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美国记者的中国抗战

□武际良   2016-05-08 05:12:28


□武际良

他为中国的命运感到悲哀

斯诺亲眼看到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这块广阔富饶的黑土地上强取豪夺。然而,“我们新闻记者的脚步也赶不上中国军队撤退的速度,”他说,“我为中国的命运感到悲哀” 。

1928年,年仅23岁的斯诺初到中国上海,在《密勒氏评论》报担任助理编辑、旅游记者。1929年,他在我国东北亲眼看到驻扎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关东军如何地横行霸道——

在满洲指挥部那些日本将军的眼里,这一片无际、充满浪漫气息的平原显得十分诱人。它过去曾激起多少亚洲征服者的欲望,现在也使大和民族的武士们兴奋不已……在满洲的每一个日本人思想深处都有一种信念,那就是迟早都要把太阳旗插遍这里的每一个角。

果然,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突袭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占领沈阳城。随后几天之内侵占了安东、海城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此后的短短四个多月里,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斯诺期望看到中国军队的抵抗,然而他目睹的却是在蒋介石“不要抵抗”等待“国联调停”(美英法等国控制的“国际联盟”不但未对日本进行任何制裁,反而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所谓“特殊权利”)的命令下,除小部分的军队违令奋起抵抗外,均不战而退,撤退到山海关内。

采访是令人心碎的,因为我没有看到两军对垒的战况。看到的只是沈阳街头耀武扬威的日本骑兵和中国人一张张愤恨而痛苦的脸。我循着日本人进攻的炮声赶到哈尔滨,那里的广场上已经飘扬起日本人的太阳旗;后来,我又追踪到齐齐哈尔,看到的也只是一个厮杀后不忍注目的战场(指1931年11月,驻守齐齐哈尔的马占山将军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部队在嫩江桥一线抵抗日军的进攻)。田野里到处横陈着中国士兵和老百姓的尸体……因为统治者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我们新闻记者的脚步也赶不上中国军队撤退的速度。

对于国民政府,斯诺批评道:“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南京政府本来能有机会组织全国性的抵抗来取信于民,但它什么也不做,还是那么没有骨气。”

斯诺曾对好友、美国驻华副武官埃文思·卡尔逊说:“我为中国人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中华民族不应该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啊!”

斯诺眼中的“英雄式”自卫

面对斯诺的提问,中国士兵端起插着刺刀的步枪敏捷地对空一刺,毫不含糊地说:“我用这个来对付日本兵。他们在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土地,我当然要同他们拼命!”斯诺看到,中国人真的在抵抗了。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直指火车站。枪炮声传来,斯诺断定这是日本开始了又一轮的军事行动。他立即赶赴闸北火车站,找到车站站长,告诉他日本军队正在向火车站这边逼近,提醒中国铁路员工赶快撤走列车和难民。斯诺的及时通知,使得在日军炮火打到车站之前及时抢救出许多车辆设备,大部分旅客、难民被疏散到了安全地带。

斯诺匆匆赶到战地,他看到日军的装甲车隆隆驶来,车上的机关枪冒着火舌,朝着中国军队防守的街区进攻。突然,斯诺看见一个中国士兵匍匐着爬进一所房子,从窗口上开枪向跟随在装甲车后面的日本兵射击。他又投出了一个手榴弹,在日军装甲车前爆炸了。接着,据守的中国军人一齐开火。

斯诺匍匐在一条臭气熏人的弄堂里,观察中日两军的激烈交火,子弹在他头上嗖嗖地横飞。他原以为中国人没有胆量同日本人打仗,现在他十分兴奋。半个小时后,他写出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第一篇电讯《中国人抵抗了!》。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几家大报立即发表了出来,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战斗爆发后的第二天,斯诺到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采访了蔡廷锴军长。他问道:“你们为什么没有按照命令撤退,而是对日军进行抵抗?”

蔡廷锴回答:“我们没有挑起战争,我们起来抵抗,是守土有责。我们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一样。我们不打算请‘国际联盟’来拯救我们,我们要起来抵抗侵略者。”

斯诺又问:“你们能抵抗住日军的优势武器装备吗?”

蔡廷锴十分自信地说:“日本人有坦克、装甲车、重炮、飞机和东方最强的舰队,我们却只有步枪、机关枪和手榴弹。但是,我们的士气很高。因为全国军民都有权保卫自己,反对侵略和亡国的威胁。我的士兵懂得这个道理!”他还说:“美国记者先生,你可以到战壕里去问一问士兵们,会向你证实我所说的不是虚言。”

斯诺直奔不远处中国军队据守在田野上的阵地。他看到,在隆冬零度以下的天气里,这些广东来的士兵还都穿着单薄的军衣,没有大衣,戴着草帽,有的人甚至穿着短裤。他们的武器装备和体魄都比日本兵逊色得多。田地里有几个坟堆上,士兵们在架设机关枪,警惕地凝视着前方,许多士兵正在当地农民帮助下挖掘战壕,不停地忙碌着。

斯诺走近一个正在挖战壕的士兵问道:“你愿意跟日本人打仗吗?”

中国士兵脸上惯有的善良微笑消失了。他端起插着刺刀的步枪敏捷地对空一刺,毫不含糊地说:“我用这个来对付日本兵。他们在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土地,我当然要同他们拼命!”

斯诺在报道中写道:“我将中国人的自卫看成是英雄式的。”


1960年10月,斯诺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毛泽东向他赠送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从左至右依次为:毛泽东、龚澎、陈辉、斯诺、路易·艾黎

他看到“在战火中苏醒”的中国

“中国人除了具有含蓄、质朴的特点外,其实是一个充满了自尊和自信的民族,是一个敢于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酷爱自由的民族;他们的爱国精神一旦喷发出来,那是比威苏维火山爆发更炽热,是任何人无法遏制的!”无论是上层的孙中山夫人,还是社会底层的歌女,都让这位美国记者感动得掉泪。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到处奔走,斯诺多次跟随她到处采访。宋庆龄组建了一所国际伤兵医院设在上海交通大学里,专门收治抗日伤兵。她号召一些上层人士的年轻太太小姐到医院里当护士看护伤兵。有一次,斯诺看到宋庆龄穿着白色的护士服,给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重伤兵喂水喂饭。小伤兵忧心忡忡地问宋庆龄:“太太,上海会让日本人占了吗?”宋庆龄安慰说:“中国人,心不死,有你这样的热血青年,中国就不会亡!”宋庆龄还说:“日本人声言48小时消灭十九路军,现在打了一个月了,十九路军还在抵抗,这有你的一份功劳。别难过,养好伤再上前线打鬼子。”小伤员听了宋庆龄的话,感动得哭了。宋庆龄轻柔地为他擦干泪水,深情地说:“亲爱的孩子,男儿不当哭,流血不流泪。”

见此情景,斯诺大为感动,立即将这一幕写进了他的一篇报道里,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还有一次,斯诺看到,在上海市民救护伤兵的担架队里,有一个在歌舞厅里卖唱的漂亮歌女。她和另外三个人抬着一个昏迷不醒的伤兵,从前线抬往伤兵医疗站。那个歌女十分纤弱,抬着伤兵走得很吃力,突然踉跄一下,双腿跪倒地上,但她一双白皙的小手仍然紧紧抓住肩上的扁担毫不放松,生怕伤兵从担架上摔下来。在别人帮助下,她咬紧牙关,嘴唇上咬得滴出了鲜血,也一声不吭,硬是站立起来,甩掉了双脚上的高跟鞋,只穿着一双白袜子,继续抬着伤兵摇摇晃晃地前行。这个歌女看见斯诺注视着她,便冲他微微一笑,显得十分自信。

这一幕使斯诺感动得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他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人民从战火中苏醒了!中国人除了具有含蓄、质朴的特点外,其实是一个充满了自尊和自信的民族,是一个敢于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酷爱自由的民族;他们的爱国精神一旦喷发出来,那是比威苏维火山爆发更炽热,是任何人无法遏制的!”(注:威苏维火山位于意大利境内,于公元79年8月突然喷发,把附近的庞贝古城淹没。)


斯诺赠送给宋庆龄的个人肖像照

最早向国际上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评价斯诺及其《红星照耀中国》时写道:“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力量呢?斯诺起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因为他为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

1935年冬,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斯诺夫妇全过程采访报道了爱国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他们愤怒地斥责军警的暴行,到医院慰问受伤的学生,并把遭军警特务追捕的爱国学生收留在家中掩护起来,安全转移。

1936年夏天,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冲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秘密到陕北访问了四个月。斯诺同毛泽东进行了五次长谈,深入红军部队观察了解情况,写出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使世界人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是中国反抗日本侵略和世界反法西斯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7年初,邓颖超因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在陕北无法有效治疗,党中央安排地下党组织护送她秘密来到北平,化名“李知凡太太”,住在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治疗休养。日军侵占北平天津后,邓颖超无法返回陕北,地下党向斯诺求助。斯诺在陕北就同邓颖超相识,他慨然应允。当时北平到天津的火车刚刚恢复通车,日军严密盘查过往旅客,对稍有怀疑的人立即扣留,像邓颖超这样的人物更加危险。

当时,日本人对在北平的西方人尚不敢冒犯。斯诺把邓颖超接到自己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平时不修边幅的斯诺,穿上西服,头带礼帽,衣冠楚楚,并让邓颖超装扮成随身的女仆。他开着一位中国银行家存放在他家的福特小汽车,还在车头上插了一面美国国旗,载着邓颖超来到前门火车站,买了两张头等车厢的火车票,大摇大摆地走进检票口。日军岗哨没敢拦他,却把紧跟在他身后的邓颖超拦下盘查。斯诺高声说:“我是美国人,她是我家佣人,跟我去天津的。”日本兵只好放行。

到了天津,斯诺将邓颖超带进英法租界区,找到他的好友、合众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买了英国轮船的船票,一起乘船把邓颖超送到尚未沦陷的山东烟台,使邓颖超得以辗转返回陕北。

《论持久战》使他不再是中立者

从此,他不再是局外人,也不是中立者。在《论持久战》中,斯诺看到了抗日战争的光明前景。他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斯诺闻讯于7月8日清晨驱车奔赴战地观察采访。在日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斯诺以美国记者的身份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搞军事演习?你们是否真有士兵‘失踪’?为什么要动用武力攻击中国守军?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回兵营,反而要中国守军撤出宛平城?”

斯诺的一连串质问,问得日军头目狼狈不堪,只能用“无可奉告”等外交辞令搪塞,仓促宣布记者会结束。

7月29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北平后,大肆搜捕、杀害中国的爱国人士和抗日青年。当时,英美国家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在北平的英美正义人士积极组织援华社会团体掩护、帮助中国的爱国者免遭日军捕杀。斯诺在盔甲厂13号的寓所成了一些爱国抗日分子的避难所。他每天除了忙于采访报道,还要为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并帮助他们离开北平。斯诺甚至同意抗日分子在他家中设置一部秘密电台。斯诺称:“我的家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我肯定不再是局外人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军沿长江进犯,直逼武汉。斯诺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十分担忧。在汉口,斯诺问蒋介石:“假如武汉失陷了会怎么样?”蒋介石说:“战争的结果决定于领袖如何指挥军队和民众抗战,而非决定于两三个城市的得失。”斯诺又问:“究竟根据什么理由,认为中国可以战胜日本?”蒋介石回答说:“因为日本的精神观念是不正确的,所以日本不能获胜。”

对于蒋介石这些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说法,斯诺很是失望。斯诺拜访周恩来时,请教他对中国抗战前途的看法。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送给了斯诺。

斯诺连夜捧读。他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明前景,深受鼓舞。他同爱泼斯坦一起,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在外国报刊上发表。

在香港时,斯诺遇到一个从欧洲来中国支援中国抗战的德国医生,他曾经参加佛朗哥法西斯支持西班牙的共和国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他问斯诺:“我这次到中国来,有没有站在胜利方面的机会呢?”斯诺想起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那些信服的论述,回答说:“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几乎每次都要打败战,而失败者必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如果中国失败了,除非历史真的开了倒车。”

“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

毛泽东赞誉斯诺:“是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工作的铺路人。”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斯诺到上海采访。他亲眼看到,许多工厂都变成了一片片废墟。在黄浦江边,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押着一些中国战俘,正在把中国工厂还没有损毁的机器和废钢铁搬到停泊在江边的日本轮船上,要运回日本。码头上,一些仓库、货栈中的货物也被日本人抢掠一空,连一颗螺丝钉也不留。

公共租界外面的中国人居民区,被日本人纵火焚烧达一个星期之久,变成一片焦土。贪婪的日本人仍在灰烬中寻找中国人的金银财宝,以及搬走一切金属的器皿。斯诺发现一个日本兵倒背着步枪,双手推着一辆抢来的儿童车。车上装满了他从中国老百姓家里抢到的衣物、闹钟,甚至还有一个洋娃娃玩具。斯诺见此情景,乘那个日本兵未注意,立刻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很快见诸英美报端。

斯诺在当天晚上的日记里写道:“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我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在一起了。”

在上海,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在宋庆龄的支持帮助下,联合其他一些中外人士共同发起开展战时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从物质上支持帮助中国的抗战。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请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担任理事长,请宋美龄担任名誉理事长,以取得支持。宋美龄以个人名义向“工合”订购了价值10万元的被服,捐献给前线的抗日将士。

斯诺在香港帮助宋庆龄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工合”从海外获得的捐款达百万美元。这些捐款交给了陕西宝鸡、延安的八路军和皖南新四军所在地区建立各类工业合作社。

1939年9月,斯诺以“工合”代表身份访问延安。毛泽东发表声明支持“工合”称:中国“工合”在帮助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最热烈的欢迎。

为促进美国与中共合作抗战奔走

罗斯福说:“我在开罗曾告诉蒋介石夫妇,他们必须同共产党合作,我说我们不会陷入那里的内战。我们希望中国能团结抗日。”——这一切得益于斯诺的努力。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斯诺立即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事变真相的报道。国民党重庆政府大为恼火,取消了斯诺作为新闻记者在中国采访的权利。

在斯诺离开美国的这十几年里,由于罗斯福实行新政,克服了经济危机,国内市场繁荣,物质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美国人更加崇拜金钱,追求发财致富,贪图生活享受。斯诺意识到,他那些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残酷战争,日本要统治亚洲、企图与德国法西斯一道称霸世界的报道,并没有引起美国同胞的注意。美国政界的头面人物罗伯特·塔夫脱宣称:“如果认为会发生日本攻击美国的危险,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赫伯特·胡佛在芝加哥发表演说:“自亚洲爆发战争以来,今天对美国的威胁比任何时候都小。”在华盛顿,美国军政界的许多人物都是这样看问题的。

斯诺在美国各地奔走呼号,希望他的同胞们去帮助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提醒人们认识日益临近战争的危险,被认为是危言耸听。在纽约举行的一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斯诺被邀请作为主讲人发表演说。当他告诉大会组织者,他将在发言中呼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却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取消了他的发言。

12月7日凌晨,珍珠港事件爆发, 次日,罗斯福宣布,美国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1942年2月23日,罗斯福总统对美国人民发表的“炉边谈话”中说:“看看你们的地图,看看中国的广大幅员,那里有千百万在进行战斗的人,他们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顶住了日本的进攻,歼灭了几十万日本兵,消耗了大量日本的军需物资;我们必须帮助中国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到来的反攻——因为这是最后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国家。”

此时,罗斯福想到了斯诺。他于2月24日在白宫第一次接见了斯诺。斯诺详细地向罗斯福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广大人民敌后抗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罗斯福听后满意地说:“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会赢得战争的。”并问:“除了对中国政府以外,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中国人民呢?”斯诺建议,美国应该直接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援助。

1944年5月26日,罗斯福在第二次接见斯诺时说:“我在开罗曾告诉蒋介石夫妇,他们必须同共产党合作,我说我们不会陷入那里的内战。我们希望中国能团结抗日。”他还告诉斯诺,蒋介石已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去,并让外国记者进入延安采访。

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美国政府由此开始直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战,从此,掀开了抗日战争中美人民友好合作的光辉一页。同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我深愿经过您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1945年3月3日,罗斯福告诉斯诺,美国准备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以军事援助。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同斯诺谈话后不久,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因脑溢血突然逝世。杜鲁门上台后,美国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打算被永久“搁置”了起来。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埃德加·斯诺一直把中国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在许多重要节点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新闻记者和作家,而且是一个卓越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

作者系解放军总政治部原研究员、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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