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儿女的故事:延河晨光曲(上)

未知   2016-05-08 05:13:31


中国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物质十分贫乏的情况下,先后创办了列宁小学、鲁迅师范学校、鲁迅小学,陕甘宁边区中学、抗日军属子弟学校等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接收革命烈士遗孤、在前方抗战的军人和革命干部子弟。一些部队的红小鬼也被送到学校学习。学校的教师大多是来自大城市富有教学经验的知识分子。入学的孩子们过集体生活,享受供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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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7年,延安保小在白字坪的校址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部在延安创办了“列宁小学”,后来改为“鲁迅小学”,专门收容烈士遗孤和军干部子女,给予抚养教育。1939年2月,为了避免日寇飞机轰炸,学校迁移到了安塞县白坪村,改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简称“延安保小”。

谢绍明:我们的课本是油印的,封面上印了列宁的头像,还印了镰刀、斧头、五角星;课本上面写着: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二导师。课本用纸是糊窗户的麻纸。那时候我的理想是能有一匹马、一杆枪,去打坏人,给父亲和乡亲们报仇,能过上好日子。老师告诉我们,要想让劳苦大众获得解放,必须要掌握科学文化、懂得革命的道理,所以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克服困难,好好学习。当然,那时的困难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铅笔很少,毛笔根本就没有。也没有教室,就在院子里面上课。老师在黑板上讲完以后,我们就在地上弄个木头棍算算术、学写字。老师用的粉笔都是自己做的:挖来石灰,在火里烧好,然后浸到水里沉淀,沉淀以后再取出来搓成粉笔的样子来用。

徐爱民:后来条件好些了,我们就进入窑洞里面上课。最困难的时候是画画,因为没有颜料。我们就在延河里面找彩色石头磨成“颜料粉”,再到桃树林里去找桃胶,在“颜料粉”里放一点桃胶,这样用来画彩色画,效果非常好。

梁汉平的父亲梁金生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敌后从事教育工作。1942年,梁金生调任延安保小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他用长期积累的教学经验,把保小的教学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梁汉平:他把全班孩子画的画都交给一位美术家。这位美术家给每张画都做了批文,指出这个应该怎么画,那个应该怎么画,批完后回来展览,大家一边看一边笑,高兴极了。另外,他还组织学生们给前线的父母写信。你想想,当在前线的父母收到自己孩子的来信时,对他们该是多大的鼓励!

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还建立了图书馆,把大家的书都集中起来,自己动手把报纸上的文章分门别类地剪贴成册,供大家阅览。

黄义先:学校里还办了个博物馆,同学们捉了蝴蝶、蛇,采了花什么的,就送到博物馆做标本。

虽然学习条件很差,但是同学们学习热情高,大家都很努力,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学习。

舒炜:当时我们常常唱一首歌:“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明天为国出力。为了自由,为了解放,我们要努力、努力。小朋友友好团结地携起手来,新中国等待我们来建立。”这就是当时学校对我们进行的教育,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战斗中学习,将来我们要建立新中国,要做中华的主人。

为了培养学生们的民主意识,1942年保小搞了一次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活动,落实了两个候选人,其中一个是男同学李林森,另外一名是女同学李林荣。老师让他们准备竞选演说。

李林森:那时候学校条件简陋,没有活动场所。我发现学校旁的山坡底下有一片枣树林,就在演说中建议把枣树林利用起来,大家一起出力,在里面整整弄弄,摆些石头凳子啥的,作为学习、活动、娱乐的场所。结果,大家都赞成,就举手选我当了学生会主席。

培养劳动观念是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那时,不管同学们是来自大城市,还是在边区土生土长的,人人都把劳动看成是最光荣的事情。大家用自己的双手改善了生活,减轻了边区政府和人民的负担。

谢绍明: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种菜,一个人一个洗脸盆,从河里接上水,就这么相互换手,递到地里头去浇菜。那时,我们在山下种青菜,山上种土豆。开荒很艰苦,比如,我们得去粪坑挖大粪,冬天站在坑外往里刨冻得硬邦邦的屎橛子,夏天干脆就要跳到坑里去掏,弄得全身都是粪。不过夏天也方便,完事儿我们就直接到延河里去洗澡了。

舒炜:一次,我刚发了一件新棉袄,结果担粪的时候一不小心粪桶翻了,弄了我一身,我那叫一个哭哇。其实倒不是心疼新棉袄,而是心疼好不容易才掏出来的半桶粪水。同学们就说,别哭,你的生产任务我们来帮你完成。

徐爱民:我最喜欢穿自己打的草鞋。揪了马兰草之后洗干净、晒着,晒干以后就可以打草鞋了。穿上草鞋,走水也不怕,走土也不怕,挺好的,一双能穿一个礼拜。那时候我们都是自种自收,比如收土豆得到山上去,可是没有筐,怎么拿回去呢?就是一个人拿一条长裤子,把裤腿一系,装满土豆后,再把裤腰一系,往脖子上一搭,就这么收回来。那山路可不好走,得走土梁梁,又高又陡,我们常常就从土梁梁上“哗”地溜下来。

杨廷藩: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说,哎呀,你那时候种的西红柿,一到秋天,一筐一筐地收下来,摆到这儿让大家吃。

在延安经常参加义务劳动,规模最大的要算1944年整修飞机场,因为当时和国民党联合抗战,延安和重庆需要空中通道。

阮崇武:那时候修机场,全延安所有单位、学校、部队都要去参加劳动,现场真是人山人海。我们这些“抗小”的学生因为就住在旁边,所以每天还要抬水去给大家喝。每人还有生产任务:拿捻子纺线。先“喷儿”一捻,然后这么拉着纺线。纺了线以后,把线绕成线圈,淘上浆、晾上,晾干以后再去织布。那时我不会搞纺车,只会捻线、搓棉条。

同学们的劳动是有组织有分工的,负责开荒种粮食、种蔬菜的叫农业组,负责养猪、喂马的是饲养组……

黄义先:我们还有缝纫组:大一点的女同学就纺线,学生的被褥拆洗也由她们负责。还有泥工组:同学们挖来黄土泥巴,和着泥做笔筒,还做小火炉。冬天写毛笔字用的墨盒容易冻,就把它放小火炉上烤;饭菜凉了,也可以放上面热一热;上课也可以暖和暖和手。另外还有木工组,负责修理桌椅板凳什么的。

白漪:到了秋天丰收的时候,全校的同学就在菜地里排成个长队,一个一个把南瓜运到窑洞里去。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就把养的猪、种的南瓜送去慰问八路军,一路上就唱:“猪呀羊呀,抬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呀八呀路军。”

邢立统:学校的教育,不仅仅是带给我们劳动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大家产生一种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能轻视劳动,不能忘记劳动。

1942年4月4日,朱德总司令在庆祝儿童节的大会上对同学们说:“为啥我们现在没有好的穿?没有好的吃呢?就是因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要养成吃苦耐劳的好品质,把身体锻炼得像钢铁一样坚强,准备着参加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去,把失去的领土夺回来。还要准备参加建设新中国。”为了把身体锻炼得像钢铁一样,老百姓收过庄稼的地就是同学们的运动场,随便找个空地就能进行足球比赛。

谢绍明:所谓足球,就是把我们穿过的破棉衣里的破棉花什么的裹起来,外面再弄块破皮子,然后用麻绳穿起来就踢,也没有什么正规的踢法。

在延安经常举办运动会,还有少年运动会,同学们参加游泳、赛跑等各项比赛,常常能取得不错的名次。



1940年,延安保小师生露天上课

刘育法: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很丰富,运动会就是其中一项。记得有一次运动会,百米跑我还得了第二名。延河是我们当时很喜欢的一条河。冬天能滑冰,老师给弄个木板,底下给弄个棱棱,拿铁丝钉个蹬蹬,就这么“噔噔”地走,滑得美得很。夏天可以游泳,我就是在延河里学的游泳,那水不很大,一窝一窝的,大家游得可开心了。

那时候,日寇飞机不断地来轰炸延安,同学们还要去医院帮助护理从前方转来的伤病员,这些都让大家知道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所以要进行军事训练。

谢绍明:我们参加军训时,一个人发一支木头做的枪。另外还组织夜行军,半夜突然吹紧急哨集合队伍。一听吹哨,大家就赶快起来,背上枪就走,一走就是几十里路。军训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时刻准备上战场。

当时延安的文艺生活也很活跃,学校还组织了乐队、合唱队、演出队。

梁汉平:“保小”全校300多人,就有一个150多人的大乐队。有时延安搞些大的文艺活动,“保小”的乐队就到那儿去伴奏。

黄义先:我在乐队里是拉胡琴的,琴也自己做。我到山里打蛇,皮一剥,然后自己找木头、削木板,拼成个桶子,再把蛇皮往上一蒙;弦呢,自己用棉花搓的线然后打上蜡,一根弦就做成了。弓用马尾巴做,可是哪有那么多马尾巴?

高耶夫:怎么能弄到马尾呢?有一天,正好我们看见“保小”大礼堂门前的大槐树上拴了三匹马。那马的尾巴好长呀,我们就想拔马尾。刚走到跟前,马就用屁股对着我们,我们就不敢拔了,马的后蹄子踢人呢。这个时候来了几个大一点的同学,他们可不怕,一会儿功夫就把马尾巴拔秃了。他们只要长的马尾,把短的就甩地下了。这时,我们几个不敢拔马尾的就赶快过去捡。正捡着,过来个老师。老师一看就吹了声哨子,说:“站好站好,你们干什么呢?敢拔马尾了?它一蹄子就能给你踢死了!你们就在这儿站着好好想一想,想通了来找我。”我们就只得灰溜溜地站在那儿。这个时候从学校教导科、校长办公室出来一群人送首长。首长走到马跟前正要骑马,他的警卫员发现了,说:“哎呀,这个马尾巴怎么成了这样子了?”再一看我们手里的马尾,警卫员可不高兴了,说:“咋搞的嘛,马尾巴叫你们拔成个甚了?”

这位首长就是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这时,王震认出了高耶夫。当时,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绥德分校没有录取高耶夫的时候,还是王震将军网开一面让他成了学生兵。高耶夫向王震说明情况后,委屈地哭了起来。

高耶夫:王旅长说,不要哭,不要哭。你有了马尾拿回去做弓不就行了。我说:“这不够,这短,要长的,长的才够!”王旅长就说,我给你拔。他试着拽了几次,拽不下,就叫警卫员,说:“给小朋友拽几根马尾。”警卫员满不情愿地给我们拔了几撮长的。我拿上后,别提多高兴了。

在同学们心中,领袖是毛泽东,恩人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给了大家一个幸福的家园。

黄义先:我在陕北前前后后待了20多年,没事就唱陕北民歌信天游,像《高楼万丈》:“高楼万丈遍地起,蟠龙卧虎在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啊毛泽东。”

在这个大家庭中,老师和阿姨们就是同学们的家长,是最亲爱的爸爸妈妈。

邢立统:项英的儿子项阿毛爱尿床,每天晚上总得尿个一两次,每天都得在院子里晾被子。看医生也看了很长时间,但总是治不好。八路军抗属子弟小学的教导主任韩作黎老师说,这种情况,得慢慢让他养成习惯。他就把项阿毛接到他的屋里边,跟他同吃同住,睡在一个炕上,每天晚上起来叫他去小便。经过韩老师的长期培养,阿毛尿床的习惯逐渐就改过来了,两个人建立起父子般的感情。项阿毛后来当了海军,成为光荣的艇长。阿毛后来不幸得了癌症。在他弥留之际,旁边的人问他,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说:“我就想见见我的老师。”韩老师接到信就赶去医院看他……

彭镜秋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1938年到延安后,任边中附小、“保小”生活指导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那时她已经40岁了。

项苏云:当时没有条件,我们就在河沟里洗澡,冬天没法洗,长虱子的很多。老师是怎么做的呢?差不多每隔一个月,就把大家的衣服放到一口大锅里煮,消灭虱子。女孩子留长头发,里面都是虱子。老师就号召大家剃头。一开始女孩子不肯剃,哭着不肯剃,彭镜秋老师就自己带头剃光头。我们“保小”有好几个保姆都是领导干部的夫人,那个时候保姆和教员之间我看没什么区别,都叫革命工作,她们都是全心全意对孩子好,好得不得了。

让同学们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动的,还有老师们对工作完全彻底的负责精神。当时延安的卫生医疗条件差,不少孩子生了疥疮。为了预防传染,学校采取了隔离措施,把有疥疮的孩子集中在一起管理。

李精忠:我们有一个乔保姆,她可真是吃苦耐劳呀。谁有疥疮了谁就由她来管。我也害了疥疮,也在她那个号住。每天,她晚上给我们脱衣服,早上给我们穿衣服;用硫磺给我们熏身上,给我们洗澡,从不嫌我们脏。有时候我们身上的疥疮破了流脓水,这个臭的、脏的,人家都不嫌。她就挑这个最苦的工作干,谁要跟她换,她都不换。

项苏云:我们住窑洞。窑洞不仅是少,连门窗都没有,就一个帘子,里面也没有厕所。晚饭以后,老师就拎着个马灯、吹着哨子把我们集体带到野外去上厕所。每个窑洞跟前再放一个尿盆,郭老师就在窑洞门口睡,谁起来撒尿他都负责。为什么呢?那时狼很多,帘子没有门啊,他就想护着这些孩子,那真是比父母照顾得还好啊。

老师能赢得同学们的爱戴,除了处处照顾我们,也因为他们都有渊博的知识。

习秀生:我的班主任老师是惠怀国,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当时他只有17岁。抗小的学生,不管是我们班级的或是其他班级的,对他都很热爱。他主要教语文,教得很好,大家都爱听。为什么爱听呢?他每一节课讲完后都要留点时间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都是同学们爱听的。有时没讲完,下课铃声已经响了,但是大家还坐在那儿喊老师:“再讲,再讲。”

乌可力同学上小学二年级时写了这样一首诗:“保小啊保小,你是我的家,管吃又管住,上课又玩耍,早晨洗脸去,延河边上走,小草儿绿绿,流水儿清清,多美啊,延河,多好啊,保小我的家。”可他的语文老师不敢相信是他写的。

乌可力:那时候我叫武斌。有一天写完作文以后老师把我叫过去了。他说:“武斌,你写的作文是哪里来的?”我指指头,说:“作文是从我这里出来的呀。”这篇文章后来他给我了一个“甲上”,还在延安小学的教学展览会上

展出来。我没想到,老师把我这篇文章一直保存到现在,还让他十岁的孙女照着写了一篇,上面注明:是乌可力叔叔1943年写的。裱好之后送给了我。

面对这篇早已被自己忘却的作文,乌可力被触动了。半个多世纪啊,经过多少岁月沧桑,这篇作文还被老师珍藏,这是怎样的师生情谊!读着自己的作文,想着这位一生都珍爱学生,把教师当成天职的老师,乌可力流泪了。

抗属小学黑板报登出一篇学生会的号召:“苏宜和老汉今年已经63岁了,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现在来替我们烧菜、煮饭,一年到头不休息。韩班长也快60啦,他的馍馍蒸得可真漂亮!张玉东老汉参加革命八九年啦,现在每天给我们烧开水。熊光礼老汉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整年不怕风吹日晒,在菜园里挑粪浇水。谢肇奶奶每天照顾小同学,吃饭、睡觉、补衣服、缝被子、钉扣子,夜里还要叫尿炕的娃娃起来尿尿。应该给他们做一次寿……

黄义先:学校给老人们发了新服装,布置了房间,全校各个班级的同学都来给他们祝寿。做了五朵大红花给他们戴上。我们去了以后给他们鞠躬、敬礼,祝他们健康长寿,还为他们唱歌、跳舞,送他们糖、礼物。五位老人都很感动。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尊重别人的劳动、怀有感恩之心,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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