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两国元首的会面

2016-05-08 05:12:32

□ 武四海


1992年中突双方部分专家在中阿公司厂门前合影。右二为本文作者,左二为“开车”经理伊斯梅尔先生,右三为时任总经理本·阿里先生

我看看手表——此刻,在遥远的非洲大陆,杨尚昆主席的专机就要降落在突尼斯国家机场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闷热的车间,令人窒息的氨区,在我下达开车命令以后,显得更加压抑了,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氨泵启动成功了!”一声呼喊,紧跟着是众人欢呼,一瞬间将我的整个身心解放了,我正要跳起来高声呐喊——却突然间从睡梦中醒来。

十几年来,在无数个睡梦中,我曾经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场面,不断地回忆起那次事关重大的、令人揪心裂肺的“开车”(启动生产装置)经历。1992年,经历了那次难忘的开工之后,我为之奉献了20年岁月的中国—阿拉伯化肥公司(以下简称中阿公司),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步步走向精彩与辉煌。

“南南合作”面临困境

1992年,我那时40多岁,正值年富力强,在中阿公司担任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厂长。

1988年中阿公司招聘中方专家时,学化工的我想在对外开放、合作的大潮中一展身手,于是前去应聘,成为一名生产技术主管。

中阿公司是我国组建较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南南合作”政策的体现,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今天再提起“南南合作”,可能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对外合作的历史上,它却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当时,由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都处于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半部分,这些国家之间为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发展民族经济,开展专门的经济合作,即称为“南南合作”。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确定了“南南合作”“磋商”的原则,被认为是“南南合作”的开端。

1964年,中国和突尼斯建交,此后十几年间,结下了深厚友谊。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会见突尼斯总理母扎利时,在谈到正在筹建的中阿公司项目时提出,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帮助,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要把这个项目建成“南南合作”的典范。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1985年,由中国、突尼斯和科威特三个发展中国家共同组建的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正式注册成立。公司的资金由中、突、科三国提供,再加上国际信贷,总投资5800万美元,主要原料中的磷酸由突尼斯供应、合成氨由中国供应,年产高浓度复合肥60万吨。


1992年,国务院总理李鹏对中阿公司的批示

我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进入中阿公司的。当时很多发达国家对“南南合作”持不信任和怀疑态度,而“南南合作”中的很多项目一开始也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我记得当时在中阿公司投产初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既有合作双方因经营理念不同而导致影响生产效率的弊端,也有原材料涨价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困难,再加上法郎贷款带来的巨额汇兑损失等原因,给生产经营造成极大困难。公司1991年仅生产复合肥9万吨,1992年19万吨,与每年60万吨的设计能力相距甚远,企业亏损严重。

记得当时设备基本处于半停产或停产状态,而美英等西方一些主要媒体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对中阿公司停产、停车进行夸大和不实的报道,认为“南南合作”必将失败。看到这些影响我国对外开放形象的负面报道,我们当事人心情非常沉重和压抑。

对此,我国政府十分重视,采取了多种措施解决这一难题。1992年4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反映中阿公司面临困难的《来信摘要》上批示:“请镕基同志或委托有关单位研究处理。这个项目是三个发展中国家合资项目,在国内不多,有什么困难还应尽可能帮助解决为好。”1992年6月,突尼斯总统委派其堂弟本·阿里先生亲任中阿公司总经理,协调解决问题。为了摆脱困境,中突双方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就在这个非常关键同时也非常敏感的时期,我们接到了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要赶在两国元首会面前成功“开车”

1992年7月1日,国家主席杨尚昆率团访问突尼斯等几个非洲国家。当时,距邓小平南方谈话不到半年时间,杨主席的这次出访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国际合作。为此,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带领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亲临秦皇岛市召开特别会议,要求中阿公司必须紧急开车,克服一切困难,把已经停产近一年的生产装置重新开起来,要在7月1日杨尚昆主席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先生握手的那一刻之前,宣告中国和突尼斯合作的企业正常生产了。

在市政府会议厅,当接到上级的这个指令后,我清楚地意识到,在我多年的技术工作生涯中,这是一次特殊的任务——它是一项生产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其成败得失,直接影响着我国“南南合作”和“对外开放”的形象。瞬间,我感到肩上的压力一下子重了起来。

在当时,由于长时间停产,整个公司笼罩在万马齐喑的气氛中,主要原材料之一的合成氨库存为零,根本不具备开车条件。为此,时任国务院生产办领导王忠禹同志亲自部署,临时形成了由国务院生产办公室、河北省生产办公室和秦皇岛市政府组成的指挥系统,来协调华北及东北地区的铁路和合成氨生产厂家密切配合,将库存及铁路在途运输的合成氨改变流向,紧急向中阿公司调运。尽管动用了一切力量,但距离开工要求的安全液位还相差甚远,仍然不具备开车条件。

7月1日是杨尚昆主席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先生会面的时间,这个时间越来越近,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日夜坚守在岗位上的中阿公司员工们心急如焚,因为每一分钟的拖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很多西方媒体聚焦中阿公司,关注着事态发展,甚至有人断言,停产已久的中阿公司是不可能在这么快的情况下投入生产的。作为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厂长,大家探寻的目光投向了我。我深知,当时的合成氨液位不具备开车条件,连锁装置使液氨输送泵启动不起来。但是,时间不等人,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必须找到出路。根据反复的技术测算和多年的实践经验,在周密分析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应对预案后,考虑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局面和形势,我向总经理本·阿里先生提出了马上启动生产装置的开车请求。



事过多年以后的1996年8月7日,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同志(左一)视察中阿公司

本·阿里两手一摊,无奈地说:“武先生,我明白,尽早开车生产是我们当前的紧急任务,但是,我说服不了伊斯梅尔先生。”

我理解出身政治世家的总经理本·阿里先生当时的处境,于是走进伊斯梅尔的办公室。

项目经理伊斯梅尔先生是位突尼斯的技术专家,是否具备开车条件由他认定。对于原设计中规定的装置启动条件,他坚持认为必须全部满足后才能开车。而我的观点是,凡事应从实际出发,特殊情况需要采取特殊措施。记得当时,我们因开车问题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执。

我说:“暂时解除液位联锁装置可以开车。”他说:“联锁装置不能解除,合成氨储量必须满足开车条件。”

我劝他:“你说得对,是不具备条件。但我们现在必须考虑政治影响,这是大局,冒一定的风险也要开车。何况我们都是搞技术的,尽可能完善各种预案,装置是可以安全启动的。”

“武先生,技术工作与政治没有关系,我们是工程技术人员,我劝你别管政治上的事。”他反倒劝我。

伊斯梅尔在工作上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他技术上精益求精,业务能力很强,我们平时合作很好,他对我很尊重,我对他也十分钦佩。但作为一名纯粹的技术人员,他并不真正理解政治在两国合作外交中的意义,现在谈及到了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必须要在思想上说服他。

于是我说:“经济工作中有政治,三国合作的项目怎么能说和政治没有联系呢?”

但伊斯梅尔并不认同我的观点。因为观点不一致,我们两人越说越激动,谈话不欢而散。

冷静下来以后,我调整了一下情绪,思考着怎样去说服他。

我轻松、从容地走进他的办公室:“伊斯梅尔先生,我这里有两张突尼斯队对美国队的足球赛门票,你有没有兴趣去看?”我知道他是一个足球迷。

“太好了!”他高兴地说。我问他:“你会给谁加油、鼓劲?”“当然是突尼斯了,那还用说?”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什么?”我告诉他,“这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是政治。”

他沉默了。我接着讲:“中阿公司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的项目,我想,你们的总统和我们的国家主席会面时,也是希望听到中阿公司开车的喜讯。我希望我们三国都能赢!我希望通过这次开车告诉大家,我们的合作是有希望的,是成功的。这就是我理解的政治。”

或许是真情感动了他。事实上,伊斯梅尔也承认我提出的开车方案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责任,所以,他对下达开车指令存在着思想上的顾虑。看来风险必须由我来承担。

我告诉他:“这个开车指令由我来签署!”“我支持你!”伊斯梅尔终于同意了。中突双方共同努力,生产线终于成功启动!

1992年6月30日,这一天在我的记忆里永远被定格下来。这一天,我作出了进入中阿公司几年来第一个几乎是事关生死的重大决定。开车的指令下达后,处于完好维护下的生产装置轰然启动了。经过一天的调试,温度、压力、流量等各种工艺参数陆续调整到了正常状态,只等各种原料输送到生产装置了。当时可谓万事俱备,只等合成氨了。

合成氨罐区像大战前的战场,按照种种预案,各方人员、各种设施和安全设备均已到位。但在当时的液位和环境温度下,要将储罐内的液氨输送到生产车间,启动合成氨输送泵,却是件非常困难而且危险的事情。面对气温30多度、氨泵泵壳温度50多度的环境状况,低液位负33度的液氨一进入泵体,马上汽化,启动的合成氨离心泵在泵体内没有液体的非正常状态下剧烈震动,噪声吓人,非常危险。我们的技术团队尝试了各种办法,氨泵仍然无法正常启动。

开车命令下达后,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我们的心里非常焦急。伊斯梅尔先生高度的责任心也让他始终前后奔忙着。我们两个人,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突尼斯,在那一刻我们的命运似乎被拴在了一起,而这一刻,面对着各自的国家,我们都萌生起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我们挖空心思、想尽办法,一直在氨区的现场焦虑地忙碌着。办公室秘书守着的几部电话机不时传来国务院生产办或从省、市打来的电话,询问开车成功与否。在当时,用“万众瞩目”来形容中阿公司并不为过。

氨泵启动无望,电话催促不断,我心乱如麻。于是,我让秘书请示,能否把突尼斯时间的7月1日零时,作为我们完成启动开车的最后时限,这样,因为时差,我们可以再争取到6个小时的时间。但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
我们深知,国家和省、市各级领导对这样一项政治任务是非常重视的,已经动用了一切资源支持我们,能否成功启动关键在于我们自己了。面对现场,一个个的办法都尝试了,却一个个都失败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离最后限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在两国元首会面时,能否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呢?能否用事实堵住来自某些西方媒体的不和谐的杂音呢?这种焦虑的气氛,伴随着刺鼻的氨味,几乎令人窒息。

尝试、失败;换一种办法,再尝试,再失败……但决不能放弃!

终于,6月30日17时35分,氨泵轰然启动了,液氨成功地送入了反应系统。激动和喜悦让我和伊斯梅尔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互相频频拍着对方的肩膀表达祝贺。从准备工作开始,他就一直陪着我坚守在现场,往返于车间和氨区之间,指导、巡视各个装置。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他全力投入到设备的调试当中,确保了合成氨系统和整个生产装置的连续稳定运行。伊斯梅尔在开车现场整整坚持了36个小时,以致极度疲劳,最后连腿都迈不开了。眼泪蕴含着各种复杂的情感,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让我们互相把来自两个国家的温暖传递给对方吧!

开车成功的电波跨过高山、越过海洋,到达了突尼斯。就在杨尚昆主席踏上这片非洲土地的前几个小时,一粒粒合格的化肥像喷涌的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出料口喷洒出来!中阿公司的员工没有辜负国务院、化工部和省市领导的期望,在关键时刻向上级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这次难忘的开车经历,给中阿公司带来了一次转机。它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公司的未来,也让合作方感受到了我们的诚意。从这一天开始,中阿公司开始走出困境。后来,为彻底解决问题,经三方政府协商,中方以大国姿态,承诺自1993年起承包经营中阿公司15年,前期及承包期间的所有亏损和风险均由河北省承担,同时每年向阿方支付110万美元的固定收益。

1994年,我受命接任中阿公司代总经理。在各级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经过全体职工的辛勤工作,1994年,中阿公司实现了首年盈利。此后,公司产销量逐年递增,并连年保持盈利,弥补了承包经营前的全部2.55亿元经营亏损和汇兑损失,不仅保证了阿方的固定收益,同时还为中方创造了近10亿元的经济效益。此后,中阿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滚动发展,拥有了120万吨的复合肥生产能力,以及合成氨、磷酸等完整的产业链,发展成为了亚洲最大的高浓度复合肥生产基地。

2007年底,在完成中方15年承包经营的使命后,已逾花甲之年的我从中阿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回顾中阿公司从筹建、投产到发展壮大的每个阶段,我最深的体会是,作为我们国家“南南合作”的一个政治项目,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果,得益于我们党和各级政府的悉心关怀,得益于中突两国专家间的友好合作与深厚友谊,得益于全体职工的辛勤劳动。

中阿公司的历史,浓缩和印证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和对外开放工作从探索、起步到繁荣发展的辉煌历程。■

作者系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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