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儿女的故事:生死别离间(下)

2016-05-08 05:10:59


毛泽东曾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还借用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说:“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对父母没有一点儿记忆,但是在我们的心里,父母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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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壮歌》插图(木版画)


革命家马识途同时也是一位著名作家,影片《让子弹飞》就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则是根据他本人任鄂西特委副书记时的亲身经历创作的,他的妻子刘惠馨是《清江壮歌》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吴翠兰(马识途 、刘惠馨烈士之女):我1940年12月5日出生在湖北恩施,当时我的父母亲都在鄂西做地下工作。我出生刚一个多月的时候,母亲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任凭敌人严刑拷打,我母亲还是同他们展开英勇斗争,全监狱的人也都一起支持我母亲的行动。当时大家被关在谷仓里,里面开了很小的窗子,只能够见到一点阳光、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我母亲经常被酷刑折磨得昏死过去,然后被拖回监狱,可是只要一听到我的哭声,她马上就爬过来,强撑着身体抱起我来喂奶。我每吸一口奶,她就又疼晕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给我取名“狱成”。1941年11月17日,敌人把我母亲押赴刑场。我母亲在给我喂了最后一次奶后问这些敌特:“这个孩子怎么办?你们打算把孩子怎么样?”敌特们就从我母亲手里把我给夺下来扔到了外头。尽管如此,我母亲还是义无反顾,就是说宁可不要孩子也不能够出卖组织,后来就光荣牺牲了。

何功伟是《清江壮歌》中另一位主人公的原型,当年任鄂西特委书记,和马识途并肩战斗。1941年1月20日, 因 叛 徒出卖,他与刘惠馨一起被捕。在狱中,何功伟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既严词拒绝了敌人高官厚禄、出国留学等所谓“自首”的条件,又经受住了严刑的考验。他还赋诗填词,谱写了《狱中歌声》:“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

何继伟(何功伟烈士之子):我父亲在监狱里给我爷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图可寻,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证其实。”1941年1月17日,我父亲和刘惠馨烈士一起在恩施方家坝英勇就义。等到我要上初中时,我母亲把她珍藏多年的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关于父亲追悼会的报道和他在狱中写给妻子的诀别书读给我听,信中说:“在临刑前不能最后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清白,忠实于党。加倍地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马识途一直担任领导职务,工作十分繁忙,可是他说:“那些一同战斗过的烈士常常与我在梦中相见,和我谈笑风生。一种感情,一种责任催促我拿起笔来。”经他一再修改后,《清江壮歌》终于于1966年正式出版。

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陈潭秋和林基路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为中国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陈潭秋,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1939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驻新疆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9月,陈潭秋被军阀盛世才软禁,1943年2月7日被捕入狱。临刑前他对妻子王韵雪说:“我意料中的事已来了,你一定要按我平日对你讲的身体力行,好好抚养孩子,培养长大像我一样……”

陈楚三(陈潭秋烈士之子):我是在父亲遭软禁期间出生的,出生以后不到三个月,我的父亲就被关进监狱里了,在第二监狱。从那时起一直到1943年9月27日他被敌人杀害,整个期间我都再没有见过父亲。

林基路烈士于193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并于1937年10月初到达延安。1938年2月,林基路同志受中共派遣到新疆工作,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专区教育局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等职。后遭盛世才逮捕,英勇就义时年仅27岁。

林海洪(林基路烈士之子):被捕的同志们在监狱里非常坚强,任凭严刑拷打也绝不屈服。盛世才对我父亲,第一要他认错,第二要他去给自己当秘书,因为我父亲是个好笔杆子,可他坚决不干。最后我父亲和毛泽民、陈潭秋他们三个就牺牲了。他们牺牲后,毛泽民的妻子朱丹华阿姨等就把他们的英勇事迹编成歌在监狱里让大家传唱,作为对烈士的悼念。


延安新华社第一部电台


血洒天山三烈士:陈潭秋(左)、毛泽民(中)、林基路(右)


瞿独伊(瞿秋白烈士之女):林基路烈士在狱中写的两首歌中,有一首《新囚徒歌》就是专门写新疆监狱的。歌中唱道:“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凭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柴世荣烈士5岁时随父母从山东逃荒到吉林省延边地区。为了谋生,他去过朝鲜当苦力,挨过日本人的皮鞭。1928年回国后,他因为枪法好在龙井村当上了一名警察。“九一八”事变后,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拉起了3000多人的队伍进行抗日活动。1934年初,他率领“抗日救国军”一个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日同盟军”。1936年,柴世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任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

还在当警察的时候,柴世荣就认识了投身抗日斗争的金日成。1932年,金日成在吉林省安图县创建了抗日游击队,后编入东北抗联第二军,他任独立师第三团政委。1942年,撤到苏联境内整训的东北抗联编入苏联红军,柴世荣和金日成都被任命为第八十八特别旅的营长。



柴世荣(右)与金日成(左)

柴京悟15岁时就被父亲柴世荣编入战斗部队,为保卫祖国而战。1935年党组织决定派柴世荣的子女去苏联学习时,柴世荣一再叮嘱孩子们说:“东北老百姓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都处在艰苦时期,你们不要忘记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不好,对不起党,也不要回来见我。”

柴娥丽(柴世荣烈士之孙女、柴京悟烈士之女):这张相片是我爷爷和金日成在莫斯科照的。我爷爷当时在延吉地区一带指挥游击战争。那时,他和金日成在同一个战壕打击日本侵略者。1943年,我爷爷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我出生在1938年10月5日。当时,我的父母都已经被中共中央派到莫斯科学习,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父亲于同年回国后,就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1939年,因为叛徒出卖,他在冀中战场上壮烈牺牲。

柴娥丽虽然很小就成为孤儿,但是她一直为爷爷和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爷爷是抗日英雄,父亲也像爷爷一样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自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于1933年8月调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参与创建东北抗日武装。之后的日子里,李兆麟率领部队驰骋在东三省,与日寇浴血奋战,成为一代抗联名将。后来,他和战友们配合苏联红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兆麟以中共代表身份出任滨江省副省长,兼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同国民党“接收”大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6年3月9日,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张卓亚(李兆麟烈士之女):我父亲牺牲的前一晚,抗联将领冯仲云等在我家同我父亲谈事。我父亲说他第二天要去会见国民党一个省长,冯仲云就说:“现在有人寄好多匿名信、子弹说要杀你,你要多小心。”父亲说:“我值几个钱!打仗时,子弹在前后这么飞着,背包行囊里头还有大衣上都是弹孔,都没沾到我的肉。”他又说:“假如因为我流了血,而让哈尔滨人民和东北人民不流血,那也值了。”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3月9日,父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听我妈妈说,父亲牺牲时的样子太惨了,胸部整个儿被刺了七刀八个眼。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只有一岁零两个月,但是我却感觉父亲一生都在陪伴着我。这就是肩上的责任,它使我一直放不下。我们虽然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不会忘却父辈们的这一段历史。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将一生奉献给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民族英雄,更没有忘记英烈的家属和遗孤。

张卓亚:当时,陈云在宾县直接领导我父亲工作。我父亲牺牲后,陈云就派了一个警卫员、一个男保姆,给了七支枪,护送我们这两个孩子往北撤。那个时候兴男保姆,兵荒马乱的,女的可不行。陈云还让他秘书捧了一把金子给我母亲说,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几年,为了烈士后代,就变卖了用来抚养遗孤吧。

1946年4月8日,一架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撞在晋绥境内的黑茶山上,机上的人无一生还。机上乘客包括中共重要领导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夫人、儿子叶阿九、女儿扬眉也在这架飞机上。“四八”烈士遇难的当天,中共中央派人沿出事的黑茶山寻找,收集到了部分尸骨和遗物,其中就包括叶挺将军生前用过的公文包,还从中找到了五张发焦残缺的照片……


从“四八”空难失事飞机上找回的五张叶挺夫人及子女的照片

叶正大(叶挺烈士之子):我父亲是一个革命军人,为理想可以牺牲一切,可是1946年4月8日的这场惨剧,一下子就把这些全毁了,当然不光是我父亲一个。后来周恩来同志曾告诉我,除了我父亲外,机上还有几位中共领导,所以我们这次因为没有经验吃了大亏。周恩来同志还说,他感觉“四八”空难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只好不这么提,但是要有措施。他就代表中共向国民党和美国方面提出交涉:今后如果有一个中共中央委员乘坐飞机,国民党方面一定要陪一个将军,否则我们拒绝乘坐,国民党没有办法,只得同意。

安琪(叶挺烈士的儿媳,叶正明之妻):飞机失事后,中央办公厅给叶正明送来了一个包,是在飞机上找到的父亲和母亲的遗物。打开一看,里面是已经有点褶皱了的照片,一共救出来五张,其中有母亲带着孩子照的,所以这五张照片是非常珍贵的。

吴泽光,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在延安他创办了无线电通讯学校,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共培养了16期学员,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党政军的通讯部门,为革命通讯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秋,吴泽光调任晋冀鲁豫军区通讯分局局长,他在前方更是为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别把身体累垮了,他却说:“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战争年代需要拼命精神!”由于过度劳累,吴泽光病倒了,两周后逝世。同志们都感慨地说:“老吴是累死的呀!”


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抗联将士

吴黎阳(吴泽光烈士之女):1945年,组织上调我父母亲到前方去。我记得爸爸骑了个白马把我送到托儿所,向所长交代一番后对我说:“阳阳,一会爸爸走了你别哭啊。”结果他一转头,我马上就哭起来了。当时我妈妈给我缝了一双小红鞋,托儿所阿姨见了就把我抱起来说:“你看你看,你的小红鞋多好看啊。”我这么一低头看,注意力转移了就没再哭,爸爸就这样走了。可是没有想到,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我爸爸了。爸爸去世后,延安这边也开了追悼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都发来唁电。我父亲25岁参加革命,35岁去世,整整为革命奋斗了十年。

梁诚烈士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红小鬼, 长征的时候担任团俱乐部主任,喊口号、教唱歌、写标语,还经常表演些自编自演的小节目鼓舞士气。“战斗剧社”成立时,他担任指导员。在战斗的洗礼和考验下,他成长为我军优秀的政工领导干部,1947年担任皖西一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8年在与敌人突然遭遇过程中,梁诚烈士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战友的安全,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入党誓言。

梁宁宁(梁诚烈士之子):有人问,1948年都快解放了,你父亲怎么会在那个时候牺牲呢?一位老同志就说,1948年其实是皖西最艰苦的时期。1947年底,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成立了皖西军区。当时正是组织淮海战役时候,中央命令皖西军区尽最大可能拖住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减轻淮海战役前线我军的压力。于是敌人的三十几个师就围着皖西这三个分区,敌我就在这里你争我夺。


梁诚烈士

1948年7月1日上午(这个日子可能不太确切,因为是战争环境,就简单地用党的27周年生日来记),我父亲他们接到军区通知,说敌四十七师要围剿一分区。下午2点钟左右,他们走到一个叫马斯堡的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当时村里的老百姓都已经跑光了。这里是个三岔路口,这边一条直路是我们部队行军路线,那边一个小山包,另外还有一条环形路。我父亲他们进了村正在路口站着的时候,没想到四十七师搜索营的一个前卫连正好从弯道那边过来。我父亲正好迎面对着那些人,起初还以为对方是我们前面二十团掉队的战士,于是就说:“怎么搞的,部队都走那么远了,你们还在这里呀?”敌人听了就在那儿怔了一下没动。往前再一走,我父亲发现不对劲,就悄悄对战友刘秀山、吴国栋等说:“前面是敌人,你们赶快撤,不要慌。”于是,吴国栋和刘秀山他们出了村后,就直接上了村后的山了。我父亲则从老百姓家的前门进去,后门翻小院墙出去,可没想到院墙后面是一片开阔地。这时国民党的部队已经进了小院,就趴在院墙上开枪。我父亲正在上坡的时候背后不幸中了几枪,等到警卫员连背带拖地带着他跑上山后,我父亲就牺牲了。

林正亨烈士出身台湾爱国世家。他原来在日本学习美术,抗战爆发后毅然投笔从戎,回到祖国大陆。他在赴缅甸抗日远征的一次战斗中负伤16处,是被战友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在重庆养伤期间,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45年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工委)建立后,林正亨于1946年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回台湾做党的秘密工作。自1948年年底起,台湾工委的领导相继被捕,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不久,林正亨也不幸被捕牺牲,年仅35岁。


林正亨烈士戎装照

林为民(林正亨烈士之子):我记得那是1949年8月中旬,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听到风声了,说他已经上了黑名单。一天夜里他回家来,原本是打算取些衣服就马上离开的,可是因为十几天没有很好地休息了,所以他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到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特务们就包围了我家,把我父母都用手铐给铐走了,还把家翻了个乱七八糟。被捕后,我父亲在台北水牢里关了三天,水有齐腰深,敌人用尽了酷刑。当时让陈诚去审他,说只要他承认自己的过失,供出上级领导和下级成员就可以释放他。他却说:“我无过可悔,要杀便杀!”这样就被判了死刑。我那个时候每天都去送牢饭。记得那个时候因为个子很小,我踮起脚尖才能把饭盒递上窗口。

林为民的妈妈沈宝珠因为是家庭妇女而被释放。1950年1月30日,林正亨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台北市马场町刑场。那天下着小雨,沈宝珠正在做鱼丸准备送牢饭,突然听到丈夫要上刑场的消息。

林为民: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光着脚就跑出来,在街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就向马场町刑场跑。到了刑场的时候,枪声已经响起。当我母亲抱起她丈夫的时候,他的血还在不断喷涌。过了四天到监狱里收拾父亲的遗物,同牢房的狱友就把我父亲刻在地板上的一首绝笔诗指给我母亲看,题目叫《明志》,是这么写的:

乘桴泛海临台湾,不为黄金不为名。

只觉同胞遭苦难,敢将赤手挽狂澜。

半生奔逐劳心力,千里河山不尽看。

吾志未酬身被困,满腹余恨夜阑珊。

父亲在狱里面还给我和妹妹剪了很多纸花,每一幅纸花都倾注了父亲对孩子的爱,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在中国革命的漫漫征途上,有多少父母和自己的子女生离死别,这根本无法统计。但是我们知道,烈士们以为中国革命而献身为最大的光荣。他们没有留下金钱财产,有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是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崇高的人格、坚贞的操守和忠诚的品德。正如陈辉烈士的诗中这样写道:

也许吧,我的歌声明天不幸停止,我的生命被敌人撕碎。然而,我的血肉呵,它将化作芬芳的花朵,开在你的路上。

大型文献电视片“延安儿女的故事”完成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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