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号客轮遇险获救始末(上)

2016-05-08 05:11:14


父亲生前的一次重病后,终于向我打开了他革命生涯的“珍宝箱”,讲述了他在几十年前的亲历的一段往事:轮船触礁进水,危险一步紧似一步地逼向船上的一千多人,是生?是死?国统区的先生太太们被海浪冲到了媒体上常常宣传的“共产共妻”“匪盗之地”的陌生的解放区,是祸?是福?刚遭受洪水肆虐的解放区群众,自家紧衣缩食尚且难以果腹,面对这突然出现的一千多张嘴,是给?不给?一次普通的营救,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这就是发生在67年前的“万里”号事件的前前后后。

宋元良 口述 宋玉芬 整理


中国“好望角”:山东荣成成山头

“万里”轮触礁荣成湾 临危受命驰援

1948年4月12日上午9时05分,时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岸电台、“万里”号轮船船主福民轮船公司、青岛港务局先后收到如下呼救信号:“万里”号轮船今晨8时45分于东经122 42、北纬37 25 触礁!情况紧急,亟待营救!

这一经纬度所标的位置正是有“中国好望角”之称的山东半岛荣成湾成山头。山东半岛有如伸进黄海喝水的骆驼头,成山头则是骆驼的嘴唇,千百年来亲吻、嬉戏着浩瀚的大海。由于它部位突出,南来北下的海流合汇于此,形成的浪涌比别的地方都急都大,堪称风口浪尖之地。位于成山头西北的海中,有一名为“海驴岛”的孤石,因其形如驴状而得其名;与“海驴岛”平行的西南不远处有一暗礁,被当地称为“卧虎石”。

“海驴岛”与“卧虎石”之间是海上航道中的一段,“万里”轮就是在这段通道出的事。风平浪静时,远远望去这段通道,恰如一帧美妙无比的盆景:盆中山水相融,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宁静享受。可是一旦大风大浪骤起,它就会变得异常阴沉凶猛:每当海浪拍击到孤石上时,万千水花四下飞溅,恰如射出的子弹一样强劲有力;翻腾的波涛有如水下蛟龙翻展转侧,把人当成炒勺中的菜抛来颠去。如此险恶的海路,行船到此,稍有不慎便极易出事。

“万里”轮是由陈立夫支持的福民轮船公司从英国购进的客货轮,用于开航津沪特快班轮,定期往返。该轮由旧护航舰改装而成,额定载客452人,额定载货量200吨。4月11日晨,“万里”轮由天津起航。次日清晨8时45分,当“万里”轮驶达距“海驴岛”约四分之一海里处时,船体突然猛烈震动起来,随之一阵沉闷的“咔嚓”声从水中传来。“轮船触礁!”“万里”号船长沙允仁和大副艾华中凭经验立刻意识到了这点,不约而同地大喊出来。一点儿不错,“万里”轮的右侧撞上了暗礁,船右舷底部被撞开了一个大口子,海水立时涌进了船舱和引擎间,危险一步紧似一步地向人们逼近。顿时,船上的人们惊恐万分,哭号叫喊声响成一片。沙船长他们刚来得及发出求救信号,船上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即遭水淹失效,轮船立时与外界失去联系,众人只得在绝望中等待末日的到来。

“万里”轮出事的这片海域,当时已在解放区的控制之下。因此,“万里”轮搁浅的消息首先被当地群众发现并立即报告到村里,后又很快经区里上报至县里。中共荣成县委接报后,在向上级汇报的同时立即作出抢救乘客和船只的决定,并电话通知我立即前往成山头,负责组织、指挥对出事船只和船上人员的营救。我那年27岁,任荣成县县长兼县武装大队队长,当时正带着一班人马在县政府东南30多里地的中我岛村蹲点,帮助群众搞水灾后的生产自救、渡春荒和春耕春播。

接到县委命令后,我马上把手头工作交代了一下,就立即带着警卫员王培明上路了,那是4月12日近午时分。我们原打算由中我岛村走陆路赶往出事地点成山头,可一上路就发现那样绝无可能。六七级凛冽的西北风顶头吹来,根本骑不动自行车。于是我对警卫员说:“小王,这样不行。咱们得到俚岛去。”“走海上?”小王问。“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时间!”“那你的安全呢?” 俗语说“船行八面风”,走水路虽说可以近上一半,但风险肯定也更大,尤其是这种天气,太危险了。看到小王犹豫的神情,我对他说:“俚岛镇不是有海防办事处吗,咱们可以到那里借人,实在借不到,就咱俩走!任务十万火急,就算是天上下刀子,咱们也得豁出去。”在向俚岛进发的这一路上,我们一会儿被大风吹成“弯弓”,一会儿又吹成打旋的“纸片儿”;一会儿骑上自行车往前冲一阵,一会儿又只得顶风推车前行。就这样艰难地跋涉了几个小时后,终于在下午三点多钟赶到了俚岛镇。

一到俚岛镇,我们直奔派出所和海防办事处,向前者借船,向后者搬救兵。我先找到老熟人海防办事处的关主任,很顺利地借到了一个班12个战士。可是到借船时,派出所的同志却为难地说:“这么大的风浪,天又要黑了,谁敢出海呀?”我不容商量地说:“同志,任务紧急,不管用什么办法,哪怕是抓也得抓一条船来!”还好,派出所还真找到了一条船,还有船老大。就这样,一共15人,上了这条勉强容得下我们的小木船,开始了驰援“万里”轮的惊险航行。


解放前海难中沉没的轮船

抢滩自救 怒海夜航

正当我们从中我岛动身出发的时候,触礁的“万里”轮也在不断进水,船身尤其是尾部不断下沉,船上千余人的性命危在旦夕。求救信号已发出多时,也不见有救援船只来到。岸上的群众越聚越多,但也无力施以援手。此情此景,沙船长决定冒险抢滩,这样或许还能找条生路。否则人只能等死,船只能等沉。所谓抢滩,就是开足马力将已受伤进水的船开到海滩上去。抢滩成功,人员得救,轮船保住;抢滩失败,则可能船毁人亡。看看实在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大副、二副等一干人迫不得已只得同意船长的这步险棋。

可是,当沙船长将抢滩的决定向全体乘客宣布后,船上立即大哗,赞同和反对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反对的人认为既然没有十分把握成功,又何必在已遇险的情况下再去冒险呢?还有人提出:即便抢滩成功了,可我们到的是“共匪”统治的地区,被他们“共产共妻”了怎么办?求生、怕死、怕辱的想法占据着不同人的心,希望和绝望交织中,人们哭喊、叫嚷,宣泄着内心的压力。在对乘客做了尽可能多的工作之后,船长沙允仁果断地下达了抢滩命令。那一刻,船上的哭喊声由高分贝一下子降到了零,人们等待着命运的最后宣判。

“啊,抢滩成功了!我们没有死!老天有眼,我们没下地狱!”沉寂过后的这一片心有余悸的喧哗,仿佛是人们在欢唱重生的赞歌。可接下来的命运呢,对大家而言仍旧是个未知数。

这一边“万里”轮在抢滩自救,那一边载着我们的小船也在颠簸的浪涛中艰难地行进。船老大是个中年汉子,东北口音。平常有任务出海时,是要考查船老大的出身和政治态度的。可是这次因为人命关天,时间紧迫,我们只能省去考察程序。我心想,即便船老大是敌人的探子,14个持枪人对一个没武器的人,也有绝对优势。可糟糕的是,船开不久,我的警卫员和其他12个战士全都晕船了。在摇摆不定、旋转不停、一会儿窜上一会儿又跌下的小船上,他们晕的晕、吐的吐,有的瘫软如泥,坐在地上不能动弹;有的步履踉跄、站立不稳,不由自己。这时,如果这个终年在海上搏风击浪的船老大心怀叵测,把我们拿下献给国民党或加害于大海中,可谓易如反掌。我原本不习水性,可那天也真怪了,尽管也被大风吹得站立不稳,被海浪劈头盖脸打得睁不开眼睛,身子也如腾云驾雾,头重脚轻,肚腹中也像打翻了五味罐似的难受,甚至也吐了一阵,但总算还能把握住自己,没有瘫倒。我两手分别拿着自己和警卫员的手枪,同时用脚把战士们的武器归拢到自己眼前,暗中监视着船老大,“押着”小船朝目的地前进。

时近午夜,风更急,浪更大,海上漆黑一片。忽然,我发现正前方和右前方的远处,有忽隐忽现的亮光透过厚重的夜幕在闪烁。“往哪儿去?”船家问。显然他也看见了亮光。“右前方是什么地方?”我反问道。“应该是海上灯塔吧?”剧烈的风浪把船老大也弄得不那么确定了。再说,即便他就是个打渔的人,又哪里经受过夜间风浪的磨炼。船老大的回答提醒了我:如果右前方是海上灯塔,那正前方即便不是陆地,离陆地也不会远了,海东陆西嘛。对,向正前方走!我走对了。事后得知,当时驻青岛、烟台的国民党和美国海军,以及招商局的救援船开出后,就停泊在灯塔以东的海面上,不敢贸然驶近“万里”轮触礁处,只是在远处遥遥观望,因为那是“共匪”的地盘啊!右前方的亮光应该就是从这些船上发出的。所以当时我们如果往那个方向走,极可能误投敌舰,那真叫飞蛾扑火自投罗网,我这个“匪县长”和手下这十几个“匪兵”怕早就成了人家的俘虏了。

终于,经过一夜的颠簸,浑身湿透的我们于13日早晨六七点钟在龙须岛镇西南不远的落凤岗村上岸了。30海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花了十多个小时。落凤岗村离龙须岛镇约二三里地,距龙须岛镇东边的成山头有五六里地。因这里的政治环境好,我就把营救指挥部设在这里。

进村后,我一边叫人通知村长、村支部书记,一边走到了村公所。不一会儿,村长和支部书记都到了。一见面我就问他们:“出事的船怎么样了,有没有伤亡?”村支书回答说:“岸边的群众回来说,轮船还没有沉到海里去,船上的人都上岸了,没有死人。”村长接过村支书的话茬儿说:“我们村里被抽出的20多个民兵还在那里忙着抢救呢,张远副区长也在。”我听后点点头说:“那好,吃完饭我们去成山头,战士们吃完饭就休息一下,等风浪小些还回俚岛镇,请你们帮忙安排招待一下。”说完,我掏出日记本,找一页较干的纸写完撕下交给船老大说:“辛苦你了!吃完饭休息一下,还请你把这些同志带回俚岛。你拿着这张纸条到派出所去,他们会告诉你到哪里去领些玉米,是你这趟公差的报酬。”船老大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宋县长,你太客气了。你们办公事,我也是为公事。我一辈子也没想到还为县长驶了一次船。这一夜,你们也吃够了苦,受够了罪,我没误事就好。”同时将纸条仔细折起来揣进怀里。


解放前中国民众拥挤在海船上的一幕

船原来是这样沉的

我们吃完饭刚要上路,成山区副区长张远就带着几个人赶来了。我赶紧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快说说。”张远说:“我们已带人对抢滩的‘万里’轮乘客进行了援救,将下船登岸的乘客送到龙须岛镇上的一个家庙里暂且落脚,由群众送水送饭到那里。船长等人则先被安顿进镇上的泰山饭店,想等你们到了以后再做打算。”我说:“咱们先看看船长他们去。”



民国时期的中国海员

泰山饭店由当地商会会长开设,是当时镇上最豪华的饭馆。在二楼一间屋门口,我们先见到了“万里”轮的大副艾华中。艾大副40岁左右,中等个儿,身板结实,一看就是常年经风雨的人;他国字脸、浓眉、络腮胡,一双不大但透着沉着机智的眼睛,更显出他的老道和富有经验。走进屋里,坐在沙发上的一位青年人站了起来,趋前伸出手,没等介绍就开口说:“欢迎宋县长到来。我是船长沙允仁。” 沙船长30岁出头,高高瘦瘦的个子,隆鼻大眼,皮肤白皙,一身书卷气,说起话来既缓又略带羞涩。沙船长在国内大学毕业后被公派到美国,经过几年深造回国工作,曾获蒋介石接见。这是他第三次跑沪津航线。

我心里暗想,一个是知识理论俱备的船长,一个是实践经验丰富的大副,是一对很不错的搭档嘛,怎么轮船会出事呢?直到听他们介绍了有关情况后,我心里才算清楚了一些。原来,“万里”轮虽然定员不过452人,可这次却一口气上了1230人,乘客大量超载,其中许多都没有票;另外船上还装了大约500吨货物,也超过了200吨的载货定额。超载是行船大忌,也是此次事故的重要原因,至于为什么竟允许如此大的超载发生,其中有国民党政府为打内战而紧急“军运”的强制要求,也有利益驱使下某些利欲熏心者私下加卖的数百张船票,这些都是沙船长无能为力去阻止的。据沙船长他们说,造成“万里”轮失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图上根本就没有标“卧虎石”暗礁,而这块暗礁对当地渔民和跑船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出事那天海上风大、浪大、雾大,能见度很低。沙船长他们本来决定略微往西压着航线走,以防风浪突然拍击使轮船撞到“海驴岛”孤石上,没想到却顾此失彼撞到了“卧虎石”暗礁上。

听船长和大副介绍完情况后,我们安慰、鼓励了他们几句,接着又问,乘客知道不知道他们到的是什么地方,换句话说,对来到解放区有什么想法。沙船长他们承认,刚开始,不用说乘客,就是他们自己也吃不准“这些共产党人会把我们怎么样!”“怕?”我笑着问。“怕!”艾大副肯定地回答:“坐着等死也怕,到了解放区不知是祸是福也怕,就像俗话说的‘麻杆打狼,两头怕’。”艾大副还说:“之所以敢这么说,是上岸一天一夜以来,亲眼看到共产党为了救我们而尽了最大的努力。老百姓对我们也很热情,说明解放区的人很好,都没有坏心。

我听后笑笑说:“怕我们‘共产共妻’,怕我们是‘青面獠牙’的强盗,这都是误解,是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不了解造成的。请你们放心,你们到了解放区就是到了家。安心住下,同时请配合我们共同搞好善后工作,等船修好后或许会有船接你们回去。大家会平安无事的。”这时张远问了一句:“听说你们船上有人跳海,是怎么回事?现在人怎么样了?”“哦,是有这么回事。那是孤儿寡母两人。母子俩生活本不富裕,这次拿出了多年积蓄,到南方投奔小孩的舅舅。没想到船出事,受不了船上那种恐怖气氛,又怕沉船时被冲散,所以母亲就拉着12岁的孩子跳海,以求能死在一起。好在发现得及时、救得及时,上船后经大家劝慰,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沙船长回答道。他的神情显然比刚见面时轻松多了。我接着问:“孩子怎么样,没吓着吧?” 艾大副答道:“受了点儿惊吓,还有点儿发烧,船上有医生有药,吃了药睡了一觉,昨天晚上已不烧了。”我让张远同志找一个女干部去陪那对母子,再给孩子做点儿好吃的,好好宽慰他们娘俩。



晚年时的宋元良(左二)和老伴(左三)、女儿宋玉芬(右一)、女婿(左一)在一起

岂曰无粮,与子同食

本来,头年的水灾已经使胶东地区粮食严重减产,群众生活困难,政府所发救济粮也只是杯水车薪,军民只得以瓜菜掺粮度日。现在猛地又增加了一千多张嘴,这可怎么办?只能用老办法:打人民战争——由政府和群众共同负担起这上千人的吃喝。

在初步安置的基础上,我们又作了较长远的安排:乘客被分散到群众家里吃住,镇上的庙里也住一部分;三四十名国民党校以上军官,同船长和船员一起被安排在泰山饭店;还有一百多名国民党士兵则被分在两家老百姓家里,由群众借给他们炊具,自己起火做饭。

1948年4月22日,国民党《申报》发自北平的消息称:“‘万里’号乘客,现暂居荣成县海岸荣成湾附近村庄,由村民们供给食宿。当地贫瘠,仅能供给番薯和玉米面窝头。”不错,胶东军民在八年的艰苦抗日战争中贡献太多,牺牲太多,好不容易盼来抗战胜利,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休养生息一下,就又遭到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再加上天荒地不收,能以地瓜、玉米面饼子(当地叫“粑粑”)果腹已是不错了。当时就是以地瓜、萝卜、野菜为主,加一点玉米面粑粑,东八村(龙须岛以东)的群众也只能供应三天!再这么吃下去,让群众怎么能撑得住以后的日子呢;更何况春耕在即,乡亲们还要喂饱肚子向老天爷要粮呢!

于是三天后,我们的救援指挥部委派成山区干部组织,带领“万里”轮乘客西迁30里去到荣成县旧址荣成卫以西,由那里的20个村子提供食宿,一直到“万里”轮的姊妹船“长城”号来接为止,那已是4月底、5月初的事了。乘客西迁的情景颇为壮观。上千个衣着不同、身形各异的城里人,独行的、成双成对的、扶老携幼的,随身都带着行李,有组织地鱼贯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或绵软的沙滩上,经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这在平静的山野乡村实在是罕见的一大景观。荣成人民见惯了行进的部队、支前的车流,但实在鲜见这样特异的人群。所以,凡乘客经过的村庄,总有人出来看“光景”(热闹)。这种“行军”,尤其苦了那些足蹬高跟鞋的小姐、太太们:走在山路上,打滑站不稳;踩在海沙里,鞋跟又深陷其中拔不出来。走路真成了这些女士颇为痛苦的事了。于是,不少人干脆把鞋脱下来提在手上,赤脚走。这么走,踩在沙滩上倒蛮惬意,可遇上山路那真叫一个苦。你想,生长在城里的细皮嫩肉的小姐、太太们哪曾受过这个。她们歪歪扭扭走路的样子可乐坏了看热闹的人们,他们善意地笑着,不时窃窃私语。

由于共同处理、解决“万里”轮的善后事宜,双方接触了解多了,沙船长、艾大副、凌二副等人与我们逐渐熟络起来。他们经常出入我们的驻地,因而也有机会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看到解放区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政府及军队中的上下级关系平等融洽,他们十分感动;看到共产党的干部、官兵吃的是和群众一样的瓜菜饭,他们很是惊异;同时也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民主政府还如贵客一般照顾他们而深感不安。为此,艾大副曾执意要搬出泰山饭店,后经我们好言相劝才留了下来。

在我记忆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荣成地区共有36个村子的上千户人家在自己温饱不保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好这批不寻常的“客人”,从口中抠食、身上揭被,有的人家甚至把儿女结婚的被褥都贡献了出来。是啊,尽管主人和客人分处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重天下,但毕竟是同胞兄弟、血浓于水!后来,到荣成湾接回“万里”轮乘客的“长城号”,也运来了福民轮船公司提供的数百吨粮食,这也算是对困难中仗义救人的荣成人民的一种感谢吧。■(待续)

口述者系原四川省重庆市政协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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