲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走过这段艰难之路。可这时的父亲却非常忙,他正为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奔波。在他领导下,力学所发展之快,超出很多人的预料。他还参加了《1956年到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他给科学家们讲电子计算机,讲受控热核反应,这些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了解。

那时,父亲为了工作废寝忘食,还经常要出差。到哪里去,去多长时间,他不仅不告诉我,就连母亲也不告诉,有时几个月都找不到人。回家时,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大皮靴,活像我在画册中看到的爱斯基摩人。那时,保密制度非常严格,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研究飞行器的科学家,具体在做什么,别说是我,母亲也不清楚。就连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有时也把我父亲和钱三强的工作弄混。父亲做解释,她哈哈大笑说:“都怪恩来,从来不告诉我你们具体是干什么的,我才会弄混!”

直到20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父亲那时是为了研制导弹和卫星而奔走于北国大漠、西域荒原。那时候和现在是天壤之别,国家的财力物力非常匮乏,就那么点钱,又要做那么大的事,许多试验必须一次成功,因而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为什么后人这么敬重“两弹一星”的功臣?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远远不能和现在比,完全是凭着他们的智慧、勇气和奉献精神拼出来的。

父亲的工作这样繁重、忙碌,自然也就无暇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但他却用另一只无形的手,继续引领着我,这就是他那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眼界非常宽、看得非常远的人。他曾经多次提出,科技创新人才要具备两个能力:一是形象思维的能力,二是逻辑思维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尽管父亲上中学时,我爷爷让他学理科,但在寒暑假里还让他学画画、学乐器、学书法。因此,父亲青少年时期在形象思维方面所受到的训练要远远多于其他人。当父亲把自己的这段家教故事告诉冯·卡门教授时,他赞叹地说:“你的爸爸真了不起!”

除了形象思维,当然还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而能让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得到训练的,则是书。读书是我们家的“家风”,我从这个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父亲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早在高中一年级,他就读了介绍相对论的书。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他还读过俄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父亲和母亲很重视培养我们的读书爱好。回国的时候,尽管行李很多,父母还是给我和妹妹带了不少精美的图书,尤其是科普读物。在父亲的影响下,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我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现在只要有喜欢的书,我都会买回来读,毫无功利目的。这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父亲无形的影响,也由于发挥了主动性,再加上同学和老师的帮助,我很快就适应了国内的学习和生活。父亲晚年时,有一次和我聊天,他很感慨地说:“你小的时候我工作特别忙,就顾不上你了。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就做一道题,不论数学、物理、化学的,相信到你高中毕业时,全国的大学任你挑。”可惜,时光不会倒流,就算是能够倒流,父亲仍然会那样忙,也不会有时间和我一起做题。他的这番话,只能说明他从内心深处是关心我的,只是因为太忙,实在无法顾及。

十年动乱时期,我正在上高中。那时的大学都“停课闹革命”了,哪里有大学可上?我不甘心荒废时光,正好部队到学校来征兵,我就参军去了。父亲对我的选择只说了句:“你如果真的想去就去吧!闯一闯,好好干!”

这时,我已经是一个能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的青年了。相对而言,我已经长高了,父亲的身材不再显得那么伟岸了,可是在我的眼中,他却如风暴中的一座山,屹立不动,给亲人和朋友以力量和信心。从父亲的话里,我读到的是信任、鼓励、期望。在部队,我没有靠父亲的名望、地位和关系去谋点儿什么“特殊照顾”,只是靠着他的话一直支撑着我度过在十年动乱阴霾下那段并不平静的戎马生活。

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快30岁了。如果倒退十年,凭我平时的成绩,考上个名牌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十年了,我的外语都“还给”老师了,能不能考上,真的没有把握。但我不甘心,仍然要试一试。我想到,父亲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不断从新的知识里汲取营养。他非常欣赏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更要不服“老”,最终凭着在部队做技术工作,数理化还有些底子,再加上从小爱读书,有些“童子功”,总算考上了大学。尽管和父亲不能比——他进入交通大学的时候才18岁——但他还是很为我高兴。

虽然我从没有利用父亲的“荫庇”为自己谋过什么好处,他也不允许我这样做,他只是用他的话语、他的风范来鞭策、鼓励我,为我树立人生的榜样,给我指点着人生的方向。但有一次,我却非常意外地受到了他老人家的“荫庇”。那是1986年,我“自费公派”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这一年,我38岁,而父亲在这个年纪已经是这所学校的教授兼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了。这所学校会不会收我这样的“大龄青年”呢?他们又会用什么样的题目来考我呢?当时心里真的没有把握。可是没有料到,他们根本就没有让我考试,就批准我入学了。据说30多年前,我父亲从美国的拘留所中出来,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安慰他说:“不要消沉,工作吧。不为政府,为孩子。孩子将来上加州理工学院免试。”1955年我们回国时,校长又对父亲说:“我说过的那句话还是算数的。”这很可能就是我免试的原因。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父亲在美国的影响,以及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都具有的善良。

退居二线,父亲依然有永存的引力

1982年,父亲退出了第一线。他年纪大了,腰有些弯了,手也不那么有力了,而我的手也不再是被父亲牵着的小手了。“大手牵小手”,已经成了遥远而甜蜜的回忆了。但是我很快就感到父亲仍然在用他的行为、他的精神“牵”着我前行。父亲不但“退而不休”,而且他那科学家富于探索的热情更加高涨,更加炽烈,甚至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他关注的范围更宽广,更深了。他不仅涉猎于音乐、绘画、电影、文学、生命科学、技术美学、现代农业,而且有研究、有心得、有创见。他积极倡导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大大地推动了军队信息化建设。他提出的“知识密集型大农业”理论,已经在西部地区的“沙产业”中成为现实。那些被认为是“不毛之地”的沙漠,现在成了盛产沙棘、沙枣、黑蕃茄的“沃土”。他提出了建设“山水城市”的理念。如果能够实现,中国的大都市将一改“混凝土森林”的形象,而成为有绿色景观的宜居城市。有一次,父亲在翻看介绍他生平的图书时,对我说:“这些书都是说我这儿好那儿好、这儿行那儿行,这样的书用处不大。我不是天才。应该讲讲我能取得那些成就的原因,这样对读者才有启发。”

我想,父亲能够取得重要科学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确,相比之下,父亲更关心系统科学的发展。他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新概念及“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新理论,他通过通信、著文、谈话和与朋友交流时讨论这些问题,介绍他的想法。

父亲倡导的系统科学不仅在航天领域和许多重大的国防科研项目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在其他领域里也结出了硕果。比如,他认为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地理学要处理的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他的看法得到了我们住在中关村时的老邻居——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黄秉维院士的大力支持。黄院士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提出了“陆地系统”的概念,这一学术思想在中国地理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随着时间的流逝,能研制出导弹、卫星的父亲也不可避免地年迈了,有时甚至不得不卧床了,尤其是他的听力衰减得非常厉害。以前,他是个“铁杆广播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一早一晚的“科学知识”和“新闻联播”,是他必须要听的节目。为此,我们家吃饭的时间都要为广播节目让路。直到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许多家庭已经不用收音机时,父亲仍然在收听广播。据说,喜欢听广播、不爱看电视的人,大都是形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可是到了晚年,他已经听不见广播了,只好无奈地说:“咱们支个电视吧。”

于是,我在他的房间里支起了一个电视。他问:“多少钱?”我没有告诉他,只说:“这是我孝敬您的。”因为父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用公款买的东西,他要严格审查,看看是不是符合规定。如果不符合规定或是太贵,他就会拒绝使用。电视机是我“孝敬”他老人家的,又没有告诉他多少钱,他才会欣然接受。给父亲买台电视机,不仅是为了让他能够继续关注他所热爱的一切,也是想回报几十年来,他引领我走过人生之路的那份深深的、难以回报的恩情。

父亲晚年虽然卧床了,但他的头脑却没有“卧床”,而且更加关注那些影响国家前途的大事,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他多次和我谈到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的学校没有形成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机制。他说:“讲科技创新首先要进行形象思维,要善于联想,提出假设后再用严密的逻辑思维证明。要是连‘假设’都没有,何来‘证明’?现在许多家长也让自己的孩子学,但很功利,弹钢琴、学声乐,都是为了考级、升学时加分。我们那时候哪有级啊? 我父亲要我学画画,学到哪儿算哪儿。”

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就是那么点语文、音乐,再加一点课外活动。有时连课外活动都被繁重的功课占去了,形象思维的训练非常有限。父亲能有骄人的成就,和他从小受到的形象思维训练,和以后受到的创造性思维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为了给国家培养创造性人才,西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实验班”正在以父亲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理念作指导,培养创新型人才。我也会去那里帮帮忙,尽自己的义务。

2009年10月31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再也不会牵着我的手走人生之路,再也不会用语言给我讲述人生的哲理。但我总感到,他过去是一棵大树、一座高山,现在又如一颗恒星,有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这就是他的学识、他的风范、他的思想、他的精神。我会继续在他的“引力场”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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