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

2016-05-08 05:13:25

编者按:今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谷牧同志诞辰100周年。新中国成立后,谷牧分管国家经济建设工作,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位重要的开拓者、决策者和指挥者。

□ 刘念远 刘会远 刘金田 等◎口述


谷牧

考察西欧五国,开启改革开放破冰之旅

1978年5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不久,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五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是一次破冰之旅,红色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经济代表团飞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市场和经济开始了第一次相互试探。在谷牧率领的这支团队中,除了国家部委有关人员外,还有不少沿海省市主抓经济的负责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心里明白,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次实地考察。对此谷牧曾回忆道:“出国前小平同志找我谈话,鼓励我作一些详细的调查研究,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先进的、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过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以原子能、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发达国家仅用了20年便生产出了超过以往200年的产品。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在法国、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他一次又一次被中西方之间的巨大落差所深深震动。谷牧发现,所谓的资本主义,早已不是他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刘会远(谷牧次子):他们到外面后才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国内长期宣传的那样。可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影响还是很大,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并不敢把真实情况反映给国内。对此我父亲拍板说,一定要如实反映,我们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要认真学习它们的经验。

与此同时,谷牧也看到了中国市场对西欧各国的强烈诱惑。

刘念远(谷牧长子):我父亲带队出去考察,每到一个国家,所在国的总理都亲自迎接。在德国,黑森州州长说,中国市场这么大,德国的机械工业这么发达,只要中国选用德国的设备,我们现在就可以借给你们50亿美元。我父亲于是想,外国人能借给我们钱,而且又是利息很低的政府贷款,为什么不要。

刘金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当时,西方希望打开中国之门,它们的资金也在寻找出路;我们也确实需要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所以人家想把东西给我们,就看你敢不敢要。我们的方针是对外开放,所以敢要。

这是一次空前忙碌的访问。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谷牧率领代表团走访了西欧五国25个城市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在行程中,他们当天看当天议,连吃饭的时间都用来讨论。

1978年6月,谷牧率团返回北京。第一次出国,他带给家人的礼物仅有一块价值30美元的手表和一盒巧克力。当然家人无法了解的是,在谷牧的头脑中,新观念的大厦正在平地而起。

刘念远:父亲回来以后,给我们谈到了人家的变化和富裕程度。然后就让秘书找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讲过的一段话:社会主义一定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加上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而去发展的。这就是他对于“我们今天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形成。

对于这次出访,谷牧仅用了“紧迫感”三个字概括了他的心情。然而这三个字却引出了一篇泱泱十几万言的考察报告。

刘金田:代表团回来后,在北京集中开了一个多月的会,最后形成了关于出访西欧五国给中央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对于党中央决策对外开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谷牧在报告中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以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份报告显得异乎寻常的大胆,然而它却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极大赏识。

刘念远:当年华国锋曾对我说,你父亲的报告我是一口气看到底的。以前偶尔有个出访,说的也总是腐朽、没落、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你父亲在报告里说:战后欧洲经济的腾飞,使我们感觉到了必须认真总结和借鉴它们的经验,这些话让你看了就放不下。

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汇报会上,聂荣臻元帅大声疾呼: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引进,应该拍板了!


1978年,谷牧(右二)率团在德国加斯多福露天煤矿考察

刘会远: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等参加会议的老同志说,谷牧同志敢于说真话,我们现在看清了,必须迎头赶上,必须改革开放。

汇报会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时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1978年7月6日,国务院召开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会上谷牧再次强调,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贻误时机了。邓小平对此表示肯定,说:“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在全国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他们进行这种试验。”这次务虚会一开就是两个多月,最终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形成了共识。

从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间,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背后,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的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

首倡“外脑”战略,力促“海外贷款”

1979年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起,整个国家在跌入谷底后开始寻找向上的动力。1979年,谷牧也步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在中国经济特区这块年轻的土地上,很多地方都将留下他矫健的身影和深深的足迹。

从西欧五国考察归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意识到,一个刚刚走出封闭的国家,要想在世界经济的竞技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首先要解放思想,借用外脑。对此,谷牧找到邓小平,提出可否聘请几位世界名人做政府顾问,集思广益。

1979年春节,谷牧邀请日本经济专家大来佐武郎和向阪正男到北京,在钓鱼台国宾馆为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讲座。日本专家们介绍了当前世界经济几种主要发展模式的利弊,以及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种种经验。此后,讲座发展成为每年一次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会议期间,双方官员、学者、专家不见记者,关起门来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思路一旦打开,机会随之而来,1979年5月,从日本友好人士那里传来消息:中国可以争取来自日本政府的援外贷款。对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特别批示:此事可能是真的,请谷牧同志抓一下。

刘念远:我父亲让时任进出口委副主任谢北一同志立即查清这个问题;同时向中央报告:国外有无息的政府贷款和低息的企业贷款,像日本的海外协力基金等,建议中央考虑。小平同志对此作出批示:国外能借到便宜钱,为什么不用呢?对我父亲的建议表示了支持。

很快,日本方面答复说,这种贷款确实存在。于是,在向日方传达了贷款意向之后,谷牧要求国家建委着手拟定建设项目。

刘念远:日本政府向我们贷款,得要求我们报项目。当时国家计委有同志说,这是保密的,怎么能报给你呢?就向我父亲作了汇报。我父亲说,有哪个资本家借给你钱而不问用途的?报给他。

1979年6月,谷牧率团访问日本,将第一批日元贷款的四个项目最终敲定下来。

刘志成(原外经贸部外资局副局长):谷牧同志到日本考察了十多天,日方原则上同意提供给中国第一批贷款500亿日元,大约相当于5亿美元。

就这样,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谷牧促成了第一笔海外贷款。2008年,日本政府授予谷牧“旭日大勋章”,以表彰他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作出的贡献。


1981年4月6日,谷牧(左)访问西班牙期间,同西班牙政府首相卡尔沃索特洛(右)举行会谈

先走一步,闯出一条“特区”之路

1979年,正当中国大地弥漫着革新的味道之时,在远离北京的南方,广东率先动了起来。在当年4月研究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李灏(谷牧秘书):习仲勋同志说,我们广东华侨众多,靠近港澳,有对外开放的传统。如果中央放权,广东就可以走得很快。

5月,带着中央的委托,谷牧率工作组奔赴广东、福建,执行让两省“先走一步”的特区建设论证工作。期间,他带领工作组边考察边座谈,仅在广东一地便连续召开了长达十天的工作会议。20多天的调研结束后,谷牧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未来十年,他将直接领导推动特区的设立和发展。

李灏:当时,特区政策的设想之一是财政包干,三年内广东省每年上缴中央人民币十个亿,多出的部分则留给广东。设想之二是扩大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交往审批权限。还有一条也很重要,试办出口加工区。

6月,史称“50号文件”的报告以两省的名义上报中央。7月,报告获得批准,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进入实施阶段。此时此刻,作为特区政策的执行者和建设的指挥者,谷牧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向邓小平汇报了广东“先走一步”的想法,并就命名问题向他请示。小平同志听后非常赞成,并以当年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为例,建议把“先走一步搞试验的地方”叫做“特区”。随后邓小平又作出指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了提高对外开放的办事效率并为“特事特办”提供有效的政策扶持,1979年4月,跨部门的国家外资委宣告成立,由谷牧兼任外资委主任。不久,在与外商完成首轮接触后,谷牧发现外商对于把钱投入中国市场似乎显得顾虑重重。

刘念远:外商提出,中国没有外商投资方面的法律,我们担心到时候你们换一个书记就不认账了。对此我父亲很快意识到,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开展,民主法制的建设也得同步进行,为此他建议中央尽早进行这方面的立法。

1979年7月8日,由谷牧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颁布,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从此,吸收外商来华投资有了法律保障。

用大闹天宫的精神,拼出“深圳速度”

1979年至1988年,谷牧先后12次到深圳特区检查工作,特区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参与下制定并实施的。对此谷牧曾说,过去我是广东省的党代表,因为办特区,我连党的关系都转到了广东。

当时,建设特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问题。

刘念远:我父亲对深圳的同志讲,我给你们的就是一个政策。你想中央给钱那是不可能的,要你们自己去找钱。

1980年7月,一场大雨使深圳罗湖成为了一片汪洋泽国。于是,挖掉罗湖山、填平罗湖洼地,完成“五通一平”,成了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据粗略估算,根治罗湖水患,第一期计划0.8平方公里的开发面积需要投入资金7000万元。

于是,时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找到谷牧,提出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国家能不能给点贷款作为酵母。谷牧是位建设的行家,对于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他爽快地答应了,批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给他。

3000万元的贷款到位后,罗湖区的建设很快便以优质高速而闻名全国,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深圳速度”。

刘念远:我父亲说,实际上当时在整个深圳建设中,中央就给了两个亿,其余给的全是政策。资本家是要挣钱的,政策一好,自然能吸引外商来投资。

谷牧曾告诫广东省委,你们办特区,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不行。和谷牧在特区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他的工作方式令人印象深刻,很能够和下面打成一片,工作方法也很突出。

刘念远:他每次来深圳基本上都待一个半月,把国内所有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主管副省长和市长都集中到一起来讨论。对于大家都认为好的“深圳经验”,就带回去推广。回到北京后,我父亲又根据在下面的讨论情况召集国务院各个部委,再相应制定配套的法规。

吴南生(深圳市委原第一书记):最后,这些经验通过中央文件再往外推广,也是我们一直提倡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一个“有劲头的明白人”

在特殊政策的带动下,特区建设者艰苦开拓,使深圳这个原先不过两万人的边陲小镇在短短几年之间便神奇般地发展起来。然而,正如谷牧所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里。1982年,在广东、福建的一些沿海城市,愈演愈烈的走私、贩私风潮,曾一度把特区拖下了水。

1982年,深圳特区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严峻考验。一批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纷纷发出议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千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断送”了。紧接着,一份中央发出的打击走私的紧急通知再次把特区架上了油锅。在许多国人眼中,特区几乎成了“走私的主要通道”和“香港市场的水货之源”。这样的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中央举棋不定,谷牧则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同年,中央将广东、福建两省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会上,一篇《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下发给与会者。在文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对此,谷牧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做只会带来思想上的混乱;他还说,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事情向前推进,我相信特区不会变色,也一定会建设好!

1982年初,谷牧挑选八名干部成立了“特区工作组”。很快,工作组中就有人受到外界的警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

刘念远:我父亲对他们说,小平同志叫我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总得有一个团队跟着我一起干。所以出事由我谷牧全担着,你们放心去谈,放手去干。

1983年4月,谷牧把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又仔细考察了一遍。从珠海返回后,他立即赶到叶剑英住处。

刘会远:叶帅对我父亲说,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顶不顶得住?我父亲说,顶得住,您放心!叶帅说,那就好!老帅们说话都是一字千钧,这三个字使我父亲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支持。

1984年1月,邓小平的专列悄悄离开北京去了南方。这位特区政策的首创者,要亲自去看一看深圳是否真的变得“不可救药”。考察结束后,邓小平为深圳市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同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谈了此次南方之行的感受。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要让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4月中旬,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说:“搞这个开放,关键是什么人来领导,是明白人还是个糊涂人,是不是有点劲头的人。”后来,很多人都说谷牧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明白人”和“有点劲头的人”,谷牧却说,这是小平同志对特区建设领导者的集体褒奖。

刘念远:当深圳四个特区基本成功之后,中央决定进一步扩大开放。当时,在选择14个沿海开放城市作为国家级开发区的过程中,每一个城市的选定,我父亲基本上都亲自去考察。

1985年,谷牧召开座谈会并主持起草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从而逐渐实现了对外开放梯度推进的目标。从1987年起,谷牧着手筹办海南经济特区,并参与了把沿海开放区扩大到长江以北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和沿海其他地区的重要决策。

刘念远:后来准备撤销“特区办”的时候,我父亲讲,“特区办”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这一套做法,全国人民都拥护,连内陆、西部的地方也会做,可以不要它了,因为它已经普及了,我已经把这套东西对国内所有的市长都培训了一遍。

1989年,退休后的谷牧在给汕头特区题词时曾经引用了北宋改革派政治家王安石的两句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十年改革开放,十年奔走特区,个中冷暖,饮者方能自知。

2009年11月6日,谷牧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还原当年的场景,仍然不免诧异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这场前无古人、蔚为壮观的改革开放,就从决策变成了现实。不过,每当谈起这一话题时,这位当年重要的开拓者和决策者却总是说,特区的一切都是中央决定的,我只不过是在一线做了一些具体的组织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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