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上)

2016-05-08 05:13:31

□陈弘◎口述/阎崑◎采访整理


沈阳军事法庭现场

口述人简介:陈弘,现年90岁,台湾台北人,曾任《人民日报》驻日高级记者,全国台联第三、四、五届理事。陈老早年就读于基隆中学,参加过反对日本人欺凌压迫的学生运动。台湾光复后,于1946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在校期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以日语翻译身份参与对日本侵华战犯的审判。此后长期从事日语翻译,曾参与《邓小平文选》等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陈老还是电影《云水谣》的男主人公原型之一。

自今年7月起,中央档案馆开始陆续公布45名侵华日本战犯的供词。此举不仅有力地回击了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右翼分子妄图否定侵华历史这一倒行逆施的行径,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0多年前,我有幸亲身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这些日本战犯的供词,我大都经手翻译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一个设在东京,受美国控制;另一个设在南京,虽然是国民政府的法庭,却同样受制于美国。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则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是我们中国人不受外部势力干扰、在自己的土地上行使国家主人权力的典范之作,无论从国际法角度还是从国际标准来看,都是非常完整、重要、成功的历史事件。

这些战犯都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日本战犯的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1950年7月从苏联引渡回来的战犯共计982人,其中有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汉奸71人;再加上在国内被我们抓住的数十人,总共是1062名战犯,这些人都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另一部分则是关押在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的140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原来隶属于“第十总队”,这是日本投降后阎锡山为对抗我们人民解放军而勾结日本侵略军组织成立的。这些战犯在日本军队里一般仅是尉以下军阶的军官,但到了阎锡山那里却往往连升三级。例如有一个城野宏大尉,在阎锡山的部队里就成了上校,而这就够得上战犯的标准了。因此,这些日本战犯除了犯有侵略中国的罪行,还犯有反革命的罪行。

这里面有一个叫河本大作的人尤其值得一提,他曾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大佐军阶,是策划实施杀害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皇姑屯事件”败露之后,他在东北待不下去了,就被调到山西做煤矿公司总经理。很可惜,此人在接受审判之前就死了。如果他能活着接受中国人民的审判,肯定会轰动全世界。


日本战犯接受审判,陈弘(左一)担任翻译工作

战犯的气焰最初很嚣张

1945年7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一举击垮了号称日本“王牌”的关东军,抓获大批俘虏并直接押回苏联。当时,苏联因为在卫国战争中损失了大量劳动力,就拿手中这些战俘当重劳力使用,让他们干很重的活;加之物资匮乏,根本吃不饱饭,所以这些战俘累死饿死了很多。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方面于1950年把近千名在押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此时,他们在苏联已经被关押劳教了整整五年。当他们刚登上火车的时候,还以为是要去海参崴等待遣返回国,都高兴得很。但后来他们发现火车开的方向不对,一直开到了中国境内的绥芬河,于是心就彻底凉了。因此,当被移交给中方的时候,他们不停地抱怨、咆哮、咒骂着。当时,这些战犯一到监狱门前看到“战犯”两个字就火了,大嚷道:“我们是俘虏,怎么会是战犯呢?如果是战犯,还要接受审判,这要关多少年啊!”接下来,他们开始反抗,认为既然落到了自己曾对之犯下累累罪行的中国人的手里,必死无疑。那些汉奸尤其紧张,思想上更加抵触。战犯中的一些少壮派的校级军官还故意闹事。发囚服上佩戴的犯人牌时,他们不仅不戴,还一把撕下来扔在地上;进了监号看到战犯管理所的守则,也撕下来踩在地上。他们中有的说:“我们根本不是败在中国人的手里,我们是被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打败的。你们没有权力来审判我们!也没有权力关押我们!”有的说:“你们把我们关了那么长时间,我们要到联合国去告你们!”还有的说:“我们是来帮助满洲国建设的,像鞍钢和抚顺露天煤矿,不就是我们建设的吗,所以我们不是侵略,是来建设的,何罪之有,谈何认罪?”至于将军一级的军官就比较老奸巨猾了,他们不直接对抗,而是假装体谅、和声细气地劝我们:“你们不要关我们太长时间了,如果再关下去,你们会很被动的。”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从骨子里根本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有的战犯,像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在监号里每天早上面向东方遥拜天皇。应当说,这种情况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周总理说,这些战犯再不处理不行了

1953年,周恩来总理对谭政文副总检察长说:“抚顺和太原关押的这些战犯应当处理了,他们在苏联关了五年,在我们这儿又关了三年,再不处理不行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国成立了“东北工作团”,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战犯。工作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从全国各地的公安、法院、外交等系统抽调工作人员300多人到北京集训,光翻译就有100多人。在这些翻译中,有我们台湾同胞七名,分别是:纪朝钦、蔡明熹、陈妙龄(女)、冯志坚(女)、谢水秀、陈峰龙和我。这七个人当中现在只有我和陈峰龙还健在。在“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中也有一位台胞,名叫沈扶,他和冯志坚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后来调到台盟中央担任副秘书长。当时,沈扶是旅大市台盟的负责人,特意被调来负责管我们这100多位翻译。我将这些人一一列出,是要用事实证明,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

我们这批人集中后先在北京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由谭政文副总检察长亲自给我们讲审讯学,包括怎样审讯罪犯,甚至连桌子该怎么摆,该怎么对待犯人等等都讲得很详细。1954年的2月,我们受训结束,随即被派往抚顺工作。

形势报告认罪教育破解困局

这批日本战犯到了中国之后,我方的政策是不要跑一个,不要死一个,适当劳动,维持生命,进行教育。但教育又从何入手呢?

工作团领导经过审慎研究,决定在监狱里开展认罪教育。首先请工作团的李甫山主任作形势报告。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两个半小时。这个报告是由我来翻译的,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那么多战犯面前作翻译。看着这些人坐着小马扎,低着头在台下老老实实地听报告,而我则站在台上逐字逐句翻译给他们听时,我感到自己作为中国人曾经受到的屈辱一扫而光。我这个在殖民地长大,挨过日本人欺负、受过日本人歧视的中国台湾人,今天终于扬眉吐气了。在台下的战犯里不但有许多日本高级军官,还有伪满洲国的那些所谓文官“精英”们。一开始翻译的时候我还有点紧张,到后来就放开了,心里感到由衷的自豪。

根据战犯对象不同,形势报告分两批进行,其中尉官及以下大约八九百人为一批,还有一批则由校级军官、将军和伪满汉奸组成。报告内容主要是给他们讲形势。这批战犯在苏联除了干重活、吃不饱之外,也根本看不到报纸、听到广播,所以他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加上他们也没有机会接受任何思想教育,所以头脑里的军国主义思想就原封不动保留下来,整个人显得顽固不化。因此,作报告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们了解现在的形势。报告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告诉他们日本政府所推行的侵略政策,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因此,战犯们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他们在日本的家亲眷属也在战争中遭遇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境况。

上午听报告的时候,战犯们都低着头,显得心情格外沉重,静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午餐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连饭都吃不下,伙房报告剩饭很多。下午的报告,具体介绍了当前日本国内的真实现状:美军的轰炸给日本造成了遍地的废墟;因为战争,日本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大批复员军人失业,境遇窘迫;不少日本妇女则为了生存、赚一点点钱而不得不去做绑绑女郎(应召女郎),备受凌辱,还有的甚至遭到美军的强暴。


1956年6月10日陈弘(右)在太原法庭上

听到这些,战犯们仍旧低着头,显出非常难过的样子。或许,他们也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也在担忧他们的境况。当听到从中国回去的日本侨民每当遇到节日都聚在一起走上街头打起腰鼓、跳起中国的秧歌庆祝,还经常举办一些欢庆活动,生活得非常愉快时,场下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战犯们也不像上午时候一副愁眉苦脸、垂头丧气的样子,还时不时地发出“同感”的声音。

报告里同时特别强调了一点,那就是战犯们只有真正低头认罪,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只有承认参与杀害了3500万中国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罪行,才能得到从宽处理,才能有出路和前途。这一点,我想他们是听明白了。


日本战犯在法庭上掩面哭泣表示认罪伏法

揭发检举运动攻破战犯的心防

在开展认罪教育之后,我们还发起了战犯之间的揭发检举运动。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时候,关东军几乎是整建制被俘虏过去的,师团长、旅团长、联队长、大队长直至普通士兵,几乎一锅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普遍都不承认有罪,我们怎么去审判这些战犯呢?因此,让这些被遣送回中国的战犯们互相揭发,有助于明白所犯罪行的命令者和执行者都是谁。

于是,在押日本士兵开始组织起来批斗师团长。例如他们说:“我们参加战争,犯下严重罪行,杀害了那么 多中国人,这都是在执行师团长佐佐真之助所下的命令,佐佐真之助你应该认罪!”就这样开展起面对面的斗争。这样一来,这些将军们终于坐不住了。以下克上,由下级军官和士兵造上级军官的反,这在“皇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他们心里头当然很不舒服,心理防线也因此彻底崩溃了。应当说,这件事对高官战犯的打击非常大。在日本军队中闻所未闻的事情,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里居然发生了。

高级战犯的顽固不化是有很深的根源的。请看一个师团长的“成长”历程:首先读陆军幼年学校(中学),再读陆军士官学校,再后来进入陆军大学,这样完整的经历再加上“战功”才能当上将军。可见,这些人从少年时代开始受到的就是军国主义的教育,其影响深深地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所以才会顽固不化。在他们脑袋里,根本就不拿部属当人看,现在居然被部属造了自己的反,你说他怎么受得了?

此外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还培养一个带头认罪的典型。此人名叫古海忠之,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高等文官之后就到伪满洲国效力,被俘前官至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总务厅是伪满洲国的实权部门,名义上“总理”是张景惠,其实他只听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话,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伪满“总理”。可是,武部六藏患有脑血栓,长期在医院治疗。因此,次长古海忠之大权在握,主持日常工作。古海忠之人官职够高,又是所谓的日本“精英”人物,因此他的认罪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据古海忠之揭发:第一,日本是由于国内爆发经济危机,为了转移这种危机才发动的侵华战争;第二,日本在伪满洲国设立了戒烟总局,名义上是禁烟,实际上是鼓励中国人抽鸦片。伪满政府在热河大面积种植鸦片,收获以后,再卖去关内,进入中国内陆。因此,虽然名义上是让烟民戒烟,并且设立了禁烟所,但实际上是让他们到禁烟所去抽大烟。他揭发道:“这种作为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灭亡,这是主要的目的;一个目的就是中国人抽大烟要花掉很多的钱,日本人从鸦片专营中获取高额的利润巨大财源。他的揭发和认罪战犯们都能听懂。他们知道,贩卖毒品是国际法所禁止的,是一种公认的罪恶,而日本一直是这么干的,这确实是错误的,而且残害了中华民族,这是很大的罪行。与古海忠之这样的罪行相比,自己的罪行简直差远了。这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心理防线也开始动摇了。他们看到,连古海忠之这样的“精英”人物都低头认罪了,于是联系到自己时就会想:“他那么大的罪行都认罪了,而且争取宽大处理,我为什么不能认罪,争取宽大处理呢?”古海忠之认罪的影响非常大,战犯们纷纷开始认罪。■(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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