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抗战——你所不知道的平民记忆

2016-05-08 05:12:59

□ 米涛等 口述


20世纪30年代,卢沟桥上的孩童

日军发动侵略,迫使百姓连夜逃亡

1933年,北平故宫的珍宝被伪装起来,悄悄南运。日本人已经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为了保全华北,在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中,默认了日本对北平以北所有中国领土的占领,这一协定引发了中国人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不忍想,不忍看,有志者,奋起行动,还我河山。”

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也通过提高日本商品的进口关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蒋介石在日记这样写道:“我一息尚存,绝不会停止与敌战斗。”他把华北的暂时平静看作中国的喘息之机。但日本人不会给中国这个机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7年7月的一天夜里,8岁的米涛被家人从梦中叫醒,他家在河北定县,离卢沟桥不远。数十年后,他在美国达拉斯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米涛:旁边的二哥也好像刚被叫醒,姐姐领着我们从西屋走到东屋,煤油罩子灯把屋内照得通亮。父亲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发动进攻了,离咱们这里只有百十里路,又沿铁路线,说到就到,怎么办?大家觉得还是躲一躲,往西走,离铁路线越远越好。因此,大家赶紧收拾了一下,带些必要的衣物,套上骡车,五六家子趁夜往西走。

米涛后来才知道,迫使他们全家连夜逃亡的原因,就是卢沟桥事变。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军中强硬派已在鼓吹,只要对“华北一击”,中国便会乞和投降。在日本东京的非正式场合,也有这样的传言。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欲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日军于次日凌晨炮击宛平城,驻守宛平城的二十九军一部愤然还击,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后日本军方公开表示,不会扩大战事。当时华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为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他亲赴天津与日方谈判,北平学生邓云乡还记得当时的情形。

邓云乡: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就能通过谈判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保定、张家口的火车还正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的物价一时也未波动。

在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同时,日本内阁却通过了向华北增兵的议案,决定扩大对华战争,而国民政府仍旧不能准确判断局势。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作出了“应战而不求战”的决策,他在7月17日的庐山讲话中说:“现在冲突的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让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宋哲元对蒋介石一直怀有戒心,宋希望和日军签订停战协议,和平解决华北问题。但日本人却利用谈判的机会,从东北和朝鲜及日本国内,向平津集结了6万军队。对于宋哲元的态度,蒋介石也有所察觉。他在7月13日给宋哲元的电报中写道:“今日对倭之道,惟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除此之外皆为绝路。”


卢沟桥桥头的中国士兵

炮声隆隆,战火荼毒平津两城

7月27日,日军给宋哲元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所有中国军队撤出北平。日本要进城的消息,已在民间传开,街上陆续贴出一些日本人的标语:“铜打铁罗汉,难过六月二十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是公历7月30日,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北平沦陷的那一天》中描述了那天之前的情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27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街上有点乱,但是大体还平静。28日那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大家在电话里猜,这是敌人在进攻西苑了,是敌人在进攻南苑了,这是炮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29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朱自清后来才知道,当他们听着炮声猜测时,3000多名日军在飞机、战车、火炮的掩护下,向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发起了进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率部奋起抵抗,喋血南苑。宋哲元则连夜撤退到保定,北平陷落,日军于第二天成立了由前清遗老江朝宗出面组织的北平地方维持会,这一天正好是7月30日。在日军攻占北平的同时,天津也陷入战火。7月29日,日军将炸弹投向位于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林语堂在他的小说《京华烟云》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7月29日夜里两点多,天津市内战争开始,中国地区整天遭受炮击和空军轰炸,郊区的南开大学遭受猛烈轰炸,几乎夷为平地,市区大火蔓延无法扑灭。

波兰人爱泼斯坦当时是《京津泰晤士报》的记者,他也在自己的著作《人民之战》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他们的飞机,一队队飞到南开的上空,飞得很低,简直是把炸弹放在校园。那座辉煌的图书馆和内部藏书联同其他建筑毁于一旦。

爱泼斯坦还保存了一份当年日军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记录,记录中有各国记者与日军发言人的问答。


在南苑抗敌中牺牲的赵登禹

记者:为什么要轰炸大学?

日军发言人:诸君,这是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兵。

记者: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

日军发言人:但那里的建筑物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

记者:你怎么知道?

日军发言人: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

记者: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日军发言人: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的反日基地。

南开大学被轰炸后,又被日军占领。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主要建筑毁于一旦,所有教学仪器被破坏殆尽,书库被洗劫,成套珍贵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转运到日本本土。南开大学是中国抗战以来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7月30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华北沦陷,全国发出抗日呼声

沦陷后的北平,百业萧条,《沦亡后的平津》这篇文章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作者桐古,是一位刚从汉口高中毕业的学生,1937年6月,桐古来北平报考燕京大学,一个月后日军占领了平津,桐古写下了自己的见闻:

当日军进城时,曾由香月(日军指挥官)出过一张安民告示,并称日军如有骚扰人民和不法之处,可以由人民随时报告以便加以惩处。这等(放屁)文章自然是毫无效力。某次有日军赴前门大街某肉铺购买牛肉30斤,购毕不付分文,掉头而去。掌柜的向之恳求一点代价,一个日本人慷慨地付给钢板二枚,约合国币两分,掌柜又再三哀恳,结果又给钢板二枚,再要时,日兵拔出刺刀凶狠地问着,还要不。前门大街一带的商店曾经一度消极地关门歇业,但是在“维持会”的威逼下,终于含着一泡眼泪开门复业。全市商业凋敝,市面冷落异常。

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报国寺的文化市场,有人发现一本旧日记。日记的主人名叫董毅,1937年北平沦陷时,董毅正在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他的日记也记录了当时的北平生活:

近来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1元8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4分一块。昨买三块豆腐、两把菠菜,代价2毛。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

华北沦陷后,全中国民声沸腾,上至国民政府各党派、地方各派系军队,下至农工商学与平民百姓,前所未有地一致发出抗日呼声。在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在陕北发出全国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蒋介石在7月17日发表庐山宣言:“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937年我方绘制的卢沟桥方面敌我势态图

上海开战,离沪的客船一票难求

一场举国上下的全面抗战开始了,那位笔名桐古的学生后来逃出北平,投身华北抗日根据地,成为一名抗日战士。在所有人都认为抗战将在华北展开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突然成为了世界媒体的焦点,蒋介石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战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听从了中国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战略分析。蒋百里认为,中国自古由北往南无险可守,而自东向西中国将获得巨大的战略纵深,广阔的内陆和越来越复杂的地势将拖垮敌人,正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另外,上海外国人云集,辐射效应巨大。蒋介石希望上海一战,能够使中国博得世界的同情。“八一三”淞沪抗战,也成为了抗战史上最惨烈的战役。日本全民的癫狂已经将日本推上了战争的不归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好战的狂潮席卷整个日本岛,一些新生儿的取名都特意选择了征服的“征”字,或者是胜利的“胜”字。20世纪80年代时,当年的这些日本少年已到花甲,他们想起当年的经历仍感慨不已:

昭和十年,我大约小学三年级,那时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从小我们对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要当兵就没半点怀疑。

1937年7月的上海,正笼罩在战争到来前的恐慌中,“虹桥机场事件”后,战局几乎一触即发。在租界的国际外交团协调之下,中日双方表面上还在谈判,背后却已剑拔弩张。日本加紧撤退侨民,继续增兵上海,蒋介石则把驻防苏州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部调入上海布防。7月底,日本开始撤退长江沿岸的侨民,并且招募“义勇团”为上海备战。到8月12日,黄浦江内外已聚集了30多艘日本军舰、100多架战机和大量火炮、装甲战车。更多的援军正源源不断从日本国内和华北战场运送而来。

上海开战在即,人们纷纷逃离这座危险的城市,外滩十六铺码头天天人头攒动,离开上海的客船一票难求。上海市民张莲一家,在那时从上海逃到湖南。

张莲:祖母原想跟我们同去,但年老体弱怕经不起路途颠沛。我们出发前,她点上香烛,叫我们一个个向菩萨磕头求得保佑,记得她说等你们回到上海时,怕见不到我了。

更多无法逃离的上海市民,则涌入位于市中心的公共租界。陈存仁是当时上海滩的名医,他开车上班时被逃往租界的难民堵在了路上。

陈存仁: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

银行门口也排起了长队,人们急着提款以备战时应急。南京国民政府为防止资金外流,在战事爆发的第二天,颁布了金融管制办法,规定从8月16日起上海市民每周只能从银行提取活期存款的5%作为生活费用,上限为法币150元。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徐堪非常清楚当时的情形。

徐堪:此次战事酝酿月余之久,而最后两星期最为严重。债事跌落,竞相到银行提存,为数极巨。太康、恒利两银行即因此倒闭,整个金融立有崩溃之余。

蒋介石幻想破灭,发出“赶敌人下海”的指令

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越过租界,与中国军队交火。张治中本想先发制人,计划在13日先向日军发起攻击,但蒋介石对国际外交团的调停还抱有幻想,急电阻止了张治中,直至谈判破裂,蒋介石才发出“赶敌人下海”的指令。14日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飞临上海上空,中国军队也在下午向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总攻。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8月14日外电,中国空军出现在黄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雾中奋勇轰炸,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曹聚仁是上海著名报人,战事爆发时他的新婚妻子邓珂云正在南京路上。

曹聚仁:一枚1000磅重的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2021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两丈直径。我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

上海市民吴榕美的父亲,在战事爆发后从苏州逃回上海,险些丧命。吴榕美的叔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上午三哥从苏州回来了,他是为商事去的,13号开战以来就隔在那里了。他讲,他二十余天的遭遇惊险万分,多次地化险为夷、多次地死里逃生,把一家人都听呆了。母亲只在急着说:“菩萨”“祖上有德啊”,把我听得又欢羡,又惊佩。我恨我没本领写成一篇神话似的小说。

日本兵荻岛静夫是东京人,他于8月23日收到入伍令,随步兵第一师团增援上海。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战斗的残酷。

荻岛静夫:整个连队只剩下两三百人了,死者的遗骸散于泥泞的田野中。看到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心中油然而生了等死的悲伤。母亲啊,阿正、阿新啊,再见!母亲在上,我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尽孝了;阿正啊,维持好我们的家,哥哥在前方打击敌人,家里的事全靠你们了。

滞留上海的日本侨民坂本义一家,躲进虹口日租界的一家医院里,他亲眼目睹日本伤兵的惨状:“医院里到处是日本的负伤士兵,我无法用抽象的语言来形容,手足不全的,无法站立的,这就是战争的全部。伤兵们说得最多的词是‘妈妈’。日本兵死前不是都得说天皇陛下万岁吗?这样的话我从没听见过。”


谢晋元

淞沪最后一战,谢晋元和他的四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到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战事陷入被动,因此不得不向苏州河南岸撤退。淞沪会战最后的战斗发生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当大部分中国军队撤离后,蒋介石为争取国际同情,留下了一支400人的队伍。他们是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谢晋元是该团副团长。

谢继民(谢晋元之子):我父亲问士兵们,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说这是四行仓库,有人说这是八十八师的司令部,我父亲说都不是,这里不是四行仓库,也不是什么八十八师的司令部,这里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

四行仓库的战斗打响,很多外国使节、军事观察员和上海市民,在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隔河观战。其中一名童子军少女名叫杨惠敏,她见四行仓库前方是日本太阳旗,后方是英国米字旗,便萌生了让仓库上升起中华民国国旗的念头。10月28日深夜,杨慧敏将一面4米长的巨大国旗裹在身上,冒着危险爬过分界线,从窗口钻进了四行仓库。

杨惠敏: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现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们都激动得流下泪来。因为屋顶没有旗杆,我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地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两声冷枪声。但那神圣而严肃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都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谢晋元和400名士兵在四行仓库坚守四天后,奉命撤入租界。一位叫罗贝尔·基朗的法国侨民,目睹了当时的情景。

罗贝尔·基朗:在一个市场旁,法国兵围住了他们。这些少年呆立着,拿着德制步枪和德式钢盔,他们满脸是泪,激动得浑身颤抖,发出了好像受伤的动物一样的吼声。

中国士兵撤出四行仓库也意味着“淞沪会战”落下大幕,1937年11月13日,随着国民政府发布自上海撤退的声明,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终告结束。日本导演龟井文夫拍摄的纪录片,录制的是日军攻占上海后的入城仪式,被强迫前来迎接的上海市民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影片在日本国内公映时,这个不合时宜的长镜头被日本军部删掉了。一年后一名署名白华的作者,在《上海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这样的感慨:“时间一年多了,苏州河的血腥气洗刷了,不,没有洗刷,正沉淀在水底层,暂时河面是恢复了平静,可是,可是河边一片焦土,就是劫痕没有磨灭的告诉。”

淞沪会战中日双方共投入了近百万军队,中国军队伤亡29万余人,日军伤亡4万多人。日军在“七七事变”之后,曾经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多月,日本企图速战速决的梦想受挫。宋美龄在一次对美国的广播中这样说:“中国人在懦弱的污名下,苦苦挣扎了很多年。现在我们将一直战斗到胜利,或折断双腿倒下,即使是我们美丽的土地,及悠久的历史和它的渴望淹没在血泊中。”

对于上海的战事并没有获得中国所期待的、来自所谓文明世界的援助。宋美龄说:“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乎,我们似乎回到了野蛮时代,西方的沉默是文明的胜利,还是所谓西方的高尚道德的丧钟呢?”她质问道。■

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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