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人间鲁迅

2016-05-08 05:12:36

鲁迅临终前写道:“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客观介绍鲁迅上海时期的衣食住行,就是为了再现一个真实的人间鲁迅。

囗 陈漱渝


初抵上海的鲁迅与许广平(1927年10月4日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景云里的同居生活

1927年,鲁迅刚抵上海,先住进了位于英租界爱多亚路的共和旅馆。这家旅馆设备较好,但长住不是办法,于是鲁迅让三弟周建人代租住房。当时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就住在单位附近的景云里。他去打听了一下,知道弄内23号还空着,就去跟鲁迅商谈。周建人告诉大哥,景云里住了不少文化人,有茅盾、叶绍钧(叶圣陶)等,而且茅盾家的后门就对着23号的前门,另外还有一些商务印书馆长年合作的同事,可以互相照顾。鲁迅听了很高兴,于10月8日从旅馆迁入景云里。

景云里建于1925年,地处闸北横浜路,西面是大兴坊,再往西通宝山路,东临窦乐安路(今多伦路),弄内有三排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三层楼房。23号是第二排的最后一幢房子,楼下是会客室,卧室兼书房在二楼,一张黑色的半新半旧的中号铁床安放在东南角上,床上挂着帐子和帐沿。这个白色十字布绣花的帐沿,不用说是许广平的手艺。其他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之外,几乎就没什么家具了。

就在这里,鲁迅跟许广平开始了同居生活。

1928年9月9日,因23号周边喧闹嘈杂,吵架的、唱戏的、搓麻将的,甚至有绑匪出没,鲁迅移居至同里18号,并邀周建人一家同住。鲁迅夫妇住二楼,周建人一家住楼下,生活上相互照应。1929年2月21日,鲁迅一家又移入同里17号。这里朝南又朝东,阳光充足,鲁迅非常喜欢。

在景云里三处居住的两年七个月当中,鲁迅编辑了《语丝》《奔流》等刊物,组织了“朝花社”,筹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喜得贵子。但是邻里关系出现了麻烦。有一位邻居叫奚亚夫,是有名的大律师,他家那位十四五岁的小少爷非常顽劣,不但往鲁迅家的锅里扔石头泥沙,而且将纸浸上煤油扔到鲁迅厨房的木柴堆里,险些引起火灾。

1930年5月12日,经内山完造先生介绍,鲁迅迁至“北四川路194 A3号”,日文译名为拉姆斯公寓(或称来姆公寓、北川公寓、闸北公寓)。这是一座四层平顶大楼,鲁迅住在三楼,有大小八间房,包括书房、卧室、餐厅、浴室,三人居住相当宽敞。邻居有英国人、日本人,但素不往来。


鲁迅(右三)与日本铃木大拙等的合影(1934年5月10日摄于上海内山完造公寓)

逃来逃去吸北风

这里虽然可以避喧,然而鲁迅却两次离寓避难。

一次是1931年左联五烈士殉难前后。因盛传鲁迅也是搜捕对象,故鲁迅一家于1月20日至2月28日到日本人在黄陆路开设的花园庄旅馆避难39天。鲁迅一家连同保姆住在旅店副楼楼梯底下一间工友住的小屋,保姆和海婴睡大床,鲁迅夫妇就挤在靠门口的小床上。在1月23日致李小峰信中,鲁迅写道:“众口铄金,危邦宜慎,所以我现在也不住在旧公寓里了。” 其间一度盛传鲁迅被捕,“老母饮泣,挚友惊心”(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信)。友人劝鲁迅出国休养,他的回复是:“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恋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

另一次避难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一·二八”事变发生当天,寓所突然停电,不久传来枪声,由疏而密。鲁迅和许广平跑到阳台上,看见子弹穿梭,像一条条红色的弧线在头顶划过,赶忙退到楼下,一颗子弹洞穿而入,打在鲁迅书房的墙上——他的书桌正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鲁迅在同年2月22日致许寿裳信中描述:“此次事变,殊意料之外,以至实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 第二天终日在枪炮声中度过。第三天大队日军前来搜查。原来这座公寓有人向日军放冷枪,看到鲁迅一家都是妇孺老弱,日军才悻悻而去。于是,鲁迅只得在1月30日下午携带一点换洗衣物,搬到内山书店楼上,过着一家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2月5日是旧历正月初一,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又迁避至三马路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直至3月13日才结束了这段避难生活,重回旧寓。一路上,但见不少房屋或为火焚,或遭炮毁,行人亦复寥寥,觅食需奔波数里,感到在上海“居大不易”(1932年3月15日致许寿裳信)。想回北京,又怯于旅费之巨,故未成行。

在此期间,鲁迅跟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位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合发表告世界书,发表在《文艺新闻》战时特刊《烽火》第二期,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反对中国政府对日妥协。此外,还写了两首七绝:

赠蓬子

蓦地飞仙降碧空,

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

逃去逃来吸北风。


这首诗作是游戏之作,但也再现了战争期间难民的遭遇。作家穆木天夫妇在战乱中失散,他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分乘两辆人力车四处寻找丈夫,不久忧急而亡。

一·二八战后作

战云暂敛残春在,

重炮清歌两寂然。

我亦无诗送归棹,

但从心底祝平安。


这首诗曾书赠日本歌人山本初枝,反映了战争暂停后上海的萧条沉寂。一个“暂”字,预示了更大规模的战事将一触即发。鲁迅自身虽陷战乱之中,但仍祈盼日本友人能平安生活。

困扰鲁迅的邻里纠葛

1933年4月11日,鲁迅又从拉摩斯公寓迁至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一直住到逝世,共有三年半时间。这一带属于帝国主义的“越界筑路”区域,其性质相当于“半租界”。故鲁迅后来把在这里创作的杂文结集为《且介亭杂文》。“且”取“租”字的一半,“介”取“界”字的一半,意谓“半租界”。鲁迅在这里基本上处于隐居状态,因为毋须报户口,租房用的是内山书店职员的身份,直到海婴上小学,鲁迅才用“周裕斋”这三个字作为家长姓名。

鲁迅大陆新村的寓所共分三层。底层前为客厅,后为餐厅,中间用玻璃屏门隔开。客厅摆着一张黑色的长桌,桌上有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里面插着大叶子的万年青。二层的两间,前为工作室兼卧室,后为储藏室。三层南面有小阳台,阳光充足,空气流通,鲁迅特意安排保姆带海婴居住。楼下铁门后有一丈见方的小天井,种植了花木,如石榴树、紫荆花、牵牛花、夹竹桃,还种植了鲁迅喜爱的蔬菜,如南瓜、丝瓜……

然而,鲁迅临终前曾急迫地想离开此地,委托周建人尽快替他另觅一所住处。这让一些好奇者心怀疑窦,甚至怀疑鲁迅跟日本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政治纠葛。但实情很简单。先看周海婴的一段回忆:“ 我家住的是九号。靠弄堂底还住有一家日本人……我家大门原先是铁栅式,后来封上洋铁皮,因为有日本小孩常来欺负我,丢石块,喊叫‘八格耶罗’,还用洋泾浜的中国话骂我‘猪猡’。”(《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3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出版)另一段文字是鲁迅家庭医生须藤五百三的回忆:“先生平生很注意于养生,尤其厌恶寒气和煤烟。自本年(按:1936年)5月间起,前面的人家常不客气地放出黑烟来,真气煞他了。他常说道:‘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第20页,上海书店1979年12月复印)综上所述,鲁迅此次急于搬迁只是由于常见的邻里纠葛,并没有掺杂其他的政治因素。

囚首垢面的窘迫生活

鲁迅的收入来自公务员收入、教学收入和写作收入这三部分。上海十年鲁迅基本上无教学收入。经友人许寿裳力荐,从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鲁迅受聘为国民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编辑费为300大洋,49个月共领14700大洋,当时可折合黄金490两,应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使他能在人地两生的上海立住脚跟,潜心从事写作。其他均为写作收入,包括撰稿费、版税、编辑费等。鲁迅的版税主要来自北新书局,版税率高达20% ,不过1929年之前拖欠了2万多元,经律师庭外调解,1930年追回了1万多元。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费大约是千字6元,当时可以买五六十斤大米。

据统计,鲁迅在上海的十年间,总收入约为78178元,月收入约为724元。 根据当时上海市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小学教师的月薪约为40余元,鲁迅的收入显然应该属于高收入。但由于鲁迅不仅需要负担妻儿,而且需要负担北京的亲属,资助上海的亲属,还不时做一些善举,在某些收入较少的年份,如1932年月收入不足400元,鲁迅甚至感到生活窘迫。

有着中上等收入的鲁迅过的仍然是平民化的生活,并不去追求所谓“精致”。比如鲁迅爱吃蛋炒饭、“蟹壳黄”(一种烧饼),也常以此待客。蔬菜中爱吃黄瓜,因为爽脆,带着泥土气息,还可当水果吃。他不爱腌菜、鱼干、干菜之类,因为不新鲜,只有绍兴的臭豆腐、臭千张(豆腐的薄片)是例外。不爱吃隔夜菜,也是因为不新鲜。常买些糖果点心,不过不是为了独享,而是和家人及来客共享。

鲁迅“囚首垢面而读诗书”,从不注意穿着。他怕穿新衣,因为穿了有诸多束缚;绝对爱穿布衣,特别爱穿旧布衣,因为可以揩嘴擦书,代替抹布。初到上海定居,许广平替他买了一件蓝色夹袄,鲁迅无论如何不肯穿,只好转送了别人。临终前不久,鲁迅身体瘦弱,不堪重负,许广平又特地为他做了一件丝绵的棕色湖皱长袍,但没穿几次,最后成了鲁迅的尸衣。因为穿着朴素, 有一次鲁迅到外国人的公寓访友,电梯司机居然不让他乘坐,把他当成了仆役。

一茶一饭里的鲁迅

鲁迅生活中的享受是饮茶。鲁迅的《准风月谈》中有一篇杂文《喝茶》。开头写道:“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地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可见鲁迅平日多喝粗茶。因喝酽茶,每月消费茶叶1斤左右;每当新茶上市或店铺打折的时候才偶尔买点好茶,价位约在每斤2元左右。

鲁迅写作《喝茶》的本意是讲人的阶级性:会喝好茶,虽是一种“清福”,但破衣粗食的“粗人”卖苦力谋生,喉干欲裂时只图解渴,分辨不出龙井芽茶、珠兰窨片跟热水的区别。只有味觉细腻敏锐的雅人才会一面品茶,一面悲秋。

鲁迅喝茶不是为了附庸风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刺激写作灵感。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一文中写道:“他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体,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两三个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就这样,像兵士伏在战壕休息一下一样,又像北京话的‘打一个盹’,翻个身醒了,抽一支烟,起来泡杯浓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1939年10月《中苏文化》第四卷第三期)上海时期,每日凌晨,鲁迅常让许广平替他沏一杯茶,然后把前一天彻夜写的文章请许广平寓目,征求意见,而后再卧床休息。

鲁迅的不良嗜好是抽烟。他留学日本时就开始大量吸烟,直到临终前,每天总在50支左右,只要一睁眼就躺在蚊帐内吸烟,一支接一支,几乎不用火柴,号称连珠炮似的吸烟。留学日本时常吸“百合”牌香烟。 留学归国后常吸“红锡包”。上海时期由许广平代购香烟,常买“品海”牌、“黑猫”牌;也买进口烟,如“Standard Tobacco Co.”和“The Flower of Macedonia”,每月消费15元左右。为了节俭,鲁迅经常抽到烧手烧口还舍不得扔烟头。许广平看了心疼,就给鲁迅买了一个象牙烟嘴。

鲁迅晚年的“奢侈”享受主要有两项,一是在居住方面不愿节省,希望住得宽敞一些,像他的大陆新村寓所就是独幢三层。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为节省房租,经萧红、萧军介绍,搬到了法租界霞飞路64号。另一项开支是看电影。鲁迅得子之后看电影的次数增多,而且坐出租车,买包厢票。鲁迅认为看电影是为了娱乐,不是去寻不痛快,如果座位不好,看不清银幕,倒不如不去;更何况许广平有些近视。此外也为了安全。“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鲁迅,在上海过着一种半地下状况的生活。乘黄包车,遇到危险不易逃避;看电影坐包厢,也可以减少跟闲杂人员接触的机会。据统计,鲁迅在上海观看的影片约百余部,以纪录片、动画片最多,可以增益知识,满足儿童的好奇心;也爱看探险、侦探、动作片和歌舞片。

鲁迅临终前,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写道:“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客观介绍鲁迅上海时期的衣食住行,就是为了再现一个真实的人间鲁迅。

作者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副会长,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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