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最后岁月

2016-05-08 05:11:17


囗 陈红民 徐亮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这天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台北当天蓝天白云,气候宜人,民众利用假日外出扫墓踏青。当晚,台北原本晴好的天气突然骤变,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蒋介石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清明节夜晚,与生活了88年的人世间道别。

大人物的生与死,总会被不着边际地与某些自然现象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一起,蒋经国称他父亲病逝时台北的天象是“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的暮年,是在与恶化的内外环境与个人身体的病痛抗衡、斗争中度过的。

内外困境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蒋介石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利用国际上两极对峙的冷战局面,依靠美国支持,通过各种努力在台湾站稳了脚跟,逐步建立了威权统治,并幻想着要“反攻大陆”“光复大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环境与台湾社会内部都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统治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的危机。

首先,台湾在联合国窃取的席位被剥夺,国际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当局长期占据着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内的中国席位。但随着中国大陆实力的增强和外交政策的成功,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连续受到冲击。美国基于国家利益与全球战略的考虑,也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采取了新的政策。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对“中国代表权”进行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顺利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2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的提案。台湾首席代表周书楷见大势已去,在大会表决之前便带领下属退出会场,以表示台湾是“退出”而不是被“驱逐”出联合国的。此事对年迈体弱的蒋介石打击极大,他在次日写道:

今日我正式宣布退出联合国,此乃尼丑(对美国总统尼克松之污称——引者注)谋害我,……但不足致我死命耳。

本周退出联合国在外表上虽予我一个莫大之打击,但在内心上实为数年来最大之心愿。今日决心断行,乃心安理得,又一雪耻图强之开始也。

失去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是台湾“外交溃败”的开始。国际上兴起一波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浪潮。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访华。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关系逐渐正常化。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尼克松曾持坚定“反共”立场,是蒋介石的“老朋友”,但他当选总统后,基于美国利益的现实考虑,决定访问中国大陆。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慨,在日记中称其为“尼丑”,并几近谩骂地写道:

阅尼丑与周匪(对周恩来之污称——引者注)所发表之联合公报,不胜愤慨。此为尼丑手出卖我政府既定之方针,亦为其枪下屈服之一举。无耻已极。

面对联合国被逐、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接二连三的“外交溃败”,蒋介石强打精神,提出今后台湾要“建立独立自主之心理”,不可再完全依赖美国,“重蹈大陆时期之覆辙”。他不得不改变内外政策,更加注重在台湾的扎根与建设。

其次,20多年间,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保持着僵硬的统治体制,而台岛的社会经济结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者之间产生严重矛盾。岛内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表现出议政参政的热情,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上层权力机构老化僵化以及政治效率低下等现象极为不满。如果再用老办法强行压制,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问题成堆,也有较清晰的认识。他在1969年6月批评道:“当前本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处处显示出一种衰老滞钝的现象……从组织上看,不是因人设事,肢大于股,就是松懈泄沓,了无新生的革命的气象。从人事上看,则是表现着管道壅塞,老大当退不退、新生当进者仍不得进的现象。从工作方向上看,更是抱残守缺,被动敷衍。……而这种有事无人做、有人无事做的情形,也不止党的组织为然,政府各机构,莫不皆然。”

蒋介石已经意识到,面对内外环境巨变带来的挑战,如不深刻反省,改弦易辙,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将失去基础,面临危机。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已是耄耋之年,岁月不饶人,他决心尽快为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实现政坛上的“更新换代”。

传子计划

蒋介石选择接班人的过程十分漫长,传子计划也是逐步形成的。

败退台湾之初,陈诚对蒋十分忠诚,为台湾社会的稳定立下汗马功劳,得到社会各界称赞与认可。20世纪50年代后期,陈诚身兼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行政院长”等要职,在台湾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1960年,台湾举行第三届“总统”选举,依法规已担任两届“总统”的蒋介石不能再参选,社会普遍认为陈诚可顺理成章地“接班”。不料,蒋介石执意要参选,并不惜为此修改相关法规。这实际上是堵陈诚的路,为蒋经国接班做准备。蒋介石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认为只有交权给自己的儿子才放心。

1962年,75岁高龄的蒋介石进行前列腺手术。为以防万一,他在7月23日的日记中终于对“交班”计划有了明确的交代:

病中甚念外交与内政问题,如余果病死……至内政问题,在“人和”为第一。如辞修继任总统以后,惟一重要问题即行政院长与台省主席人选。余认为目前只有(周)至柔、(袁)守谦与经国三人中选择之,此外以余所知者皆不适也。

在这个假定他死后的“交班”计划中,陈诚继任“总统”,“行政院长”与台湾省主席二职则只能在周至柔、袁守谦和蒋经国中三选二。蒋经国在三人之中资历最浅,职位最低,而蒋将其与陈诚并列,嘱咐“互谅互助,彻底合作”,显然是竭力提升蒋经国的地位。

1965年,“副总统”陈诚忧郁多年因病去世,蒋经国“接班”的最大障碍消除。蒋介石选择性情温和、行事低调的严家淦担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体会蒋介石旨意,保荐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使其顺理成章地掌控了台军兵权。

1969年,国民党“十全大会”通过《现阶段党的建设案》,提出要加紧推行党政工作的全面革新。蒋介石将“全面革新”与蒋经国“接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政坛的“更新换代”,既能革新政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又能为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

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利用“全面革新”,充分表现和展露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全面革新”的主要内容有:一、推行“本土化”政策,延揽更多的台湾籍人士担任“中央”及省级高级职务。二、推行“专业化”政策,大批技术型官僚进入权力核心。三、推行“年轻化”政策,大力提拔青年精英,逐步开始统治阶层的改朝换代。四、在行政上,着意宣传“十大革新”,突出标榜“廉能政治”,力除陋习弊政。蒋经国主导的这场革新被称为“革新保台”,改造了不适应岛内政治、经济发展并且日益成为革新阻力的僵化保守的制度和官僚阶层。与此同时,蒋经国在经济上开展了以交通、重化工业、大型机械制造为主体的“十大建设”,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改善了民生。

所有这些,为蒋经国增色不少,有人将“全面革新”视为“蒋经国时代”开启的标志。实际上,这背后有暮年蒋介石在利用权威为蒋经国扫除保守障碍,“保驾护航”。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栽培可谓不遗余力,到晚年,他仍要求已年逾六十的儿子每年上交日记本给他批阅,以指导其处理政务的能力与品行。

1972年,蒋介石蝉联第五届“总统”,严家淦再次当选为“副总统”。此时,让蒋经国正式走上政治前台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严家淦“主动让贤”,辞去“行政院长”兼职,提议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经国从此时开始,在事实上掌握了台湾政局,台湾悄然进入“蒋经国时代”。

蒋介石苦心孤诣经营的“传子计划”,很有私心,有封建家天下意识。此计划若从退台初期算起,到1972年已历时20多个年头,蒋经国在台湾政坛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到最高层,历练完整,能力出众。陈诚逝世后,环顾台湾政坛,确实也无出蒋经国其右者。后来的历史证明,蒋经国领着台湾确实走出了另一片天地。

晚年病况

读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出,他的身体状况不算特别好,年幼时乡村术士为其算命,说他活不过63岁。他年轻时常患病,中年后因安装假牙,多吃软食。1962年前列腺手术后,曾长期低烧昏迷,以致他都留了遗书。进入80岁后,身体机能全面衰退是自然规律,而蒋在1969年7月又遭遇一场车祸,使其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当时,蒋介石的车队向阳明山开去,速度极快,而一名军官在参加完军事会议后匆忙乘车下山,阴差阳错地与蒋介石的车队发生碰撞。在撞击的一刹那,车内的蒋介石丝毫没有准备,嘴巴、胸部和下体受到强烈撞击。坐在蒋介石左侧的宋美龄受伤更重,厉声叫喊。车祸发生后,侍卫立即把蒋介石夫妇送到医院急救。这次车祸令年逾八旬的蒋介石胸腔和心脏受创极重,而且心有余悸。他曾对前来探访的严家淦说过,这次车祸,“减我阳寿20年”。

1971年春天,蒋介石在一次小便时尿血。这是蒋介石前列腺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几乎每逢春季,他都要犯这毛病。蒋官邸的洗手间内专门摆几个空瓶子,只要他一发现小便有暗红色的血丝流出,就吩咐手下接血尿。但这年尿血后,蒋的整个身体机能衰退得很厉害,抵抗疾病的能力已相当衰弱,常患感冒。该年6月,蒋介石例行体检报告中称其脑动脉血管硬化,而他在自知来日无多后,再次留下遗嘱:

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惟其为我父子关系,不愿有此遗嘱。但其能力为静波(严家淦字——引者注)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长,则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

该遗嘱中已经明确要让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并由其领导完成“复国任务”,等于是说他死之后由蒋经国“接班”。

1972年,蒋介石出任第五任“总统”。当时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5月20日就职典礼时,官邸人员为做周全之策,在“总统府”大客厅中蒋介石和宋美龄站立的位置后边摆上了一张沙发椅,可让蒋挨着沙发椅站着,既可给他一个依靠,使他站着不会太吃力,又可防止其身体不支,突然跌倒。医疗小组还在会场后安放了氧气瓶,以备急用。蒋介石自己也精心准备,对其本人当天的表现基本满意:

上午举行第五任总统就职典礼,朗诵文告,气壮声宏出乎意料外,其他行动如常。惟缺一点宣誓时未举右手,微歉。

蒋介石是第五次“宣誓就职”,对程序了如指掌,但这次却“宣誓时未举右手”,严重违反了宣誓的礼仪,说明其确实有些老糊涂了。

就职仪式完成后,蒋的身体检查报告显示,他的心脏已经比之前更为扩大。医生建议蒋介石停止一切对外活动,到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休息半年。在此前后,蒋介石坚持了57年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也因常手抖、病痛等原因只写数字,或干脆不写了。到1972年7月21日,蒋介石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日记:

雪耻。今日体力疲倦益甚,心神时觉不支。下午安国来访后,与经儿车游山下一匝。

7月22日,蒋介石突然陷入昏迷,令官邸上下陷入紧张和恐慌。据侍卫回忆,宋美龄在伤心之余,已做好了操办后事的心理准备。

为医治蒋介石,台湾当局在“荣民总医院”开设了专用病房,并从美国请来了国际心脏科治疗方面的权威专家。在“总统”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与尽心照料下,蒋介石在1973年元月奇迹般苏醒过来。此后,蒋身体更为衰弱,因为手脚的萎缩和变形,在行动上有诸多不便。蒋介石的家人体贴入微,给病中的他不少安慰。宋美龄终日随侍在侧,儿孙们也常来探视,忙于政务的蒋经国只要在台北,“每日探病至少三次”。

在长期实行威权统治的地区,威权统治者的身体状况是绝对的秘密与政治晴雨表。蒋介石卧病期间,外界不断有一些关于他病情的谣传。为安抚人心,稳定政局,蒋介石间或利用家族的活动亮相,以证明其尚健在。1973年后,蒋介石对外有四次露面,均由宋美龄一手策划。

蒋介石的第一次露面是1973年7月其孙蒋孝勇结婚时。蒋没有参加婚礼,但孝勇夫妇在完成婚礼后,按照家乡奉化的习俗,前去给蒋介石奉茶。在发布新闻的同时,还配了新婚夫妇与蒋介石的合影。

第二次是同年11月,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全会的10位主席团成员,到“荣总”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的第三次曝光,是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他时。那次的家族活动,对外发布了一张蒋家合影,证明蒋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以肃清当时台湾流传的蒋已不在人世的谣言。

第四次曝光是1975年初,蒋介石接见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马康卫。早在一二年前,马康卫就向台湾“外交部”提出晋见请求,均以蒋身体不适被婉拒。面对马康卫离职前的最后晋见请求,宋美龄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安排接见。此举不仅为打消坊间不必要的臆测,更因如果再对美国有失礼之处,对台美“邦交”会有负面效应。此次曝光是一次别无选择的政治性亮相。

除了这四次对外曝光,有关蒋的病情从未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透露,这是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一个典型例证。

病逝孤岛与遗愿

1973年苏醒后,蒋介石的身体似乎有所改善,但这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对一个年近九十的高龄老人而言,身体机能全面退化,稍不小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测。而导致蒋介石生命垂危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对其实行的“肺脏穿刺手术”。

宋美龄为使蒋介石早日摆脱病痛困扰,“康复如前”,希望能寻找到一种“根本转变病情”的医疗办法。1975年初,她听从友人建议,请一位美国胸腔专家为蒋诊治。美国医生检验后提出,蒋病因是肺脏有三分之二积水,最好立即进行肺部穿刺手术,将积水抽出,如此,心脏病将大为缓解。但台湾的专家们认为,此手术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一旦发生术后并发症,会有致命的后果,何况蒋已88岁高龄,更不适合做这种穿刺手术。然而,宋美龄坚持己见,并说“我负全权责任”。

结果,穿刺术本身而言是成功的,蒋介石肺部的积水被顺利抽出,但医疗小组专家所预料的术后并发症却不幸出现了。蒋介石高烧不退,小便带血,心电图出现的心脏停跳频率也愈来愈高,其间隔愈来愈短。据侍从副官们回忆,蒋自从“荣总”回到士林官邸后,每一两个月也会在心电图中出现心脏停跳的信号,但做完穿刺手术后,情况似乎更严重了,他的心脏警讯频频,一夕数惊。可以说,此次手术之后,蒋介石的生命很快就走向了尽头。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病发性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终年88岁。

台湾官方的医疗报告称:4月5日,蒋介石突感腹部不适,泌尿系统失灵,医生认为蒋的心脏功能欠佳,便施以药剂使之排尿。傍晚20时15分,蒋入睡不久,病情便极度恶化。医生发现蒋的脉搏突然转慢,用紧急电话通知蒋经国。当蒋经国赶到时,蒋的心跳已不规则,血压下降,情形甚危。医生施行人工呼吸无效,转而运用药物和电极直刺入心肌,刺激心脏跳动,蒋的心脏与呼吸短暂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再度停止跳动。23时50分,蒋介石双目瞳孔放大,经抢救无效病逝。

蒋介石弥留之际,夫人宋美龄及长子蒋经国等家属均随侍在侧。蒋介石死时虽是深夜,“副总统”严家淦暨“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及有关高层人士,闻讯立即赶达官邸,瞻仰了蒋介石遗容,随后即将遗体移至荣民总医院。

蒋介石有在预计将有不测之时留遗嘱的习惯。晚年知其来日无多,数度写下类似遗嘱的文字。他最后的遗嘱是在1975年3月29日口授,由秘书秦孝仪整理记录的。4月5日蒋去世的当晚,这份经宋美龄、“副总统”暨五院“院长”签字的遗嘱,迅速由“行政院”新闻局交各传播机构播告: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营,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该遗嘱自公布以来,便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蒋生前不会写遗嘱,他又是在睡眠中过世的,不可能完成遗嘱,而且遗嘱没有蒋的签字。很多人质疑遗嘱的真实性,甚至说是蒋过世的当晚宋美龄逼着秦孝仪“补写”的。但只要了解蒋介石有留遗嘱的习惯,生前各阶段曾先后写过不下10份遗嘱,就不会有此质疑了。

蒋介石晚年虽已很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但他死时身兼“总统”与国民党总裁两个最重要的职务,在台湾的权威与影响力无人能及,他去世的消息自然引起十分强烈的震撼。民众听闻蒋去世,皆惊愕不已,原定的各种假期活动遂自动取消,电影院等各娱乐场所则停止营业,各商店门前都下半旗志哀,民众多佩戴黑纱。

4月9日中午,蒋介石的遗体奉移台北市“国父纪念馆”灵堂,并于10日至14日开放灵堂,供民众瞻仰遗容。据台湾报纸统计,五天内前往瞻仰蒋介石遗容者达250余万人。16日上午8时,在“国父纪念馆”举行蒋介石遗体大殓奉厝仪式,场面极为隆重。在遗体殓礼完成后,又由基督教牧师主持追思礼拜与证道。接着,蒋介石的灵车在2000多执绋人员的护送下,驶向其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慈湖行馆是一座古色古香、雅洁朴素的中国传统式建筑,位于桃园县大溪镇福安里。在葱郁的青山围绕中,湖面如镜,映着山光,景色如画。蒋介石生前非常喜欢这里,在此建了行馆,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故蒋经国与宋美龄依此遗愿,将其灵柩暂厝此处,并同时表示:“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蒋介石一生漂泊,此时总算是有了归宿,这是他不愿意却也不得不接受的结局。他一直只把台湾当成是“反攻复国”的基地,是暂住之处,而最终却只能带着无可奈何的“遗志”长眠于此。

抛除一切政治因素,作为一个老人,蒋介石的思乡之情在晚年不断加剧,日记中有许多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因此,他最大的心愿,如其生前所言:“日后光复大陆,中正生于斯长于斯,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或许这才算是他真正的遗愿吧。

蒋介石去世,留下的政治遗产是蒋家王朝继续统治的台湾。数十年来,蒋介石时刻叫嚣“反攻大陆”,一切行动也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但遭受无数的失败。蒋介石晚年意识到,“反攻大陆”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痴心梦想,要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得以持久,唯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提出,施政“要处处为民众着想,事事为民众打算”。他晚年推动的“革新运动”,使台湾在内外交困险境中立足,渡过难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得以维持。

蒋介石及蒋经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同各种分裂中国的阴谋及“台独”势力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这使得两岸统一仍有可能在未来实现。想必,这也是蒋介石的“政治遗愿”吧。

陈红民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兼主任

徐亮 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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