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李井泉与三线建设

2016-05-08 05:12:44

□ 李力清


李井泉(右二)与邓小平(右一)、李富春(左二)、郭维城(左一)等视察西南三线铁路工地

“厂社结合”——解决城乡矛盾的三线经验

三线建设开始后,我父亲李井泉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同时兼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和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总指挥。他虽然参与三线建设仅有两年多(1964年5月—1966年11月),但他亲历了三线起步的许多重要决策,同时也是西南三线建设初期的实施者和指挥者,为西南三线建设的开局、铺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我父亲常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回到成都后立即向西南地区有关部门传达,部署下一步工作,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三线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出建议。为解决三线开工后出现的城乡矛盾,即企业占用大量农村耕地、企业能否招用附近农民为临时工等问题,他向中央建议开展“厂社结合”的试点,以巩固“工农联盟”。这个建议引起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关注,父亲为此要求西南局给中央写一份报告。1965年12月他去北京开会时又就此事向中央作了口头汇报,毛泽东同志听后问道:“像德阳那么大的厂,怎么结合?”父亲回答:“德阳重机厂可以带三个公社。”虽然这个试点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但它为后来工厂使用轮换工、合同工以及建设部门使用民工留下了重要启示,所以德阳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又将这个试点重新提上日程。

当时父亲还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只要地方建设出现物资、资金短缺等问题,他就积极向国家计委、物资总局、一机部等部门提建议以争取帮助。例如:四川三线建设中出现电力不足问题时,他就建议四川省委注意火电、水电、煤炭、运输的关系及地方与二机部、三机部的平衡问题。在三线建委领导班子内,他更是注意团结、协调。三线建委副主任有程子华、阎秀峰、彭德怀、钱敏。程子华和钱敏分别来自北京和上海,有着丰富的经济和国防工作经验;彭德怀于1965年11月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建议派来三线,工作积极性很高。父亲还特别尊重外地调来的领导,充分支持他们的工作。应该说,西南三线建设在困难复杂、尚无经验的条件下快速起步,与领导班子的团结坚强有力是密不可分的。

据父亲的秘书黎本初回忆,父亲当时为掌握第一手情况,推动三线项目早日开工,不顾年老有病,十几次亲临云贵川三线工地。那时交通设施很落后,成昆铁路等才刚刚开始动工。为了早日赶到实地查看选址情况,他经常坐着汽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前行,遇到没路的地方就下车跋山涉水。一到工地,还来不及休息,他就召集干部工人一起座谈,如果谈不完就吃饭的时候接着谈。

那时候,中央领导人很关心三线建设的实施情况。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贺龙、聂荣臻、薄一波、余秋里、谷牧等都曾先后亲赴西南视察三线。其中,1965年、1966年,邓小平、贺龙先后视察三线时,父亲都是全程陪同。此外,铁路系统领导吕正操、郭维城等更是多次到西南指导工作。中央领导亲临一线,极大地鼓舞了在恶劣环境中艰苦工作的建设者们。他们以忘我的工作热情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推动三线工程飞速发展,其速度和成效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1965年,李井泉(左二)、程子华(左三)等在成昆铁路最长的沙木拉隧道前视察施工情况
(张华川提供)

只要一提到三线,父亲就充满了喜悦与激动

最开始,我对三线的了解并不多,毕竟那时候我才不过是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加上当时三线建设对外严格保密,和建设无关的一般人几乎不可能知道。当时,我们家住在成都四川省委书记院,父亲经常在书记院4号楼开会,所以我常常看见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领导们频繁进岀4号楼;父亲在家时,对工作人员的谈话也大多涉及三线工作。在这种氛围下,“三线”这个词开始进入我的脑海,我也逐渐对它有了一些认识。记得父亲曾说:“三线建设是毛主席提议的,是中央的战略部署;为了备战和调整工业布局,国家集中了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西南、西北等多处地方实施工业、国防、交通等方面的建设。”对于三线建设,攀枝花和成昆铁路父亲谈得最多,因为这是西南三线的两大重点,也是毛泽东同志最关心的两大工程。父亲说:“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储量很大,而钒、钛都是国防工业所急需的原料。因此,开发攀枝花铁矿,既能加快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也能防备一旦打起仗来给国内重工业造成的破坏。成昆铁路是西南三条铁路大动脉(另两条是川黔线与贵昆线)中的重中之重,修成之后可以将西南边陲的云南与内地联接,并将攀枝花的钢铁及川滇矿产运出,战略意义十分重大。但是,成昆铁路的修建要穿过四川西部的崇山峻岭,那里地质条件极其复杂,困难很多,投入也非常巨大,为此成昆线曾经几次上马下马。此次中央下了决心,再困难也要把这个骨头啃下来。”

在我记忆中,每当父亲提到三线建设时,总是充满了喜悦与激动。因为四川工业很少,与沿海地区无法相比;交通更是不便,“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父亲的切身体会。三线建设将西南列为重点,而四川又成为西南的重点,项目、资金都给得最多。如果所有项目都能按计划完成,四川将会摘掉工交(工业和交通)欠发达的帽子,实现飞跃式发展。父亲更看到,只有改变局部地区的落后面貌,才有全国的整体发展和战略地位的增强。父亲从1950年起就扎根四川工作,他一直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梦想就要成真,他的激动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我陪父亲走三线

我对三线的了解,既受到父亲的影响,也源于建设初期的成昆线和攀枝花之行。1966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同志来西南视察三线。我父亲、程子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等人陪同。在赴成昆线和攀枝花视察时,父亲带上了我们家三兄妹(五哥申再望、姐姐李大蓉和我)及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委杨超的两个女儿(杨百文和杨小万),目的就是让我们长见识、受教育。

我们先坐汽车从成都出发,第一天夜宿峨嵋山,第二天赶到位于乐山地区金口河附近的成昆线关村坝隧道。关村坝隧道全长6187米,其长度在当时国内隧道中名列第二。当亲眼见到关村坝隧道时,我们不仅为它的长度所惊叹,更为它的险要位置而震撼。关村坝隧道位于落差1000—1500米、谷宽70—150米的大渡河峡谷,建在险峻耸立的悬崖峭壁上,山下就是急流奔腾的大渡河。为了节省空间,隧道里还要建一个小火车站。我们在惊讶、感叹之余,各种疑问也涌入脑海:“机器是怎么运进来的?工人们是怎么施工的?他们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里又是怎么生活的?”

贺龙伯伯等人抵达关村坝后,中铁二局第十一工程处的职工们都热情地夹道欢迎。有的工人刚从隧道施工现场下班出来,顾不上擦把脸、换身衣服就加入到欢迎人群中。工地负责人说:“中央领导跋山涉水,深入条件艰苦的工地视察慰问,广大职工非常感动。这里施工条件异常恶劣,但为了完成中央和毛主席交办的任务,再苦再累也心甘!最开始,我们钻洞速度不快,改进技术后目前已经实现单口月成洞超百米,为此还收到了党中央的贺电,大家很受鼓舞,士气高涨!”后来听说在新中国铁路史上,因为铁路建设成就而收到中共中央直接电贺的,仅此一次。

对于我们的疑问,父亲的秘书黎本初、王夫合等人作了回答。他们说:“打洞的机器设备都是肩扛人背进来的,为了节省建筑材料,一根废弃的铁钉都要捡回来;住房都是临时搭建的简陋工棚,吃饭很少有新鲜蔬菜,吃肉基本上靠罐头;这里的地质条件很差,雨水多,山洞塌方随时可见,同时山区公路又弯又窄,稍有不慎就会翻车,已有数名工人为此牺牲。”听到这些话,我们的心情非常沉重。这些工人不过二十来岁,为了祖国建设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后来我们知道,为国捐躯的事迹,并不仅仅发生在这一处工地。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行者。

第二天和第三天,我们先后住在西昌和会理。到会理后,父亲与廖志高接到开会通知,先行返回成都,我们则继续往前走,第四天到了攀枝花。攀枝花位于四川和云南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大山坡上,三面环山,金沙江从中穿过。过去,攀枝花只是个人口稀少的小村子,是三线建设让它朝着现代工业城市的目标大步迈进。当我们抵达攀枝花时,那里还是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施工,汽车穿梭不停,尘土满天飞扬。听大人们说,从1965年初开工到1966年3月一年左右的时间,攀枝花建设以令人咋舌的进度飞速向前,这与中央重视这个项目,资金、人员、设备到位及时密不可分。目前,金沙江上已建成公路大桥,这既方便了全国各地对攀枝花的援助,也促进了川、滇两省的物资交流。再有三年多,钢铁厂就能建成投产。如果眼下技术不过关,铁矿石中的钒、钛暂时提炼不出来,则可以把矿渣先堆存起来,留待今后技术过关后再提炼。听到这些后,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们也都充满了自豪,在不远的将来,西南地区最大的新型钢铁城市就要屹立在我们面前,到时它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该有多大啊!


1966年4月,贺龙(前左六)、李井泉(前左七)等在乐山成昆线官村坝隧道口第二工程局11工程处工地前合影(张华川提供)

我们在攀枝花住的招待所现在被称为“13幢”,当年是专为接待重要领导人而修建的。在这里,贺龙伯伯等人接见了攀枝花的著名劳动模范。之后,贺龙伯伯和我母亲肖里又安排我们兄妹三人和杨超的两个女儿,与被誉为“六朵金花”的六位攀枝花女劳模见面交流。交流后,我们还一同坐在门外台阶上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现在就存放在已经改为纪念馆的“13幢”陈列室。它既记述了我们与劳模见面接受教育的这段一小小的插曲,也展现了当年三线建设中女性建设者们奋发有为、朴实无华的精神风貌。

任多少岁月也冲不淡的三线情怀

48年光阴转眼而过,我这个当年的中学生也早已华发丛生。但我像父亲一样,对三线建设仍然充满浓厚的感情,对三线的记忆、关心依旧没有淡薄。父亲曾于1978年重走过一趟三线路(包括云贵川的六盘水、攀枝花、成昆线等地)。最近,我为了寻找父亲在三线工作生活的老照片,也去了四川德阳重机厂、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原东方电机厂)、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原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255厂、重庆建设机床厂、西南铝厂等老三线企业及威远红村遗址,当我看到当年油气战线热火朝天的红村老照片,读到有许多三线建设亲历者回忆的《三线风云》时,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首先,当年党中央关于调整我国工业布局、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很有战略眼光。没有这些大型企业和交通铁路的修建,以及许多国防工厂的搬迁和科技人员的到来,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事业发展就不可能奠定下牢固的基础,那么日后的西部建设大开发可能还得从零开始,改革开放的成就也会来得更迟。当初我看到攀枝花时,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在这个偏僻的穷山沟建大型钢铁厂。现在看来,正是这座新型工业城市的崛起和成昆线的通车,才使得包括像大凉山这样的西南落后地区迈开了发展的大步。

其次,广大人民群众为三线建设的起步付出了巨大牺牲。当时,国家刚刚摆脱了三年困难时期,财政很不宽裕。本来国家的建设顺序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后来变成以国防工业为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三线建设急需大笔投入,因而给西部落后地区多提供一点资助的想法,就只能暂缓搁置。当年随父亲去攀枝花途中,我们在大渡河峡谷路边休息。当走进一户老百姓家时,屋里没有电灯,地上生着一堆火,忽明忽暗;屋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家具。一位彝族妇女在火前烧水,身后就是睡觉的地铺。走出彝族老乡家,我们又看见大渡河上有一道溜索从这头通到对岸山上,一位老乡正钩住溜索滑过来,下面就是湍急的大渡河。父亲说,因为对面山上没有公路和商店,老乡们只能靠溜索滑过来买点盐。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老百姓就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啊!”后来知道这里是大凉山彝族居住区,它与成都同属一省,差距却如此悬殊。

再次,三线创业者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起热火朝天的建设,我虽然没有亲身参加过三线建设,但对此也深有体会,留下许多难以忘却的回忆。在关村坝隧道,施工的艰辛已经成为成昆铁路建设的一个缩影。筑路工人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简陋,通信困难造成他们几乎与世隔绝,能看上一场电影就等于是奢侈享受。在攀枝花,数以万计的工人头顶烈日,奋战在大小工地上。为了赶时间抢进度,他们经常加班加点,吃住都在临时搭建的干打垒里。攀枝花位于偏远的山沟里,生产和生活资料全靠外运。当时,成都到攀枝花只有公路相通,大部分路段位于大山之间,双车道上下盘旋,不能随便超车,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当年随贺龙伯伯去攀枝花时,为了随行车队的赶路安全,全程实行封路,就这样还走了整整四天。记得当我们的车辆行驶在大渡河峡谷时,一侧是悬崖陡壁,另一侧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我坐在车里紧张得根本不敢看窗外。心想,幸亏封了路,要不车一翻就掉到河里了。到了攀枝花,只见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机器轰鸣。我当时想,公路这么远,这么难走,攀枝花几万建设大军和大型机器设备是怎么运过来的?后来听说是由五个省组成的五大运输队,蚂蚁搬家式地运过来的,简直难以置信。

最后,三线建设规模如此巨大,条件如此艰苦,但初期建设速度却十分惊人。我想,一是得益于中央的重视,周密慎重布局谋划,资金、物资及时到位。二是得益于各地各部门的积极配合,认真贯彻中央统一规划,同时注意调研和探索,避免了浪费、拖拉和造成重大失误。三是全国各地树立了一盘棋的大局意识,全力支援三线建设。四是广大的建设者们发扬了不畏艰难、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当时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一听到祖国的召唤,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三线建设中。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建了共和国建设史上的奇迹。正是他们坚韧不拔、顽强拼博,才有了三线建设的辉煌成就。他们的感人事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将与三线建设一起永远载入史册。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非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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