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死对手到生死之交

2016-05-08 05:11:43

□ 曾宪新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继续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谈判。图为周恩来(左三)、叶剑英(左一)和国民党联络员张冲(中)在西安

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1904年2月生,比周恩来小六岁。

1930年初,张冲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这个调查科是国民党“中统”的前身,张冲是这个特务机构的重要负责人。“中统”和国民党“军统”一样,其“任务”除控制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部人员外,主要“斗争”对象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进步组织及其组成人员。

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的较量

周恩来在1931年11月去中央苏区之前,一直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的身份战斗在广州、武汉、上海等白区大城市,战斗在国民党统治者的“鼻子下边”。很自然,他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搜捕、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周恩来在特科的主要助手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许多中共中央最高机密,包括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的办公地址、中共中央负责人包括周恩来的住址等。

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得到顾顺章的口供后,立即派张冲等人去上海,企图一网打尽中共中央机关人员、捕捉他们的主要对手之一周恩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隐藏在敌人心脏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设法把顾顺章叛变以及敌人已派人去上海搜捕中共负责人的情报报告了党中央和周恩来,才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周恩来得知钱壮飞的报告后,立即与陈云商量,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二、将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三、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14页)。这样,在周恩来沉着机智的指挥和周密细致的部署下,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张冲带人到上海后的抓捕行动处处扑空。这是一次周恩来与张冲两人直接出面,当面锣、对面鼓的较量,是张冲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的较量。这次较量虽然以国民党、张冲的失败告终,但此后,由于敌人的更加严密的监控,周恩来亦很难在上海立足,不久就去了中央苏区。

炮制“伍豪事件”

对于这次失败,张冲并不甘心,抓不到周恩来,也要设法在政治上把他搞臭,从而进一步瓦解中共。于是在1932年2月,他制造了周恩来“脱党”的“伍豪事件”。

据和张冲一起制造“伍豪事件”的黄凯交代:“张冲来沪主持丧事。 事后,和我谈起C.P.经济困难,可能有许多党员动摇,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由张起草《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由我派人送登上海各报。哪知道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 首。相反,《申报》上却有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了声明。”

张冲亲自起草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于1932年2月16日至21日先后在《时报早晨号外》《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上刊登。

这则造谣启事刊登时,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局书记一职已达两个半月,因此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很快就断定这则启事是敌人在造谣,必须及时、有力地给予揭穿。

2月18日,即这则启事开始刊登的第三天,党中央就把代写的进行辟谣的《伍豪启事》送给《申报》,要求刊登。这则启事虽因故未登出来,但表明党中央的辟谣斗争已经开始。2月20日,党在上海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名义散发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为伍豪洗污。同一天,《申报》登出了一个广告,以委婉的形式告知各界,那个要脱党的“伍豪”不是真正的伍豪。2月27日,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了党中央代写的《伍豪启事》,明确宣告用造谣的伎俩挽救不了国民党将要灭亡的命运。

也是在这个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发布布告,用“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这一事实,驳斥敌人的谎言。

为克服党内、苏区影响范围小的弱点,党中央聘请名律师巴和,以他的名义代伍豪辟谣,明确地说要脱党的伍豪“完全另有其人”,与我巴和律师所代表的伍豪不是一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一看就明白了,那个要脱党的“伍豪”不是真正的伍豪!

张冲制造的诬陷周恩来的谣言以及妄图瓦解中共党组织的图谋,经过党中央的斗争,全部落空。和张冲一起制造谣言的黄凯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伎俩“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张冲诬陷周恩来的目的虽未达到,但当时他和周恩来势不两立的立场则展现得十分充分。当然,后来“伍豪脱党启事”一事在“文革”中成为江青一伙诬陷周恩来的“重型炮弹”,这是张冲始料不及的,这笔账不应算在张冲头上。

为民族大义,化敌为友

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它一时呈现出争斗、分裂的局面,一时又趋于合作、统一。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受到蒋介石信任且已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张冲,被派往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洽谈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事宜。

这是周恩来与张冲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从这时起到1941年张冲先生病逝,前后相交五年。这期间,为团结御侮,他们之间往来密切,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凡所奔走,靡不与闻。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正是在这种密切、频繁的交往中,他们之间“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两人间虽属两党,各持党见,但因为这种党见是建立在民族利益之上的,“非私见私利可比”,所以“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两人间“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这样公谊和友谊就相互推移,日益见长。

在这种公谊、友谊增长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他们之间相互帮助的感人事迹。

由于蒋介石的僵硬,国共谈判初期很不顺利。张冲主动向周恩来提出,中共不防可以通过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便电报党中央,建议尽快与共产国际商量。后来,他们协力促成蒋经国于1937年3月回国,从而圆了蒋介石多年盼子归国的愿望。这对改善国共关系、促进国共合作不无裨益。

为了使国民党上层人士了解红军和苏区的真实情况,减少谈判中的阻力,张冲向周恩来建议派遣一个“中央视察团”到延安考察。中共中央接待了这个“考察团”,这是国共十年内战后,国民党第一次正式考察红军和苏区。这次活动对增进双方了解、营造合作氛围、促进和谈进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39年6月,在重庆的周恩来准备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和进一步研究与国民党当时的紧张关系。这一行动竟遭到国民党的刁难,不准周恩来登机飞返。这一情况恰好被张冲碰上,他安慰周恩来及在场的叶剑英、邓颖超、童小鹏等,答应自己去设法解决。他见到蒋介石后,拿到了蒋准予放行的手令,替周恩来解了围,张冲一直把周恩来送上飞机才离开。周恩来等人十分高兴,连连感谢张冲的帮助。

也是在1939年,为了解决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军长叶挺之间的矛盾,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去皖南调解。然而当身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向蒋介石请假欲离重庆时,竟未获批准。正在周恩来为难时,张冲给周出了个主意:让周以回浙江绍兴老家祭祖为由,向注重孝道的蒋请假,然后顺道去皖南。这一招儿果然有效,这才有了周恩来1939年春天的东南之行。

凡此种种,都显示了周恩来和张冲之间的公谊和私谊,而这又直接和张冲的民族情感和他对共产党的了解有关。他曾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还说:“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作则兴,不合则亡。剿共剿了十余年,民力、财力耗尽,村舍为墟,民不聊生,外债高筑,国际地位日落千丈。如再打下去,恐难免被日本蚕食俱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明知接受共产党提出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会遭到总裁的谴责,但念民族垂危,国将不国,如果有一点机会能挽狂澜于既倒,我当好自为之。至于个人的利害得失,非所计也。”这是张冲先生的肺腑之言。他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成了他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建立友谊、求同存异的坚实基石。

中共和周恩来对张冲先生具有的爱国情怀、民族情感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中说:“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这样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和中共合作的过程中得到中共的倾力相助,也是很自然的事。

1937年初,张冲到苏联就军事援助一事与苏谈判。应他的要求,周恩来给了他一张名片,并与博古一起在名片上写了介绍语:“张冲先生奔走国共合作工作,功勋卓著,请以同志关系接待。”张冲持这张名片在莫斯科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经王明的努力,张冲较顺利地会见了斯大林,促进了这次谈判。在当时,对国民党的一位中执委用“同志”的规格相待,这是非同小可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张冲思想、品格的推崇。

“张冲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1941年8月11日,张冲先生以年仅38岁的英年病逝。周恩来闻讯极为悲痛,他亲自写了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他建议党中央捐款3万元资助张冲追悼会,以表示中共对张冲先生的尊重。他还亲自参加追悼会,含泪致悼辞。当天在《新华日报》头版,发表他亲自撰写的《悼张淮南先生》作为代社论。文中充分肯定张冲“奔走团结勠力御侮”的功绩,赞他“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还深情地说:“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犹照后人。”

张冲的儿子张炎在追悼会上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很关心年方20岁的张炎,安慰他说:“张冲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今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一句“张冲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道明了周、张之间的生死情谊。

全国解放初,张炎因无工作到北京找周恩来求助,周总理在家里接见了他,并安排他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以便分配工作。

“文革”中,张炎去世,他的夫人于1972年12月写信向周恩来求助。周总理指示,就张炎的逝世向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并同意让张炎的女儿到山西落户并安排工作。周总理实践了“张冲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的承诺,一直关心到张冲的第三代。

周恩来与张冲从生死之敌演化为生死之交,这跨越党籍的友谊是十分宝贵和难得的,但却证实了鲁迅先生的名言“历尽劫难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宝贵的友谊也昭示着当前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在“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前提下,两岸携手共赴民族复兴大业的路程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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