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格尼斯·史沫特莱

2016-05-08 05:12:30


东行记她抱着极大的热情和勇气来到中国,曾到过延安,跟中共高层都有过近距离的亲密接触,成为见证新中国成立的重要外国友人。

江枫 白黎 等 口述


1914年的史沫特莱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点,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安城东的华清池抓捕了蒋介石。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城中的西京招待所扣押数位国民党高层将领。鲜为人知的是,参加行动的士兵,在众多的国民党要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名身材高大的外国女人。五天后,这名美国记者通过西安城中的电台,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了西安事变。她就是爱格尼斯·史沫特莱。

耀眼的革命与文学之途

爱格尼斯·史沫特莱曾经被描述为一个火焰般灿烂的美国新闻记者、一个女权主义者和一个政治激进分子。来中国之前,她以一本自传《大地的女儿》声名鹊起,后来又因为激进的政治见解、放荡不羁的处事风格,史沫特莱与奋斗了18年的印度独立运动彻底决裂。

抵达中国一周后,史沫特莱向《法兰克福日报》发回第一批报告文学。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人认为英国在东方的威胁大于日本,这是一种偏见,其实最大的威胁来源于日本帝国主义。

江枫(《史沫特莱传》译者):她的观察力相当敏锐,预言在东北会爆发战争,这些稿子一直都被压下,直到战争果真爆发,才陆续见报。

1929年初夏,史沫特莱抵达上海这座号称“东方夜巴黎”的都市,很快让她找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凭借着几乎占据这座城市一半面积的租界的庇护,史沫特莱很快融入各种团体。上至权贵、下至贫民,她极其自如地穿梭在上海滩纷繁复杂的各种力量之间。

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领导的陈翰笙为史沫特莱打开了第一扇窗。他邀请史沫特莱到无锡滨湖地区进行为期两周的调查,史沫特莱第一次亲眼目睹一批工会干部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当街斩首示众。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带领下,史沫特莱参观了租界内的工厂。多年后,路易·艾黎回忆说:“在看到痛苦、惨剧和生活的艰难后,史沫特莱睁大了眼睛直盯着我的那副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的《法兰克福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出自史沫特莱笔端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来集结成册,成为史沫特莱描写中国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人的命运》。

孙小鼎(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鲁迅1935年给郑振铎信里面曾经有一句话,说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中国自己的同胞,这真叫人足以伤心。S君指的是斯诺,而这几个外国人中就包括史沫特莱。

此时,41岁的史沫特莱还应宋庆龄之邀担任她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因为身材高大,同时肩负保卫宋庆龄安危的责任。史沫特莱很快就成为了宋庆龄的得力助手。

江枫:史沫特莱这个人很有个性,有自己的主张,有些时候做事自行其是。发展到后来,同宋庆龄的关系处得不太好。到了最后宋庆龄很不高兴,就公开宣布,她不是我的秘书,也不能代表我。

大多数人认为,这种疏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两人在作风和性格上存在巨大差异,她俩的关系在最好的时候也谈不上亲密。


爱格尼斯·史沫特莱

向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

1936年9月,史沫特莱在共产党员、时任张学良最高副官刘鼎的安排下,来到西安城东大约20英里的临潼华清池进行疗养,并等待机会前往延安采访。

江枫:她在临潼过了一段比较消停的日子,后来她得到通知,要她离开临潼。

白黎:在华清池疗养的人全部搬走,蒋委员长要到华清池下榻。

江枫:然后她就到了城里面,住到西京招待所。

白黎:但是西京招待所也被蒋介石的军政大员包了,所以史沫特莱刚到那儿之后也住不了。史沫特莱是个敢吵敢闹、敢作敢为的女人,非要住不行,最后招待所的所长没办法,把自己旁边的办公室腾出来让她住了。

就在史沫特莱住在西京招待所的第八天,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史沫特莱后来有过这样的描述:“步枪的枪托砸在我的房门上,我不愿成为谋杀自己的帮凶,正当我退缩在一个角落,靠在墙上,三发枪弹射穿了门板,门上的玻璃随即粉碎。”

安危(陕西省翻译家协会主席):杨虎城的部队把西京招待所全部包围了,让所有客人全部出来到大厅集合,一个一个检查。转过来一看,怎么一个外国人在这儿呢?问了一下,把名字一登记,说:“你回去吧。”

西安事变爆发后,舆论一片哗然,各类报道甚嚣尘上。但是因为新闻渠道被封锁,大多源自猜测,充满不实之词。五天之后,周恩来抵达西安。他的到来,让史沫特莱从一名西安事变的旁观者变为至关重要的参与者。

白黎:共产党红军把西安占领了,到处杀人放火,把蒋介石也杀了。这些造谣搞得空气很紧张。

江枫:为了平息这些歪曲的报道,自己也要作报道,但是没有人作英语广播。一天早上,史沫特莱跟周恩来在一起谈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由她来作英文报道,让全世界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西安事变发动者的目的、现在的西安是什么状况。

要求入党却遭拒绝

史沫特莱因成功报道西安事变而名声大振。1937年1月,来自延安的一名信使潜入西安,交给史沫特莱一份正式邀请她访问延安的请柬。

在前来迎接的丁玲的陪同下,史沫特莱抵达延安时已是深夜,但她还是立刻被邀请会见毛泽东和朱德,这样的礼遇使史沫特莱兴奋不已。尤其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让她产生了特殊的好感,一见面她就提出要为朱德写一部传记。

江枫:朱德在她心目中是个英雄,所以一见面她就非常热情,上去就拥抱朱德,亲吻他的脸颊。

安危:史沫特莱的目标任务非常具体,就是说要采访朱德将军。她知道斯诺已经采访过毛泽东,1936年的时候,因为朱德指挥着第四方面军还没到陕北,所以斯诺没有机会采访到他。

为了方便采访,史沫特莱和女翻译吴光伟还有丁玲,一同住进了临近的窑洞。此时的延安分外宁静,史沫特莱遇上的正是抗战爆发前六个月的战争间歇期,这让史沫特莱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放松和惬意。这座中国西北的山城,甚至让她想起自己出生的美国小镇,也许因为过于放松,她的个性再一次悄悄跨越了规则的界限。

安危:不拘小节,说话比较随便,动作也不是很文雅。爱借钱,借钱不还。借过朱德的,借过周恩来的,借过海伦·斯诺的,也借过马海德的,从来是不还的,这就给大家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尽管非议不断,但是史沫特莱依然全情投入到延安的美好生活中。除了采访和写作,史沫特莱还成为了图书管理员、灭鼠能手和妇女节育运动的发起人。4月底,被延安生活深深吸引的史沫特莱决定放弃自己多年来在政治上的独立身份,她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江枫:她的申请遭到了拒绝。极其伤心,痛哭,嚎啕痛哭。

史沫特莱自我创痛的愈合能力是强大的,她迅速将自己的计划调整为去八路军前线寻找朱德,继续革命。在随后的日子里,她作为八路军的随军记者,跟随朱德在华中作战,完成了朱德的采访,并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争取了大量的医疗援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史沫特莱完成了她的著作《中国的战歌》。

此时的史沫特莱疾病缠身。在多位中共领导人的劝说下,她无奈地选择离开。1941年5月,史沫特莱悲伤地踏上了回国的旅程。1950年,史沫特莱病逝。1951年,人们遵照她的遗嘱,将她的骨灰埋在了中国。

史沫特莱回到美国的十年,也是她生命的最后十年。有人这样总结:她基本上是被遗忘的,如果有人还愿意记得她,那是因为人们要激烈指责她30年代在中国的岁月,她积极参加以莫斯科为基地的第三国际的革命,因为她相信共产主义将在她有生之年出现。当然,也有人以同样的激情为史沫特莱辩护,并认为史沫特莱的早逝完全因为回到美国后,她实际上沦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

江枫:在进医院以前,她给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说,我所有的稿费全都归朱德总司令,按照他的意愿,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万一我死了,(希望有人)能够在我遗体前面唱“起来”(《义勇军进行曲》),我就很满足了。

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节目文稿


史沫特莱(右)与毛泽东(左)、朱德(中)在延安游击队员基地(1937 年)

上一篇回2015年4月第4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爱格尼斯·史沫特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