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申遗往事

2016-05-08 05:11:28

□ 刘庆柱◎口述\于洋◎采访整理


刘庆柱委员在接受我刊采访中

在2014年6月22日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八年来我有幸见证了大运河申遗的经过,并且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把我亲历的过程讲一讲,希望能对关心大运河申遗的读者有所帮助。从“京杭大运河”到“中国大运河”

此次参加申遗的大运河,在2006年指的只是京杭大运河,后来把京杭、隋唐、浙东三条大运河都包括在内,统称为中国大运河。提交申遗文件的时候,因为考虑到大运河开凿的时候还没有“中国”这个概念,而中国的大运河多了,这次申遗不可能完全涵盖,这个名称不确切,因此把“中国”两个字去掉了,称作大运河,后面加了个括弧,讲包括隋唐、京杭、浙东这三条大运河。但实际上,这只是拿出部分点和段共1011公里来进行申遗而已,甚至不到我国大运河整体的1/2。

从历史上讲,这个河既不叫中国大运河,也不叫京杭大运河,而是一段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春秋时期夫差下令开凿的那段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叫邗沟;隋炀帝下令开凿的那段沟通黄河与江苏盱眙境内的淮河的运河,叫通济渠;像北京这儿,从城墙根一直到通州这一段叫通惠河,这是元代开通的;等等。申遗的就是当时运河的某一段,譬如运河的通惠段、运河的永济渠段,地名很复杂。

我接触到大运河申遗工作算是比较早的。在此之前很长时间,我就开始接触到这种涉及范围很广的大遗址保护的问题。90年代,李铁映分管文教的时候曾视察过秦咸阳城,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新华社开始呼吁大遗址保护。我曾经陪同新华社写情况反映的王兆麟同志走遍了历代古都城,还记得第一次关于大遗址保护的批示文件是在1994年2月27日下发的。我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当所长的时候,全国到处都要报大遗址,我们就帮国家文物局划了36处。

从2003年以后,形势开始变得更加紧迫。我记得《人民政协报》连着几次发表文章,呼吁进行大遗址保护。之所以会这样,我觉得是因为这类遗址涉及范围非常广,而农村的城镇化和城市的现代化则要占用大量土地,大遗址很可能因此遭到破坏。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有那么长的历史,世代都在这里生活,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遗迹,如果不加以保护,很快就被推平了。虽然不能因为这个就束住手脚完全不动,但也不能为了发展就全然不顾。

当时我还不敢想大运河申遗,包括丝绸之路也是,觉得没法操作。但没想到,这件事居然真的推动起来了,并且我还有幸参与其中。比如,2006年58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我也签了名。其实早在2006年两会之前,罗哲文就找我谈过大运河申遗的事。我当时就说,首先这应该保,但是必须分个层次,不能说越大越好。其次要讲清意义,为什么要申遗,要把哪些点段的运河拿来申遗,都要讲出点道理来。


2006年5月,全国政协组织赴苏州调研大运河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张文彬、谢晨生、陈奎元、罗哲文、刘庆柱

大运河根本的意义是祖国统一

先说我们为什么要申遗。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做这些是为了人类生活的需要,是对历史文化的需求。人类有一种特性,那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包括对以前的未知和以后的未知,这就是人类的本能。跟实物相关的古建筑、历史遗迹,往往是承载着一种文化的载体,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关注,大运河也不例外。

2006年全国政协组织的对大运河的视察活动,我参加了。我们从北京出发,看到的河道基本没水,只知道那是原来的古道,等走到山东济宁再一直往南,才出现正在使用的运河。有很多人强调大运河的运输量大,但我的观点是,运输得看运的是什么,价值多大,不能光谈量。比如飞机虽然相对运量小一些,可是运输的都是价值很大的东西。而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大运河运的是煤或者是砖等建筑材料,相对是不值钱的。因此我们可以强调正在使用的大运河在运输方面的现实意义,但是不要夸大。

一开始大家习惯上说是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尤其是在2006年5月22日召开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通过《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杭州宣言》之后,老是说大运河所体现出来的建筑、工程技术水平有多高。我便特地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规划所搞运河规划的人讲,这并没说到根本问题上。所有的工程都是文化,科技也是人搞的。

我说,对于大运河,不能简单地从技术上讲它是一个修得比较好的水利工程,那只是某个阶段的科技史的表现,对现代社会没什么可特别借鉴的,我们应当从一个国家的记忆符号角度去理解。要知道这是一个国家工程,应该上升到政治层面上去看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那就是大运河对于国家统一、民族认同所作的贡献,它所体现的技术水平反而是次要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技术都是在变的,而且越变越先进,但是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爱国主义是永恒的。因此谈到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科学意义,要强调修它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真正赋予大运河重大意义是从隋炀帝开始的,中国之所以变成现在的格局,也是因为隋唐大运河。一定要改变大运河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印象:“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为了下江南”“京杭大运河也是为了乾隆爷到江南”,不是这样的,或者不完全是这样的。运河一开始就是用来运军粮、运兵的,实际上它的开凿就是因为南北经济不协调,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方便统治者的统一管理。

为什么北京会成为我们的首都呢?恰恰是因为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北通至涿郡(今北京),才使北京逐渐从地方的政治中心变成区域的,进而变成全国的政治中心。不然的话,后来的辽、金、元、明、清如何运兵、运粮,实现对南方的控制,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

所以我每次都会强调,凡是属于国家工程的,从丝绸之路到长城,包括大运河,都应当上升到一种国家、民族、政治的层面去理解。

最初对丝绸之路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第一次征集上来的40多项申遗点大多是与佛教相关的遗存。我同他们说,丝绸之路不是西方文化的东进之路,而主要是中华民族走出中国之路,是世界走向中国之路。当年中国的都城是现在的纽约和伦敦,他们是来淘金的,是他们“被”丝绸之路的,你们弄反了。而且主副产品也给说颠倒了,文化交流其实是副产品,那是政治的产物。让西域国家来中原,不是皇帝腐化堕落,非要看谁的歌舞,看谁不看谁那是有选择的,是表示是否对这个国家友好。为什么强调丝绸之路是中国的友好之路呢?是要说明我们的外交是友好的,而不是通过战争。这对现在的国际关系有借鉴意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之所以把大运河列入申遗日程,就是要把可留的部分留下来,为了利用世界文化遗产,重温历史、警示后人,不可以开历史的倒车,不要搞分裂。

申遗点段的选择

再说大运河申遗的点段。2006年全国政协组织的调研只针对京杭大运河,范围是二市四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当时有人觉得,好像运河就必须要有水,既然隋唐大运河的安徽、河南河段大多数已经不能行船甚至干涸了,没地方可看,还是不要列入申遗范围比较好。我说,这种概念不对。大运河分两种:一种是遗址、已经废弃了的;一种是现在正在使用的,后者的真实性反而不如前者。因为现在的船只都比以前要大,大了吃水就深,河道就要改造,因此虽然地点没变,河却已经远不是昔日的河了,但是遗址或者还有少量流水的运河恰恰是昔日的。而且有的东西不需要看,而是要去凭吊。就像我们到希腊去,到它的神庙、奥林匹克村去,就是去凭吊、去怀想。就跟听交响乐一样,文物、遗迹不只是要看,更重要的是带着一种感情去倾听、去感受。

在国内征集材料的时候,一开始报的特别多,各省都想多报。他们要把它当成城市名片,这样可以起广告作用。但我们选取的原则是要选保存现状比较好,并且便于操作、容易维护的。本着这个原则,虽然我们已经尽量多地选了,但也不过选了二十几段。

在确定申遗点段的时候,我们遭遇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那就是对古河道的确认。现在通航的运河,都说不清是什么时代的了。我们去济宁看,没人知道原来的运河什么样,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宽,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多大拖船可走。河道的宽度确定不了还是次要的,更大的问题是河道挪位了。那条河原来是在西边,现在只剩下一条干枯的河道,是元代的还是清代的,说不清楚,有水的运河已经挪东边去了。去扬州调研,他们指着一个地方说那是邗沟,我说我要跟你“抬个杠”,你怎么知道这里就是?所有的科学都要先假设,再搞验证,要看看效果和预想的是不是一样。他们回答说,一遥感就出来了。我说遥感技术只能辨别痕迹,不能辨别时代,除非有出土遗物来证明。比如出了个石碑是乾隆时期的,那就证明是清代修的。我钉对钉、铆对铆地说,大运河申遗的点段中,能将来龙去脉说确切的不多。但在确定河道的时候,我建议宁可把范围扩大一点,否则万一真说小了就把河道漏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大运河河道的科学性还有待加强。

而且我还说,在进一步谈那个时期全世界的发展情况时,不能说我就是比别人强,这在国际上特别容易引起反感。就好像面条、米饭和馒头,没法比谁好谁坏。讲历史文化遗产,就应该讲人类的认同,讲家庭、家族、民族、国家要怎么和睦相处,人类社会要怎么共同往前发展,要找这些东西去谈。我跟着他们一路这么走,尽泼冷水。申遗给地方戴了个“紧箍咒”

大运河申遗工作是个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58个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到大运河最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足足用了八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工作是相当繁重的,我们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申遗工作由国家文物局牵头,因为我在考古所工作,老跟文物局打交道,也就来“友情演出”。每次文物局组织材料报批、开评审会请专家评审,我都参加。

原本我预想的是,工作开展起来后,发展经济会和大运河保护互相冲突。但实际操作起来我却发现,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于不让发展经济,而是在于打着保护的幌子去发展经济。为什么地方上有些城市对大运河申遗特别积极,它就是想利用世界文化遗产来搞开发,比如把运河水弄清了、把周围的地腾出来,然后搞房地产、搞水景房。

关于在大运河边让地的问题,申遗方案中是有严格规定的:河两边要让出100米或者是150米,在这个区域内不得搞房地产。涉及大运河申遗的36个地级市,河边的全部规划都要报国家文物局。先是将它报到省里,一个市一个市、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过,然后由省里统一汇总到北京,一个省一个省地过。在北京我都参加了,论证、批准他们的规划。有些城市就同我们商量说:50米行不行?我明白他们的意思,离河越近,这楼房越值钱。但是楼房太高,河中间就成盆地了。我说,那怎么成啊,不能那样弄,不能搞得像上海滩似的。

有一次全国政协文史委在淮安开会,我发言说:“大家坐在这儿谈大运河保护,可能各有各的想法。你们拿着规划图,又嫌在河边让出100米太宽了,要缩到50米。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想在那儿盖房子。河水弄清了,房子一盖,马上房价就上去了。”但是我们也不能绝对不让他们盖,而是要引导他把河水弄清了、垃圾打扫了,把河道尽量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如果能申请下来,至少把大运河单独划出来,就能给各地戴个“紧箍咒”,反正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能乱盖房子。

对大运河的开发不止有这个问题。2006年,我在杭州开会时,杭州市有个口号,要把大运河打造成东方塞纳河。当时我说,塞纳河是好,我也去过,我也愿意在那儿待着。但是塞纳河的文化是上层贵族的文化,而大运河是大排挡文化、是下里巴人文化,原来都是船工、纤夫拉着船运东西的。如果大运河两边的高楼大厦富丽堂皇,跟当时的景观完全不一样,就不是那个历史滋味了,不能那样弄。但是并不是说非要弄得破破烂烂的,可以把它改造得干干净净,恢复历史的韵味。当然,盖房子肯定是越高、面积越大,赚钱才会越多,但我们可以变个思路,不见得要盖那么高,盖低一点、盖别墅,价钱一样卖得高。

申遗工作中的“协调员”

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类似的情况有很多,很像不同部门之间在博弈。但这种博弈都是同一个目的,那就是在申遗之后怎么保护利用好大运河。大运河申遗是国家文物局牵头搞的,但它要面对很多部委,因此工作很难做。这个时候,就靠全国政协来帮助协调,来制衡这些不同部委利益之间的关系。

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中国社科院的,不属于任何一个部委,也不是国家文物局的,身份相对超脱一点,因此也做了一些沟通协调工作。对于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我在2010年扬州的一次会上发言说:“我不替谁说话,就替祖宗说几句话吧。运河是祖宗留下来的、是不可再生的,该保的一定要保,各个方面都得保。分工是人为的,为了一个主题,大家都可以让一下。这个让不是给文物局让,是给国家让、给祖宗让、给子孙让,有些时候局部就得受点委屈、作点牺牲,当然总体上要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但是在有些地方,今人必须给古人让路、给历史让路,因为古人无法给今人让路。而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人和动物就没有区别。而且文物必保的那一部分,其实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最必不可少的部分,对此大家都得让。其他的事情可以商量,但是要协调好。交通、航运、规划、城建等部门,都要有这个认识,对文化要有敬畏之心,不能误了全局、功亏一篑。”大家在这点上还是比较一致,也比较认同我的观点的。

在与各部门沟通的时候,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有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运河历史风貌,尽量不让交通部门进行大幅度拓宽。但他们为了航运,仍坚持要这么做。我就跟他们权衡说:“这个河可是中华民族的河,你给挖没了,怎么得了?大运河与当年的运输工具应该是相配套的,拓得太宽了就走样了。而且河那么宽,房子那么低,也不相称。况且从运力上讲,我们不能光看运输的吨数,而是要计算船运货物的产值,来看看到底应该谁给谁让路。古代人那是没办法才走水运的,现在要想发展运输,可以修建高速公路,那个又快,运东西又多、又值钱。”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们也就同意尽量维持现状了。

有些时候,为了申遗,各部门要有所牺牲,难免会有意见。有一次我就跟水电部开玩笑说:“你们的钱已经赚得差不多了,要那么多干什么。赚钱再重要也没有这件事重要,这是为了老百姓的。当初大禹治水也是为了老百姓,你们是不是为了老百姓?”这么一说,他们也就没有意见了。

一切准备就绪,2012年,国家组织有关团队拟好了申遗文本。2013年2月,提交了正式的中英文申遗文本。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是很忐忑的,当时国家文物局负责申遗的人都觉得难度很大。201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到我国对大运河进行了考察。在他们来之前的9月,国家文物局组织国内有关专家模拟外国专家演习了一次。我被分到模拟丝绸之路考察,陪同人员包括提问及应答全部按真正的流程走,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被分到模拟大运河考察的人也跟我一样。

申遗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现在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对中国有好处,至少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有人觉得既然好处这么大,当初应当申报更多点段,但实际上申遗并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帽子确实不得了,但是戴得稳不稳也很难说。这是因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每隔几年都会有国际专家来检查它们的维护情况,如果出现问题就会被亮黄牌,再次检查还有问题就会撤销。而对大运河的维护是要靠属地政府进行投入的,这就有管理上的压力。财力上够不够、人员够不够、能不能回收回来,等等,这是需要通盘算账的。我恨不得把2700多公里的大运河全都保护起来、把全中国都保护起来,但这毕竟不现实。那么没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点段怎么办呢?实际上在2006年联名提案之后,国家就下了个批文,把大运河整体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即使后来没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范围内的河段,也会得到保护。

除了“保多少”的问题之外,还有个“怎么保”的问题。我参加了五六次全国政协组织的针对大运河的调研,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大运河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比如北京市内的河段,原来两边都是垃圾堆,跟龙须沟一样,南方的河也是,周围乱七八糟的。因此当时我们提了,要申遗,先要打扫一下卫生。就跟到家里做客一样,如果我家里干干净净的,铺了一个大地毯,客人想不换鞋都难。弄得破破烂烂的,大家觉得没压力,说不定会随地吐痰。运河也是这样,把环境弄好了,别人想破坏都破坏不了。一定要逐渐把档次做上去,这样对保护有说头,来的人也自觉了。现在这些河段清理得都很干净。

如果保护的方法不当,也有把好事办成坏事的情况。比如到了沧州,国家文物局的干部问我,为了怕上锈,他们把水里的铁狮子挖了出来,放在修好的水泥台子上保护起来,为什么狮子腿反而裂了?我说,这个是科学常识。从力学角度上说,过去是连肚子带腿都在水里托着,现在搬上去,只能靠它四个腿去撑着,一下承载不了那么多力量,当然就四分五裂了。再者铁狮子被浸泡了多年,早就形成一层氧化铁了,铁狮子本身比较稳定了,根本没必要挖出来。对大运河的保护也是这样,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靠拍脑袋办事。

在对大运河进行后续保护的时候,仍然要注意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大运河的管理依然涉及多个部门。比如不通航的河段,在管理上基本上归属地方,跟部委没有关系。有航运的归交通运输部,灌溉、防洪归水电部,等等。我们申遗的时候成立了个协调机构,叫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申遗成功之后,我讲,这个机构应当转化一下,不能再叫“申遗”了,但仍然要保留下来,继续负责协调13个部委、各个地方开展大运河保护工作。

总而言之,绝对不能说申遗成功了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就可以松一口气了,申遗是过程与手段,保护好世界遗产才是目的。关于大运河的保护与展示,我们任重道远,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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