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圣而特殊的职业

2016-05-10 01:59:40


囗 关宗山


1973年作者担任外交信使时赴北欧西非线出差,手提外交邮袋。摄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

我是外交部的一名离休外交官。2015年是我参加革命工作66周年,也是我离休21周年。每当静下心来追忆往事,特别是回想起担任外交信使的16年岁月,心情分外激动。

没想到,我会当上外交信使

我老家是山东,原本我是做文教工作的,曾经做过小学教师、县文化馆负责人、山东省群众艺术馆美术干部和山东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纪录片摄影师。1960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制片厂里和总编辑刘鲁民筹拍一部反映秋季丰收的纪录片,厂长纪甫同志走过来告诉我,由于我国外交形势发展的需要,山东省委组织部门决定推荐我去外交部,并让我赶快做好准备,应对外交部来人的口试与笔试。说实话,我从事电影摄影工作正干在兴头儿上,对于外交工作一知半解,而且不感兴趣。参加考试后,我对外交部来的“考官”说,我口才不行,可能当不了外交官。可“考官”却说,外交官并不一定要整天说话,你考试的成绩不错,组织上选中你了。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当然要把党和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坚决服从分配。当年9月,我收拾行囊来到北京,先在外交学院学习了三年英语,然后于1963年9月调入外交部,从此开始了16年的外交信使生涯。

外交信使 —— 特殊的外交官

乍一听到“信使”这个词,我还有点不明就里。以前,我只听说过“大使”“特使”等职称,还从来没听说过“外交信使”这个词。等迈进“信使队”的大门,通过接触、学习和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我才知道,这真是一个神圣而特殊的职业。

我和另一名外交学院的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信使队,还有两名从部队转业的军官也同时“入队”。入队后,领导给我们上课,讲队史,讲优良传统,讲信使业务,更讲对信使的要求。首次接见我们并给我们讲课的是队长肖青同志。他是位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40来岁,高高的个头儿,眉清目秀,腰板儿挺直,讲起话来干脆利索,严肃中又平添几分幽默,一看就是位干练的领导干部。他第一句话就说:“热烈欢迎你们加入外交信使队伍!你们知道吗?外交信使是外交官,但又与其他外交官不同,我们不在我国派驻国外的大使馆、领事馆里工作,而是终年手提装有国家机密的外交邮袋,往返于外交部和我国各驻外机构之间。每位信使,都必须以自己对祖国的忠诚,保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光荣使命。”听过他的讲话,我顿感作为外交信使责任之重大,使命之光荣。

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更了解到:信使队里的同志们,有内勤和外勤之分。内勤主要负责接收、整理和分发外交文件,并为信使订购机车船票等;外勤则负责到国外出差。每位外勤信使,一年365天中,大概要出差200天左右。队里有规定:信使出差,不管是出长差还是短差,都是二人同行,其中一位为领班。每班信使皆按队里事先安排好的路线执行使命。我们出差使用的邮袋为草绿色,上面都用中英文标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邮袋”几个大字。每次在国内或驻外使馆“上路”前,我们都先用尼龙绳把邮袋口系好,再打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铅封。我们都知道,一盖上铅封,这些邮袋就会变得“神圣无比”了,就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得到“不得开拆”的保护,任何外国人,包括各国边防、海关,都不得检查,甚至连摸一下、捏一下,都不被允许。因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外交信使携带的“外交邮袋不得予以开拆和扣留”;同时,“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权,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信使“执行职务时,应受接受国保护”。

作为中国的外交信使,有一点我们十分清醒:到世界各地执行任务,我们的身份是公开的,所持“红皮外交护照”上清楚地标明“中国外交信使”身份,而我们手提的邮袋里,装着国家重要机密,是各方面坏人和敌人“关注”的目标。怎么办?这就要靠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惕,严加看管,任何时候邮袋都不离身,并且还要密切关注身边所发生的各种动态,机智、勇敢地应对各种情况,保证国家机密的安全。我们的响亮口号是:“国家机密重于生命”,“人在文件在”。意思是说,只要我还活着,国家机密就绝不能从我的手中丢失。


1972年初作者摄于美国纽约

外交信使都经过严格挑选

我从信使队领导和老信使那里得知,每位外交信使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选人标准有多条,排在首位的是忠诚可靠,即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和斗争经验。每位信使都理解,既然党和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到你手上,你就必须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在我参加信使工作的时候,我们队里领导班子和老同志中间,有不少人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革命,有的是大城市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有人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过牢。另一部分同志虽然是解放后参加工作,但也毕业于新中国大专院校,有多年工作经验,不少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斗争,经受过考验。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信使,除了忠于祖国外,还必须懂外语、通业务、身体好和守纪律。懂外语,即一名外交信使至少要懂得一门通用外国语言,如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以便出差途中遇到问题对外交涉。通业务,包括熟悉掌握各种信使工作程序。比方说,出发前和执行任务途中,必须仔细检查所需证件,如护照、签证、机车船票、检疫黄皮书等是否齐全,手提邮袋是否加封等。一点点疏忽和差错,就有可能导致工作上的损失。对信使来说,强健的体魄亦必不可少,否则,这一行你干不了。整日围着地球转,必须适应“时差”的不断改变和南北两半球的冷暖反差。傍晚7点钟从北京出发去巴黎,飞机要飞行七八个小时,两地时差也相差六七个小时,当你到达巴黎的时候,巴黎时间是傍晚七八点,可按北京时间已是半夜,你非常困乏,但你必须拿出全副精力,办理文件交接,一点都不能出错。再比如,你去南美洲出差,北京是严冬,而那里是盛夏。我们身穿呢子大衣上路,但随身携带的航空包里装着短袖衫。严守纪律,更是对信使的起码要求。二人出差,不论旅途有多累,绝不能二人同时打盹、睡觉,必须留一人清醒地值班。出差路上,他国民航给每人都发一份的餐点可以食用,如果单独为你准备的就不能吃。信使绝对不准喝酒,包括啤酒在内。就有两名外国信使,因为途中喝酒,邮袋被偷。有一次,我从东京飞纽约,路上要飞行17个小时,而且是大夜航。飞机舱内的“顶灯”关了,所有的旅客也都关闭了座前灯,气氛令人困倦。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我只能强忍。实在不行了,就掏出清凉油往太阳穴上涂抹。再不行,就掐大腿肉。当中途飞行到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机场休息一小时时,航空小姐拿出啤酒招待中国外交官,我真想喝一口解解乏,但想到“纪律”,就是不能喝。

周恩来总理关心外交信使

1949年,时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同志曾说过:“外交信使是我们的外交大动脉。”也有人说:“外交信使是传递国家机密的刀锋战士。”外交信使在国际上通用的英文名称是DIPLOMATIC COURIER。我国信使队建队之初,曾根据上述英文名称把中国外交信使定名为“外交信差”,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批阅外交部呈送的报告时,亲笔将“信差”一词改为“信使”。虽一字之差,但含义不同,充分体现了周总理对新中国信使工作的关怀。从那时起,信使和信使队的名称一直保持到现在。

周恩来总理经常教育外交部同志,中国外交官应该是文装解放军,必须遵循“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16字方针。历代信使都是这样做的。我认为,信使队沿用的“队”字,更体现了文装解放军精神,它确实非常像一支解放军队伍。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先后有六位信使在执行任务途中光荣牺牲。这六位烈士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机密的安全,他们不计个人安危,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58年10月17日,我的前辈肖武和宁开逸两位同志在北京飞往莫斯科途中,因所乘坐的飞机在西伯利亚喀山市上空遭遇大气涡流而失事,他们光荣牺牲。事发后,我国驻苏使馆派人前往出事地点考察、处理。同志们在现场看到,我国的两位信使虽然紧闭双眼,静默无语,但他们的怀里,仍然紧抱着他们视为命根子的外交邮袋,全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对于这起空难事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极为重视和关心,他们对处理善后事宜作出了一系列指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还亲自参加追悼会,向烈士致哀。

风雪美国遇险记

从1963-1979年我在信使队工作的16年间,数不清出了多少次差,足迹踏遍世界五大洲134个国家和地区。我这十多年算很幸运,基本安全、顺利,但也有过不少惊心动魄的经历。如,出差开罗碰到“六五战争”,在罗马尼亚正赶上7.2级大地震,在毛里塔尼亚又遭遇军事政变。由于篇幅所限,我只想说说两件往事:一是“风雪美国遇险记”,二是“东渡日本逢飓风”。这两件事皆发生在1972年。

那年春节前的一天,信使队领导突然找到我和刘仲哲同志,说要派我们去执行一项重要使命,即前往纽约,为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递送重要机密文件。三个月前,联合国大会刚以高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我们这次出差,就是要把相关紧急文件送往我国代表团。队里安排我们先紧跑几个欧洲国家,再到纽约。为赶时间,我们一天赶三国:一大早从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发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午饭后又飞丹麦。第二天,我们刚在驻英国大使馆过完猪年大年夜,鼠年大年初一,又要赶往我国驻加拿大使馆,真是“一夜连双岁,五更跨二洲”。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交,北京没有美国使领馆,要办美国签证,在加拿大比较方便,因为那里中美外交机构皆有。然而,在那里办签证,手续也不正常。美国可以给中国前往纽约联合国的官员颁发签证,但因为它承认“台湾”,为避免出现“两个中国”,只能依照国际惯例,不让它们在我们的外交护照上盖章,而是让它颁发给我们“另纸签证”。签证办好,本想第二天就顺利飞往纽约,谁知“祸不单行”,又碰上了加拿大航空公司大罢工,所有航班皆停飞。怎么办?应急方案有三,即改乘美国航班、乘火车或者乘坐自己使馆的外交车。方案报回国内请示,答复同意第三种方案。

使馆为我们乘车赴美做出精心准备:派出有多次乘车赴美经验的办公室主任袁翔龙和驾驶技术纯熟的司机杨贵山同行,并且备好午餐,以备我们车内食用,同时在汽车后备箱里带上铁锹等铲雪工具(天气预报说多云间阴有小雪),还在每人脚下放了一根对付暴徒的木棍。2月19日清晨5点半上路,计划行车10小时,下午4点前后即可抵达纽约。不料,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走过蒙特利尔市之后,西北风骤起,大雪飘然而至,并且越下越大,雨刷器裹上冰雪,变得像胳膊一样粗,摆动十分困难。下午3点多,车子才“爬行”到加、美边界。还好,办理加拿大出境手续和美国入境手续都没费太多的事。

到了美国境内,雪也下得小些了,上下行六车道的柏油路被扫雪机打扫得干干净净。不过好景不长,车行到6点钟的时候,天色已晚,气温下降,打扫过的路面结了冰,像镜面一样滑。车子突然失控,先是猛然右滑,撞上高速路外护栏,接着又向马路中间撞去,撞上中间的隔离带,然后再次向右侧护栏“砸”去。经过“之”字形的来回撞击,车子总算停下。我坐在车子后座右侧往外一看,太吓人了!一片高山峡谷,万丈深渊,如果掉下去,不光四人性命难保,国家机密也就更没有保障了。晚上8点多,我们终于抵达纽约,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都在代表团大门口焦急等待着。我们赶紧乘电梯上楼办理文件交接。几天来,也只有在这时,悬着的一颗心才总算是放了下来。

有意思的是,这趟危险的信使差,有个愉快的结尾。第二天晚上10点钟,我们二位信使和代表团其他六位同志一起,应邀出席了一家美国电视台的招待会,在那里,我们亲眼目睹了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

上述事件已过去40余年,与我同车赴美的刘仲哲、袁翔龙、杨贵山同志均已先后故去。我至今难忘这三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

东渡日本逢飓风

1972年12月初,我刚从莫斯科出差归来,信使队队长又把我和谢有高同志找去谈话,说要派我们去趟日本,把重要的机密文件送交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我国驻东京联络处。队长还说,这次任务很特殊,原因有三:一是中日两国虽然已于两个多月前建交,但双方尚未建立大使馆,我驻东京机构仅是个半官方机构,不享有完全的外交特权;第二,这次去日本,你们所持的外交护照上仅有日本驻北京联络处颁发的外交礼遇签证,而非外交签证;第三,最特殊的是,你们只能乘船,不能乘飞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因天气不测或飞机机械故障,飞机迫降台湾或其他不该下降的地方而遭遇麻烦。队长还说,队里是经过慎重研究,才决定派你们两位有经验的同志去,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完成任务。我和老谢听后,立感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怠慢,一心一意投入准备工作。

通过与中国远洋公司联系,队里决定让我们12月17日中午乘飞机赴上海,19日登上“盐城号”万吨货轮赴日。18日,该船政委曹立民告诉我们:“盐城号”正在上海港口装货,预计19日上午可装完开船,船行线路是上海——神户——名古屋——横滨,预计船行两天,23日可抵达首站神户。我们听后很高兴,一心一意专等着“拔锚开船”。可是事与愿违,由于天气原因和货物不齐,船期一拖再拖,直至21日晚6点才登船,22日上午才起锚。上船一看,“盐城号”对我们的照顾真好:安排我们住的房间原本是曹政委自己住的,听说我们这两位“贵宾”要来,他和船长挤到一间屋里去住了。该房间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里面铺着厚厚的花地毯,有壁橱,还有卫生间,茶几上摆放着两大盘苹果与柑橘,还有好多瓶汽水和青岛啤酒。人家如此招待,让我们真有点不好意思。22日离港后,曹政委邀请我们到甲板上观光,但见红日当头,碧空万里。可到了下午3点左右,云层突然变厚,接着风力逐渐加大,越刮越猛,一小时后风力已达七八级。“盐城号”这条万吨轮开始前后抖动,后来又左右摇晃,最后变得像“大筛子摇煤球”一样。

我们信使经常坐飞机,不怕短时间的颠簸,但这次不同,不是颠簸几分钟,而是颠簸不停。我们俩都有些头晕了,没办法,只好回屋躺在床上不动,并把所带机密文件紧靠枕边,扭头可见,搭手可及。下午4点左右,船长、政委和司务长都到房间来看望我们,说现在船上大多数船员都倒下了,有的吐光了胃里的东西,又吐胆水。听说我俩还好,船长和政委大加称赞,说我们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外交战士。

他们走后,风刮得更大了,并伴随着暴雨。我躺在床上,只见从窗户缝里刮进来的风呼呼作响,把窗帘刮得像扯断了的船帆。室内的茶杯在茶几上跳舞,水果在果盘里上下抖动。又过一会儿,汽水瓶和水果干脆从茶几上掉了下来,随着船的摇动,从东滚到西,又从西滚到东,打得墙壁和柜子门乒乓作响,活像一场激烈的球赛。我俩谁也不敢乱动,一动弹就想吐。

24日清早,我们忽然发现,船已停止前行。船长走过来对我们说,“盐城号”已进入日本领土,不过这里不是目的地,而是日本列岛西面的“支不支”岛。昨夜虽然风力稍减,但几小时后还会有九级至十级大风。为避免危险,船只好在这里停靠避风。我们请船长和政委将此情况电告外交部及东京办事处,“盐城号”在此地约停靠一天一夜,25日上午离岛前行,预计26日上午抵达日本神户。

当时,有件事令我至今难忘。26日凌晨,船上的食堂一反常态,为大家准备了可口的打卤面,还有葡萄酒和啤酒。吃饭时,船长、政委齐说:“今天早餐喝酒、吃面条,有两个含义:一是我们全船将要渡过危难,到达目的地;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大家要共同庆祝。”船上全体人员禁不住满怀喜悦,一齐举杯,共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东京时间26日早7点,“盐城号”终于开进神户港,胜利即在眼前,我太高兴了!10点多钟,两名日方检疫人员先乘小汽艇登船检查大家的防疫黄皮书。半小时后,日本领港汽船又开来,领着“盐城号”开赴码头。船上的司务长代我们办理各种入境手续。一会儿,我驻东京联络处的两位外交部的同志上了船,同我们热烈握手和拥抱。历经风险,见到亲人,我俩不知有多高兴。在神户午餐后,我们在自己同志陪同下乘汽车、转乘高速火车,由神户,经大阪、京都、名古屋、横滨,到达目的地东京。到达我国驻东京联络处后,我俩不顾旅途疲劳,赶紧去机要室,把所带重要文件进行交接,同时向国内报平安。历经近十天的高度紧张,我们终于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胜利完成任务,立刻感到一身轻松!

就像做任何工作一样,事情都有两面性。当信使,有苦,也有乐。国家对我们十分爱护与关怀,外交部内设有信使专灶食堂,饭食比大餐厅好得多。部里每年还安排我们去北京空军医院检查身体。我国各驻外使领馆、团、处都是派有经验的外交官和司机同志开着外交车接送我们。当完成文件交接后,只要时间允许,他们还会安排我们去当地著名景点参观。我到过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机场)和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航运码头(荷兰鹿特丹港),参观过埃及金字塔、印度泰姬陵、伊拉克巴比伦空中花园、希腊雅典帕提侬神庙等人类历史奇迹,也曾拜访过马克思故居、恩格斯故居和列宁墓。我还在乌干达首都赤道纪念碑前两脚分别踩着南北两半球,以及在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两脚分别踩着东西两半球照过相。有人说,你成了国际旅行家了,我说,还可以吧!

不久前,外交部信使队的离退休老同志举行了一次大聚会,50多人出席,大多数人都已银发飘逸,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聊起往昔战斗岁月,欢笑声和感叹声不时交织在一起。那天交谈中,我突然记起自己曾在出差路上写过的一首打油诗:肩荷千斤重,足登万里云。艰险无足惧,我胸有丹心。


2014年老信使聚会

作者曾任外交部信使队副处长、外交部档案馆处长等职,现为外交笔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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