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邓小平领导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政策

2016-05-08 05:11:58

□ 张曙


1975年,邓小平等人在毛泽东的客厅里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大刀阔斧地领导了铁路、钢铁、国防科技、国防工业、中国科学院、军队、文艺、党组织等方面的整顿。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政策,作为邓小平领导整顿的重要内容,也在上述领域不同程度地展开,并贯穿了整顿的全过程。

平反工作,“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军和篡党夺权,利用毛泽东“左”的错误,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受到残酷迫害,他们的亲属、子女、亲友和相当一部分群众也受到株连。“文革”带来的严重后果,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受到很大刺激,他开始重新审视过去所认定的某些问题,逐渐改变以前对一些老干部的错误看法和态度,并就解放干部作了一些批示。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以很大精力抓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落实,从而保护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但由于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无理阻挠、从中作梗,包括干部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的落实步履艰难,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到1975年,在中央管的地方和军队干部中,仍有200多位高级干部没作结论,副部长、副省长以上被打倒后复出工作的老干部数量很少,还有许多老干部仍在关押、审查中。地方上累积的问题更多。以徐州铁路分局和徐州市为例,“文革”以来,徐州铁路分局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大量群众被打成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五一六”分子等。仅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徐州铁路分局就抓出3000多名“五一六”分子。徐州市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抓出6000多人,加上株连,受牵连的达数万人。

进入1975年,毛泽东虽然也在解放干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过一些批示,指示进行文艺调整,但领导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却是已走入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邓小平。1975年初,复出一年多时间的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大刀阔斧地领导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他雷厉风行地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工作。

整顿军队是邓小平领导整顿的开端。在年初关于军队整顿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了落实政策问题。1月12日,他在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说:“第一条应该是安定团结,毛主席去年就讲了这个话。安定,包括落实政策。”1月25日,他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有好多政策没有落实。各个单位要认真研究,把政策落实好,这样才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安定团结。”

除了实现安定团结的现实需要,落实政策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能使受迫害者被牵连的亲属朋友以及受冤屈的群众得以尽快“解放”。3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听取万里关于徐州铁路分局情况的汇报。在万里讲到徐州市委搞了平反证,老工人不要时,邓小平说:“要在群众中宣布。主要是牵扯到孩子,左邻右舍,部上部下,亲戚朋友。”8月27日,邓小平在听取总后勤部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再次强调要落实政策,并说:“一个人落实政策,关系到全家。”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阐明落实政策的范围。1月12日,他在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说:“过去九、十次路线斗争犯错误的人,没有大的问题的,赶快作结论,该解放的解放,这样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是少数人,继续审查。”5月21日,他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话说:“要落实政策,特别是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5月29日晚,他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又指出:“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有些人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有的地区虽然没有清查‘五一六’,但是也干了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些问题都要妥善解决。”“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位置上。”除了强调落实干部政策和群众政策,在这一年的多次讲话中,邓小平还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等多次发表意见,作出指示。

邓小平还阐明了落实政策的方针。一是有错必纠,且动作要快。1月12日、3月25日,他在两次讲话中谈到平反问题时说:弄错了就要立即平反,不要搞得一个问题在那里挂几年。二是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9月26日,他在听取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时,再次强调: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了。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三是必须反对派性,加强政治纪律。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讲落实政策,讲了多少年,好多政策不能落实,闹派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又说:“现在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比如,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

如何落实政策?邓小平提出了方法步骤。3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听取万里关于徐州铁路分局情况的汇报。在万里讲到应该平反的人大概有七八千时,邓小平说:“平反工作要真正搞起来也快,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在万里讲到徐州市委说3月底平反问题可以全部解决时,邓小平说:“要借这个东风一块儿解决,七八千人,八百人一批,分十批。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很快,念八百人的名字嘛,弄错了立即平反嘛。”

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方针措施,成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正确指导。各地区各部门遵循着这些方针,开始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程。

亲自抓冤假错案平反与政策落实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和领导全面整顿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感到无比振奋,也使许多受迫害的人看到了自己获得平反、“解放”的希望。他们开始不断向毛泽东、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信,形成了继林彪事件后又一轮较为集中的申诉。对这些申诉信反映的问题,邓小平尽可能及时地予以解决。

原西南农学院教师江之鉴曾留学美国学习园艺,1951年10月回国,1958年被打成右派,由教授降为副教授,工资降了两级,“文革”中继续受冲击,在农场接受管制劳动。在他困顿之时,妻子同他离了婚,只有小女儿跟他住在一起。1974年底,他致信邓小平,要求摘掉右派帽子退休回乡。1975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关江之鉴的情况,当即批示:“我意此件可转四川省委酌处。如所说属实,似可考虑摘掉右派帽子,按退休办法处理,或可分配给以适当工作,发给薪金。”1976年,江之鉴摘掉了右派帽子。

原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杨杰,“文革”中曾任铁道部和交通部革委会主任,一度被打倒,复出后没有工作。1975年1月15日,他致信邓小平、李先念(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要求早日分配工作,并希望留在总参谋部或总后勤部。1月17日,邓小平即批示:“此件请杨成武(时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同志商量处理。原则上,杨杰同志应回原单位担任原岗位的工作或相等的其他工作。”7月20日,中央军委任命杨杰为总参谋部管理局政委。

原总后勤部参谋长胥光义“文革”中被打倒,复出后一直没有工作。1975年1月中旬,他致信邓小平,要求分配工作。1月24日,邓小平在胥光义的来信上批示:“请先念、登奎同志考虑,胥是能工作的,或到哪个部,或到科学院都可以。”5月,胥光义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


经过整顿,全国铁路重要枢纽徐州车站的运行秩序恢复正常

原第二炮兵政治委员李天焕中将1968年横遭林彪、“四人帮”诬陷,身陷囹圄,被关押长达七年。1975年初,他的女儿致信邓小平,反映父亲的问题。3月10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第五次常委会议结束时,特别提到李天焕的问题。他说:“李天焕的女儿给我写信,说现在只准她每周和李见一次面。李天焕为什么还在关着?要先放出来,回家或到医院治病。不要再叫二炮管,由总政来处理,生活上也由总政管起来。军队还有没有像李天焕这样不属于林彪问题还管着的人?总政要清理一下,一块儿解决。”邓小平这番话,既充溢着他对无端关押老干部做法的强烈不满,提出了解决李天焕问题的具体措施,又提出了解决诸如此类问题的一般原则。这对军队系统的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1967年1月被造反派刑讯致死。周恩来对张霖之的死非常痛心,曾于1970年10月31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议张霖之的死亡问题。并于会后为国务院起草《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提出张霖之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张霖之的名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恢复。直到1975年10月11日,煤炭工业部才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为张霖之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请示》。4天后,邓小平看到《请示》,明确批示:“应该恢复名誉。”并在《请示》里提出的拟“举行一个骨灰安放仪式”和“家属还提出请邓副总理和苏振华同志参加”旁,分别批写“不登报”、“届时我有时间,一定参加”。10月28日,他出席了张霖之的骨灰安放仪式。

原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少将原是国民党军队空军上尉参谋,1946年6月驾机起义。“文革”中却被诬为“假起义”“派遣特务”等罪名,1968年3月被迫害致死。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指示要对刘善本案进行复查,中央军委于1973年3月组织了调查组,调查事实真相,但一直没有给家属一个满意交代。1975年10月14日,邓小平当面向空军党委负责人交代:刘善本同志的骨灰盒要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对他的亲属子女要照顾好,空军党委要作一个决定发给部队。把平反昭雪工作抓紧,要快搞,不要拖。空军党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和邓小平的指示,于10月24日发出《关于给刘善本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决定的通知》。10月28日,刘善本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等300多人出席。

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的孙维世“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1968年3月被以“特嫌”罪名逮捕,同年10月在关押处死亡。1975年,负责审查孙维世案件的中央三办由于没有查出孙维世参与特务活动的证据,决定解除对她的专案审查。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得知此消息,于9月给中央写信,要求为姐姐开追悼会,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以此在政治上彻底平反。10月14日,邓小平在《人民来信摘报》看到孙新世的来信摘登,即批示:“此事请吴庆彤同志(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查明处理。如孙无问题,可将骨灰放到八宝山,不必搞正式追悼会,有亲友参加即可。”

通过写信、转信或材料、口头汇报等方式,推动毛泽东对一些较难处理的冤案作出明确批示或指示,是邓小平在当时的条件下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另一种方式。

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文革”中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早在1967年2月初,当中央决定对部分受到严重冲击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采取保护性措施时,当时华东地区的各省、市第一书记中,只有陈丕显因被张春桥扣住而未能到京。其后,他一直被扣在上海。1974年9月,陈丕显致信毛泽东,要求解除隔离审查,给一点可以做的工作。毛泽东曾批示王洪文:“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但陈丕显事一直没有下文。1975年2月,陈丕显致信邓小平,汇报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请求进京体检,并请中央领导接见。邓小平收到信后,捎信给陈丕显,让他就有关情况写个材料。4月18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机会,将陈丕显托人捎来的材料送交毛泽东。在毛泽东、邓小平关心下,7月1日,陈丕显恢复组织生活和原工资待遇。9月,复出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这意味着他虽恢复工作,但仍不能摆脱“四人帮”的控制。为此,9月29日,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陈丕显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轻(不到60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次日,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小平提出的意见。10月上旬,陈丕显调至北京,被安置在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来京后几天,邓小平就会见了他。这对长期遭隔离审查、终于摆脱“四人帮”淫威的陈丕显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啊!

原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文革”中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遣送到山西太原。1972年6月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由于毛泽东的批示,贺诚得以从山西返回北京,但工作仍无着落。1974年,周恩来建议贺诚出任卫生部部长,因江青等人阻挠而未成。1975年3月22日,贺诚女儿致信邓小平,要求给她父亲分配工作。邓小平收到信后,很快转给毛泽东,并对贺诚的任职提出意见。5月17日,毛泽东对5月16日中央军委建议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及其附件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暲(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原第一副部长,1968年3月被迫害致死)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得知毛泽东批示的贺诚老泪纵横,不久他走马上任。9月20日,总后勤部在北京为傅连暲召开了追悼会。

把一批功勋卓著、富有经验和有责任心的老干部解放出来担任适当工作,由他们逐步培养年轻干部,既是对“文革”错误的一种匡正,也是发展党内健康力量用以抵制派性的重要途径。这反映了邓小平领导整顿的一个思路。8月27日,邓小平在听取总后勤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现在建军要靠老同志,离不开老的;再过两年就要在40岁左右的人中选接班人,培养苗子。9月25日,他在中央军委第22次常委会议上说:“我看现在党内存在一种倾向,看风向,顺杆爬。这是从井冈山以来我们军队没有的。现在第一步需要一些老同志出来工作,进行整顿,把作风搞正。第二步是选一批40岁左右的人接班。”与此同时,邓小平严厉批评一些人对落实干部政策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在9月25日的这次讲话中,他就提出:“对落实政策,一种人热心,一种人不热心,对老干部没感情。有的人错误就那么大嘛!我犯过错误,主席还是要我工作嘛!”

1975年的中国,两种政治势力激烈交锋。“四人帮”利用“反经验主义”和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论,不断兴风作浪,对邓小平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举措,也极尽污蔑之能事。他们把起用老干部诬为“闹翻案”、“搞复辟”,是“反攻倒算”“举逸民”,还借古讽今说什么“在我国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上,反动势力一上台总是要在镇压新生力量的同时,大批起用反动力量”,“‘举逸民’是一切复辟派实现‘克己复礼’纲领的组织路线”。一些省、市和部门刚对“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运动中的案件进行复查,就有人说“搞翻案”“一风吹”,还有人攻击“落实办”(落实政策办公室)是“翻案办”,“是牛鬼蛇神总后台”等。对这些污蔑攻击,邓小平淡然处之。7月,他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汇报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对毛泽东说:“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表示:“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对此毛泽东回答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



1968年,陈丕显(左)、曹荻秋(中)、杨西光(右)被批斗

邓小平领导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政策,一如他大刀阔斧地领导全面整顿一样,人们从他不时强调的“立即平反”、“要快搞、不要拖”、“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等话语的字里行间,读到的是这位71岁老人对落实政策的急切心理和解决问题的雷厉风行。他鼓励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不要怕被抓辫子,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邓小平这种胆略、气魄,深深感染了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一大批干部。

由于邓小平的推动,各地落实政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在1975年整顿中形成的几个著名文件中,落实政策都是一个重要内容。有的省、市还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1975年,从中央到地方,落实政策的工作形成了不小的声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2月25日,福建省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落实党的政策工作的通知》,在省、市、县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全省仅县以上就抽调了849名干部参加落实政策工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福建省列为复查的案件45400件,复查落实了31165件,对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而未作妥善处理的1825人作了处理,为2066人作了口头平反或书面结论。

3月下旬至4月,江苏省委工作组重点在徐州市、徐州地区、连云港市协助当地党委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徐州市组织了1000多人的落实政策队伍,对“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对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411人平反昭雪。到3月底,有近90%的人得到平反,4月底,整个平反工作结束。大批被扣上“五一六”分子、叛徒、特务帽子的冤屈者及受牵连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部落实了政策。

4月18日,浙江省委发布《关于撤销省委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对于在清查运动中受批判、审查的人员,凡是没有作结论的,应由原来负责批准或同意审查的一级党委,根据调查结果,加以分析,按照党的政策定性,实事求是地及时作出结论。

6月19日,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中办75年6号文件座谈会的情况报告》,要求全军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处理专案对象工作会议的精神,尽快落实好党的干部政策,平反错案,解放干部。此后,对涉及军队干部的案件进行了迅速、彻底的清查。经清查,仅在所谓“第九次路线斗争”中被列入军队专案和重点审查的干部就有两万多人。在审查过程中形成的大量材料,大多数是假的。9月27日,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受审查人员材料的归档和处理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军各单位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到1975年底,全军复查工作基本结束,清掉了大批假材料,推倒了相当一部分污蔑不实之词,军队一大批受冤屈的干部解除了政治上、精神上的枷锁。

中国科学院在4个多月的整顿中,给800多人落实了政策。

……仅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邓小平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取得的显著成效。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特别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些问题只是提了出来,还来不及解决。如7月初,北京京剧团张红军来信,提出对右派分子,除个别顽固的外,一律赦免摘帽,解除关押和管制,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8月下旬,杭州大学教授夏承焘致信邓小平,建议中央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到地方、基层;9月初,一封署名“天津市文艺界一个普通党员”来信,要求进一步落实文艺工作政策等。对这些来信,邓小平都批示政治局委员参阅或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有些政策落实得并不彻底,有些冤案尽管平反了,但还留有这样那样的尾巴,如前文提到的陈丕显、孙维世、刘善本等人的问题。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冤案才陆续得到彻底解决。1977年2月,陈丕显调任云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同年6月,孙维世冤案得到平反。1978年10月19日,《解放军报》以《刘善本同志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为题,刊登了刘善本平反昭雪的消息。1979年1月,西南农学院党委为江之鉴被错划右派作了改正结论,决定恢复其政治名誉,恢复教授职称和原工资待遇。同年江之鉴办理了退休手续。同年4月,李天焕得到平反。

1975年11月,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邓小平领导的整顿被迫中断,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政策落实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尽管如此,这一次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毕竟平反、改正了一些案件,解放了一大批蒙冤受屈的干部、群众,使一批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整顿所倚重的重要力量,也为以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作了铺垫和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从两种政治力量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态度对比上,看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时刻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和雷厉风行的果敢作风,从而为他们彻底唾弃“四人帮”、历史地选择邓小平打下了牢固的心理基础。这是实现社会变革最深刻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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