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自述 :日本殖民统治者怎样利用我在东北侵略和掠夺(下)

2016-05-08 05:12:51


囗 王庆祥


1935年,溥仪第一次访问日本

十、日本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三个罪恶时期

溥仪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罪恶时期:第一个时期开始于溥仪首次访日。“因为用我的名义发表了所谓《回銮训民诏书》,招来种种严重后果,形成了日寇侵略政策步步加紧的局面”,“从1935年我第一次访日起,这种帮凶面目就愈发暴露出来,目标就是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拿所谓‘日满一德一心’这副骗人的罪恶幌子,给日寇殖民统治有效地开始服务了”。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由于我发布了所谓《国本奠定诏书》,引起一切对于祖国人民的祸害,(这)并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第三个时期开始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一直到日伪垮台。溥仪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企图侵略全亚洲,建立臭名昭著的‘大东亚新秩序’。伪满洲国又声明支持日本‘大东亚圣战’,我也立即颁布了伪《时局诏书》,要求全东北人民‘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更加残酷地加重于人力、物力、财力的奴役和掠夺。”致使东北人民处于极端贫困、破产、饥饿和死亡的境地。

十一、彻底揭破日寇的种种阴谋

溥仪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14年的日子里,可以说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没有一天、没有一件事不含有阴谋性质,要列举就说不完写不尽。”

溥仪揭露的“日寇第一阴谋”,就是操办伪“协和会”。溥仪说,东北人民把这个受尽唾骂、痛恨的伪“协和会”叫“蝎虎会”,言其毒如“蝎”、狠如“虎”,既毒又狠犹如“蝎虎”。“1932年7月25日,伪‘协和会’正式成立。当时身任伪‘执政’的我便被推为伪名誉总裁,伪国务总理郑孝胥被推为伪名誉会长,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当上了伪名誉顾问。起初,日寇方面曾有把这个伪组织定名‘协和党’抑或是‘协和会’两种意见。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理由是,如果把它叫作‘党’,其范围就仅限于党员;把它叫作‘会’,便可以无限扩大到把全东北人民都包括进去,于是决定叫作‘协和会’。其罪恶任务就是对全东北人民的强力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看来,单独依靠伪满政府作唯一的统治机关还有些不放心,为要达到未来的吞并目的,便又在伪政权组织之外成立推行殖民统治政策、奴化人民的组织,使它和伪政权成为表里一体。其最后目的是企图把全东北人民都能包罗在这一有机体内,随心所欲地达成它的侵略目的。”

溥仪揭露的“日寇第二阴谋”,就是“得寸进尺”。溥仪说:“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我东北14年的血腥侵略和殖民地罪恶统治,可以说没有一样不是采用‘得寸进尺’的由‘蚕食’到‘鲸吞’的惯用手段。我敢断言:凡是吉冈安直对我所干出来的种种‘得寸进尺’、一步紧似一步的做法,无一不是由日本关东军的魔掌所操纵,而在关东军后面还有日本法西斯匪首的操持。”溥仪又举出实例说:“伪满政权成立初期,像臧式毅、袁金铠、赵欣伯、张燕卿等还时而能到我这来,随便和我谈谈话,或在我这里吃顿便饭。由北京远来的宗族人等也都可以随便在新年或我生日时单独来见我谈谈话。自从我当上伪‘皇帝’、吉冈安直当上我的全权直接监督人——‘帝室御用挂’之后,对我接见人的事情便一步紧似一步,一天紧似一天,逐步把我挤到‘爬得愈高,范围愈窄’的小圈子里。从此伪满大小官吏,除了所谓正式‘谒见’,完全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来见我了。就连在北京的我的宗族家人,除了被特别许可的极少数人,也不可能随便单独见我了。”

溥仪揭露的“日寇第三阴谋”,就是他胞弟溥杰的婚事。溥仪说,1935年冬溥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长春伪“禁卫队步兵团”当伪排长。当时,日方别有用心者便要让他与日本女子结婚。溥仪也暗暗感到了这种企图,就对溥杰讲:“你如果和日本女子结了婚,往后可不好办了。我可以负责从北京给你找个适当的对象。”溥仪很快就撮合并确定了二弟与婉容亲戚家某女孩的婚姻关系。不料吉冈安直闻知此事后便把溥杰找去,公然干涉他个人家庭私事。吉冈安直很干脆地说:“现在关东军方面很希望你能和日本女性结婚,因为这是有关日满亲善的重大问题,你得做一个模范才行!这是军方意旨,你先不要忙于和中国女子订婚。为你张罗日本人对象,由我负完全责任,你只管放心。”吉冈安直“说到做到”,他亲赴北京,先解决溥杰与其原配妻子他他拉·怡莹(珍妃的侄女)离婚的“法律手续”——由怡莹胞弟开具的“情愿离婚,情愿不要赡养费”的所谓证据;再亲赴日本,找到“资深”人士、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托他们给溥杰物色结婚对象。很快,溥杰就与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结了婚。随后,伪傀儡政府修改《帝位继承法》,并落实到“皇帝死后……可由弟之子继之”这一有效条款上。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向伪满皇帝继承人身上注入日本血统!

溥仪揭露的“日寇第四阴谋”,就是“未来儿子的问题”。溥仪说:“在植田谦吉当关东军司令官时,他曾让吉冈对我讲,如果我将来有了儿子,那么当他长到六七岁时就必须使之赴日本留学,绝不能让他继续留在我身边,接受我的抚养与教育。他还煞费苦心编出‘美词丽句’打掩护说,日本天皇的儿子(即‘东宫太子’)也从幼时便不在父母身边抚养,而是派定专人担任他的教育以及生活起居的一切。唯其这样,才会得到特别教养而能够成为继承天皇的适任者。因此,‘满洲国’也必须效法日本皇室的办法。”吉冈已把事情做到了这一步,“还怕口说无凭”,一定让溥仪签字留据,“作为永世不能翻悔的确实凭证”。“康德皇帝”也只能在那“尚在未知之数的儿子未来的卖身契上,老老实实签了名”。


溥杰和妻子嵯峨浩

溥仪揭露的“日寇第五阴谋”,就是日本宪兵的“保护”。溥仪说:“我自从1924年11月29日坠入北京日本公使馆后,便开始由日本使馆警察对我负起‘保护’之责;到1925年2月24日移居天津日本租界,更由日本驻津领事馆警察对我作更进一步的‘周至保护’。”离津出关到了长春,先爬上伪执政的椅子,后又爬上伪皇帝的“宝座”,溥仪始终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爪牙——宪兵没有丝毫松懈的“保护”之下。溥仪说:“在伪宫内府我所住的‘缉熙楼’旁厢房内,成立了一个伪‘宫内府宪兵室’。凡是来见我的人,除了他有神话中的隐身法,谁也逃不脱他们监视的双眼,而他们的领头人就是死盯住我绝不放松的大特务头子吉冈安直!直到1945年8月我从长春逃往通化大栗子沟,更由大栗子沟逃往沈阳飞机场并在该处被苏联军人逮捕后,我还是受着吉冈与他手下一名日本宪兵最后的‘保护’。坐上苏联飞机由沈阳飞到通辽,才由苏军把我与那块犹如附骨之疽一般的吉冈等给分开了。从那时起我才算从历时22年多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谓‘保护’下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脱离了恶魔的毒掌。”

溥仪揭露的“日寇第六阴谋”,就是让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溥仪说:“在伪满,所谓我在政治上的地位,真可以说是孤高在上,毫无根底之可言,只能是依仗着在反动封建末期社会中的空头地位,利用这一点作为我的唯一资本。我在伪满的一举一动,甚至在个人家庭中的一颦一笑,也都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所派中将参谋吉冈安直的耽耽虎视下和各种有形限制与无形防范中。”溥仪讲述了他的几个亲信“遗老”都是怎样被一个个搬离身边的。他说:“郑孝胥是被关东军给撵下了伪国务总理的椅子,连回北京西城自己的故宅去住竟也遭到关东军多方刁难,终至悒悒而死。罗振玉也是在关东军的‘敬而远之’下,了却他亲日的一生。”胡嗣瑗则因为曾向溥仪建议,让他向武藤信义“提出缩减伪总务厅长政治权限,使各部大臣得以负责办理各自部务的要求”而获罪,不能继续留在溥仪身边当“宫内府秘书长”了,被明升暗降为伪参议府参议。去职后立即失业,只能靠溥仪“出钱来养他的余生以及他的一家大小直到伪满垮台为止”。溥仪又说:“至于伪军中我的那些家属、宗族以及亲信,也都在日本人、伪军官、日本军事顾问和关东军司令部层层严密挖掘下,犹如大海漂豆一般星星点点地分散在伪军各机关、各部队里。与我既不能有所联系,他们彼此间也都成为互无联络的状态。”溥仪满含悲凉地回顾与妻子婉容之间感情完全破裂、谭玉龄被日本人下毒手、册封年仅15岁的李玉琴等家庭生活之后说:“在伪满14年罪恶生活中,不独我在政治上是一个独夫,在家庭环境中也如同积雪千年不化的高峰一样,永远矗立在冰冷的大气中,连丝毫的温暖气息也感觉不到。”

溥仪揭露的“日寇第七阴谋”,实为最大的阴谋,就是历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他的关系。溥仪说:“日本侵略者费尽苦心非要把我的心身都完全掌握在它的魔掌中不可。那些身居伪满‘太上统治者’实际地位的历任关东军司令官,都曾以‘彻底掌握我’、‘完全支配我’和‘确实奴化我’为己任。他们给我制定出‘定期输毒’的正式计划,在每月一日、十一日和廿一日这三个逢一的日子都必须在‘百忙之中’分身到我那里去,和我作‘风雨无阻’的‘定期会晤’。……关东军司令官们对于我‘既防范,又利用;既限制,又抬捧’的根本方针始终没有丝毫变化。”溥仪还把历任关东军司令官对他的“训育培植”做了摘要总括地叙述:有“口是心非”的谈笑酬对,有“日满一体不可分”的一再重复,有日本军的“正义”和“强大无敌”的一再强调,有所谓“日、满、华同心协力”和“共存共荣”,有对“康德皇帝”别有用心的“揄扬称赞”和“嘉勉”感谢;有菱刈隆“培养君德”,强调伪皇帝只能“高高在上,垂拱无为”,绝对不应该以“察察为明”去干涉或驳改伪国务院、参议府所决定和通过的议案、法令,还有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对“康德皇帝”册封“贵人”露骨的干涉。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已经在“张鼓峰”和“诺门汗”大战中败北,却仍极力吹嘘日本侵略的“武装威力”,还不惜“打肿脸充胖子”,令溥仪在心中苦笑难平。溥仪说:“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长年以来和我的腐臭关系,同时也是他们在14年间始终如一、从未间断过的对我进行奴化教育与欺骗宣传的概略经过情形。”


溥仪手迹:《从皇帝到公民》(第7页)


溥仪手迹:《从皇帝到公民》(第8页)

十二、溥仪是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人

溥仪曾在许多场合,以切身经历,揭露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谈到日军的侵华暴行,他总是感慨万千,痛哭流涕。1956年,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曾访问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3000人遭到屠杀的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后来他在谈话、著文中曾一再提到这件给予他“极大震动”的事件。他记叙此事的经过时说,平顶山位于抚顺近郊,原是有1000多户矿工居住的小镇。1933年,抗日游击队袭击了抚顺日寇警备队,烧毁了日寇的仓库。当日寇得知平顶山村民与游击队有联系后,第二天就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他们把全村老少统统赶到村外的山坡上,把对准人们的机枪蒙上黑布,欺骗大家说要给他们照相。日冠等人们到齐后,就揭去黑布,对准人们进行疯狂的扫射,然后又逐个戳刺刀,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杀人后,日寇又烧掉了平顶山的全部房屋,封锁了四面交通。他们唯恐不能斩尽杀绝,还在周围村庄中宣布:不准收留平顶山人,违者全家杀光。此案唯一的幸存者方素荣当时年仅5岁,在扫射中爷爷用身子压住了她,尽管她全身八处受伤,但仍在深夜苏醒了过来,挣扎着从爷爷、母亲和乡亲们的尸体旁爬起,被一位老矿工带到矿上,收留在了大工棚里。白天她被藏进麻袋并扎上袋口,晚间就有人偷偷打开袋口塞给她几块干粮。后来,她被转送到舅舅家,藏在高粱地里养伤,才幸免一死。溥仪谈道,当日本战犯听方素荣讲述这段血泪交织的历史时,个个泪流满面,低头向她表示诚恳的谢罪。方素荣说:“我心头的冤仇是永世不忘的,但最重要的不是个人冤仇。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个人的冤仇。”

溥仪在记叙日军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时,谈及访问哈尔滨市平房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姜淑清老人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老大娘回忆说,当年日本培养细菌的731部队就在这个村子附近,由于那里制造的黄色跳蚤诱发鼠疫蔓延,夺去了全村142条生命。有的新婚夫妇结婚第二天就死了,有的全家死光。

在伪满的报纸上,日寇常常炫耀他们“剿匪”的“战绩”。溥仪说,所谓“消灭”了多少“土匪”,其实多数是无辜百姓受害。累死或被杀的劳工,到了报上都成了被“剿灭”的“寇匪”。溥仪揭露道:“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在东北实行劳动力统制政策……每年强征劳工总数平均在250万人。被抓去当劳工的,少吃没穿,却要起早摸黑地干重活,累死的人不计其数。被抓去为日本关东军修建军事设施的劳工,在完工后往往遭到集体屠杀。这样的事实甚至被日本主子豢养在‘深宫’的我也有所耳闻。有一次,伪宫内府警卫处长佟济煦悄悄告诉我:他亲戚的警卫官金贤有个熟人,被日军抓去修筑军事要塞,日本军队为保守工事的秘密,完工后把所有工人全杀了,只有他亲戚那个熟人在九死一生中逃了出来。”



1934年10月,日本移民在伪满滨江省绥棱县建立瑞穗村。图为移入绥穗的日本年轻妇女

正如溥仪所说,日寇以“反满抗日”罪名屠杀我中国同胞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据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载,1932年7月29日凌晨,日寇将拘押在哈尔滨的84名“囚人”提出监狱送郊外枪决,在两处同时执行。刑场预先挖好了长壕,枪决时五人一列,其中一名儿童当场高呼:“满洲国覆灭,日本人死亡!”场面惨不忍睹。

作为历史见证人,溥仪先于1946年8月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后于1956年7月出席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为审判侵略我国东北的日本战犯出庭作证。在东京,他前后出庭八天,每天出庭长达六小时,创造了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他以切身经历、大量事实揭露了日寇驻东北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古海忠之、武部六藏的侵华罪恶。古海忠之在法庭上听了控诉和证言后深深低下头说:“我完全承认证人所说的一切,因为都是事实,我犯下了对不起中国人民的罪行。”这些刽子手不但承认了杀害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的罪行,甚至交代了让新兵以活人为靶子练劈刺、强迫父亲奸污亲生女儿等惨无人道的行为,他们痛哭流涕地要求中国政府惩罚自己。

1961年9月, 为 纪念“九一八”事变30周年,溥仪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回顾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在《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一文中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生命,简直视同草芥。从1932年到1944年,据不完全统计,以‘反满抗日’罪名,(日军)杀害我爱国人民67000人。至于集体屠杀、秘密屠杀中的受害者,更是不计其数了。”

1961年10月,溥仪同日本电波访问团谈话时说:“我常常因为想起了过去而痛苦。自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背叛祖国,把领土供给敌人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把人民驱作苦工和炮灰,使千百万人家破人亡。我为祖国的死难同胞而感到痛苦,我也为牺牲在同一个敌人手中的日本人民而感到痛苦。那样的灾难绝对不能再让它出现了。无论是中国的、日本的或亚洲任何国家的婴儿,我们都不能再让刺刀碰到他们身上了。”他还向日本朋友谈到一件生动感人的事例:有位日本战犯在释放后的归途中,当列车通过山海关时突然失声痛哭。在场记者询问缘由,他伤心地回答说,当年我就在山海关这个地方杀死许多中国人,他们不能活了,不能和家人团聚了,可我这个杀人凶手却又得到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我怎么能对得起在这里死难的中国兄弟和他们的家属啊!溥仪是在1963年5月22日会见日本北海道输出入协同组合、自由民主党北海道议会议员阿部文男先生时谈到这一事例的,在同一次谈话中他还表示:愿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吸取日本侵华这一血的教训,为恢复中日邦交而共同努力。溥仪还应邀在客人的笔记本上题词:“决定历史前进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1964年,溥仪在全国政协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我做傀儡皇帝14年,认贼作父,祸国殃民,按最保守的估计,给祖国造成的灾难是损失生命1000多万人,损失财产超过相当于500亿美元的价值。至于伪满洲国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基地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所造成的罪恶,更无法统计。”

回忆伪满洲国年代亲历的种种,溥仪沉痛地说:“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制造出所谓‘九一八’事变,以武力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并利用我来组织伪满政权,为它推行殖民统治政策。尔后,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政权在产业、经济上实行了强抢和霸占,把东北地区变成为它的独占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当然,日寇祸害我东北14年的滔天大罪,样样都与伪满傀儡政权分不开,样样都和我的罪恶分不开。”

作者系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溥仪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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