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勤难民营 —— 我的维和日记

□刘桥   2016-05-08 05:11:52


□刘桥


四川维和警队队员刘桥,曾于2013年11月12日—2014年11月16日在南苏丹参与维和行动,在西赤道州坦布拉县以及首都朱巴分别工作过。图为笔者与外国同事、当地儿童一起在营区外长跑锻炼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简称联南苏团)自2014年5月开始,临时更改了维和警察的授权使命,从“监督和指导当地警察执法”变更为“平民保护”,即难民保护。2014年5月3日至6月16日,我和另外两名中国维和警察一起被联合国从西赤道州临时抽调到首都朱巴参与难民营执勤,工作职责是维护难民营秩序,保护难民安全,配合联合国其他机构有序开展粮食发放、健康检查和疾病治疗等各项工作。

难民营距临时居住点约15公里,与联合国办公区 UN HOUSE毗邻,形成一个巨大的混合营区。每日往返都要穿过危险的朱巴城区,车况和路况都相当糟糕,冷枪不断,封路频繁,多次遇到车坏在途中用电台呼叫救援的情况,因各种突发情况经常造成交接班延误。

营区内划分为办公区、居住区和一到三号难民营等五个区域。一号难民营内主要是努尔族人,二号难民营混杂着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外国难民,三号难民营由中国政府援建,6月中旬刚刚交工,难民正在陆续入驻。每个难民营的面积大约1平方公里,总共居住着1.5万名难民,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中。居住区是联合国高级别官员居住的地方,我们的休息地点是其中一栋房子的两个房间,男女分开,只有四张地铺。自带的食物和饮用水冷冻在办公区的一栋楼,离睡觉的地方有1.5公里路程。开车绕一、二号难民营一圈大约是半小时,若是步巡,考虑到天气和地势因素,至少三小时以上。

执勤具体方法是,与孟加拉国、尼泊尔防暴警察在一、二号难民营展开步巡和车巡、在大门口驻守,每三小时轮换一次巡逻地点,每个小组白天工作12小时,晚上分成两组,从20点到凌晨2点一组,另一组接替工作到次日7点。每天要处理大量的突发事件,如各种斗殴、酗酒、吸毒、偷窃、强奸等案件,还要防着难民暴动石头袭击,以及各种恶性传染疾病。

我们白天日晒雨淋无处躲避,夜晚蚊虫骚扰无法入眠。尤其是UN HOUSE大门岗,无遮荫无座位,每次都要硬生生在太阳下站三个小时。由于工作期间长期穿着靴子,袜子和鞋底经常粘在一起。我右脚脚趾溃烂化脓,走路一瘸一拐,仍然坚持工作。5月30日以后工作安排更改为每天12小时,但实际上加上来回交通超过14小时。尽管如此,我没有叫苦叫累,克服困难,从未耽误难民营执勤工作。5月恰逢朱巴霍乱流行,脚伤未愈,与难民接触无异于刀尖上行走。我随时做好各种疾病的预防措施,紧绷安全弦。尽管千般防范,还是于6月13日不幸感染了疟疾,忍受了一周的病痛折磨才勉强恢复。国际同事都看在眼里,夸奖中国警察的敬业精神。


在日常巡逻中与当地儿童合影

2014年5月10日,星期六,晴。

早上6点就起来,和队友吃过早饭,带上装备,到机场入口处等着执勤小队的队长开着面包车来接我们。车上已经坐了七个人,很挤了,我们把行李放在最后面,挤了上去。坐定以后听说还需要去接三个人。这么小的面包车要挤12个人,还有那么多装备,真是在玩罐头游戏。队长兼司机是尼日利亚警察维克多,车开出了营区,分别到三个地方接了加纳、土耳其、挪威的三个警察。询问了刚刚上车的土耳其警察,他和另外两个同事在营区外租了一套公寓,每人每月摊750美元,有水有电而且面积宽,营区内的集装箱房子住得他难受,每月还要收600美元,还不如多花点钱在外面住舒服些。我问他安全情况怎么样,他说自己就是警察,自己的安全自己负责,不需要什么保安之类的。挪威警察则是和本国的十几个人一起住在使馆附近,而加纳警察则是完全为节约钱,住在营区外一处偏僻的棚户区。

车子一路开了半小时,穿过朱巴市区,来到距离TOMPING西南边约15公里的UN HOUSE。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头一次是半年前初到南苏丹接受总警监接见时来过。我们的执勤小队由12人组成,分别来自挪威、加纳、印度、塞拉利昂、土耳其、尼日利亚、中国、卢旺达、乌干达,只有一位女士。和前一组的人马交接后,队长召集大家开了晨会,布置今天的任务,我和加纳警察史蒂芬、卢旺达警察大卫分在一组。会议结束,队长带着我和队友开车在UN HOUSE里面转了一圈,了解基本情况。

我们的工作职责是维护难民营秩序,保护难民安全,配合联合国其他机构有序发放粮食,进行健康检查和疾病治疗。具体方法是在一、二号难民营步巡和车巡、在大门口驻守,每三小时轮换一次工作地点,每个小组白天工作九个小时,休息三个小时。晚上分成两组,从20点到凌晨2点一组,另一组接替工作到7点。由于只有四张床位,意味着晚上休息肯定有两个人没有床铺。

我和史蒂芬在孟加拉国防暴队员荷枪实弹的保护下,冒着烈日在一号难民营步巡了一圈,历时40分钟。这是我第二次走进难民营。由于工作任务不同,感官刺激相当大。巡逻途中我拍摄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录像和许多照片,脏乱差是肯定的,污水横流、蚊虫肆虐、垃圾遍地。更深的感受是来自儿童和妇女。在难民营里劳作的基本是妇女和儿童,而成年男人们虽然流离失所、身无分文,仍然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牌喝茶,并未见他们带孩子帮家务。我们耳朵里充斥着儿童们欢乐的喊叫“卡瓦家”(白人)。走了一段,我突然被一幕画面惊呆了,那一瞬间脚步有些迈不动,眼眶有泪水在滚动:一个大约1岁的男孩,脸上的脓疮破了,流得满脸都是,苍蝇就在他脸上停着,还有些停在眼睛上,肚脐眼也外翻着,父母不知哪里去了。这样的画面只在纪录片中出现,现在我亲眼看见,冲击力太大了!但难民们却已经见怪不怪,让人不得不思考: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出现这么多流离失所的人民?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好战分子喜欢打仗?为什么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悲剧仍然不停上演?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在这里为难民治病、搭帐篷,有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 HOUSE)等,好多欧美的白人志愿者也在忙碌,但那些成年男性难民却很少有搭手一起工作的。

走完一圈,回到岗哨,非政府组织的一位年轻的美国姑娘和大家说话,感谢联合国警察对难民的贡献。以她的漂亮长相和年龄,来到这里义务工作比我本人更加具有吃苦精神。虽然非常热,但是我已经感觉不到,比起难民的生活,巡逻那点热简直不值一提。我静静地坐下来思考,任凭汗水从额头颗颗滴落。一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太重要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很难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居然有这样的人间悲剧天天发生。

下午开车到二号难民营巡逻。难民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把车开到一棵小树旁,下车巡逻。一个3岁的小女孩一直依偎在我怀里,眼睛大大的,我很喜欢她。史蒂芬给难民当英语老师,周围有四五个小伙子围着他。看来史蒂芬是有备而来,专门打印了字母表,连比带划教难民学习,还唱字母歌。但一个多小时后,只有一个人坚持听完,并在他的指导下练习写字母。他太敬业了,午后那么烈的阳光,那么强的睡意,居然可以连续教授英语好几个小时,真心为难民做点知识传递;但另一方面又看出难民本身并不愿意学习,从最初的四五个人到最后的一个人,也不知道史蒂芬本人是否心寒。而且听史蒂芬说,他这样做已经四个月了,虽然他本人的英语并不十分标准,但这种态度太难得了。

17点我们轮换到大门口站岗。一整天都在烈日暴晒下,制服不离身,又穿着靴子,确实太热。大门口有当地保安为进出的难民搜身,防止携带武器、刀具、酒类进入营区,女士由女保安检查,我在一旁静静观察着。难民营每天18点关门,实行宵禁,以免难民受到伤害。接近18点,进出的人很多,衣衫褴褛,有些人从外面醉酒回来,吵吵嚷嚷。儿童们帮大人干活,带生活物资进去。努尔人为了躲避丁卡人的屠杀来到难民营寻求保护,白天部分人照常外出打工,晚上返回。难民营的人员组成非常复杂,除了大部分普通老百姓以外,还有努尔族的前军事人员以及犯罪分子,所以威胁依然存在。听说前段时间在大门口出现过冲击事件,还发生了枪战,打死了人,所以我们提高了警惕。而难民营里最常见的案件当属酒后打架闹事。防暴警察配备了警犬来搜寻藏在难民营里的武器,再次提醒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潜在的危险。时间过了18点,保安关门了,几个醉酒汉却非要外出,就在大门口的小店继续喝酒,喝完以后又要求进来,差点发生纠纷。我们在一旁维持秩序,要求保安再次开门,以免发生冲突,直到18点40分左右,大门口才清静下来。

吃过晚饭,我看了排班表,我们是下半夜巡逻,于是赶紧走路去休息室睡觉。休息室离办公室非常远,我走路也是为了锻炼一下。走到半路遇到队长维克多驾车而来,他带上我把我送到休息室。如果他不送我,也许我还找不到,因为别墅区的房子都差不多,可能要迷路。

今天紧绷了一整天的弦终于在此时放松了,浑身是汗,脱下靴子,发现袜子和鞋底已经粘在一起了,天气太热,脚都捂坏了。赶紧洗漱,撑蚊帐,20点就上床。若此时不休息,下半夜肯定难受得很。我和另外几个同事在一个房间里,各占一个地铺,迅速进入梦乡。


对当地警察进行警务培训


在难民营中安抚儿童


指导当地警察日常警务工作

2014年5月11日,星期日,晴。

凌晨1点半,另一组人回来了,已经极度困乏,等我们这组穿好衣服,立即钻进地铺,连洗漱都免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熬夜执勤了,身体一时还调整不过来,半夜起床确实太难受了,不过自己能够先休息五个小时,还是很幸运。

半夜只是车巡,开车在两个难民营里转圈,巡逻一圈后,2点半回到办公楼休息。体力消耗太严重,幸好带了面包,赶紧吃两片充饥。坐在办公楼的楼梯间里打会儿瞌睡,3点半又出发。这次就停在二号难民营里,三个警察坐在车上,四周蚊子太多了,我涂了两层防蚊膏仍然被咬了几个包。车上的座位空间有限,腿打不直,腰放不下,特别难受。就这样一直撑到清晨7点,终于完成了24小时的工作。在难民营看到了美丽的日出,这也算是对我辛苦工作的一点回报吧。可惜没有带单反相机来。

收拾了所有装备,下一组人马来接替我们。开车回朱巴市区,依次送几个住在营区外的警察回去,很耽误时间。我是最后下车的,终于回到了拥挤的R38房间,此时这个房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赶紧吃了早饭,人才有了点精神,此时睡觉睡不着,还不如做点事情把自己弄累一些,下午再休息。于是我先去洗澡,运气很好,等我洗完就停水了。

2014年5月13日,星期二,阴。

到了UN HOUSE,发现大门紧闭,门口聚集了一些难民。我有些不解:平时都敞开大门,今天为什么紧闭?交接完毕,接受工作安排,今天我与大卫、加纳警察一组,先到二号难民营。远远就看见大批难民排成长队,大约1000多人,几十米的队伍,排在前面的人坐在地上等候,孟加拉国防暴警察和当地保安在维护秩序。走近了才明白,原来今天世界粮食计划署给难民发放粮食,该组织的人员正忙碌着搭建简易登记棚。在登记发放处,我看见一个美国姑娘,和她谈了几句。她在国际移民组织工作,左边眼眶被石头砸得乌黑,就是那些难民所为,真为她揪心。一切就绪后,我们开始让难民有序前来登记。我在难民队伍里,通过询问懂得简单英语的难民得知,这些难民来自波尔、马拉卡和本提乌等最危险的冲突地带,历尽艰辛,不乏因受伤肢体残疾的人。工作人员要求妇女、儿童、残疾人先来登记,刚开始还秩序井然,但由于难民太多,登记效率不高,领取粮食太急切,人群因插队事件多次引发肢体冲突。当地保安采取辱骂、推搡等粗暴办法对待难民,激化了矛盾,引起斗殴。防暴警察好不容易控制住局面,马上另一处又起争端,连妇女都没有例外地参与了冲突。要知道难民里也有前军事人员和犯罪分子,我就在这危险的第一线,弦一直紧绷着,小心翼翼维护秩序,注意观察四周。

上午11点,我们轮换执勤地点到大门口。由于大门一直关着,此时两侧都聚集了大量难民,结果想出去的出不去,想进来的进不来。难民也厉害,等不及了就开始拆大门旁边的铁丝网,撕开一个口子,然后一个个跳进来,冲向粮食发放点。保安们刚开始还拦一下,到后来形势不可收拾,我们赶紧通知尼泊尔防暴队带枪来守门。冲进来的两批难民之间又发生了口角,引发了肢体冲突,打得不可开交,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呐喊、拳头砸肉的声音……不绝于耳。此时加纳警察早不知跑哪里去了,到了执勤点以后就消失了,两小时不见人,卢旺达警察先去吃午饭了,只有我一个警察守在大门口。还好维克多队长带着人马过来增援我,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坚守岗位,他有点吃惊。

饭后我们到发放粮食的一号难民营去维护秩序。这里用油布简单地搭起了十几米的凉棚,为工作人员和难民遮荫,每个难民凭借在大门口登记时领取的姓名卡,录入自己的拇指纹,盖章以后就可以领取一袋面粉。领取处的两个口子均有防暴警察守卫,还用铁丝网把入口完全封闭了,以防难民冲击。我在这个100多米长的发放点来回巡逻了多趟,想找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太阳很毒,难民很挤,气味很臭,精神很差。巡逻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看到一个工作人员离去,空了一张椅子,我才得以坐下来休息一下。下午16点半,粮食发放结束,明天继续,工作人员慢慢收拾了所有的油布,这里又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黄土。

17点半终于可以休息了,赶紧到休息室去,靴子底和袜子再一次紧密粘在一起,抓紧时间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今天的弦绷得太紧了。

20点,又开始夜巡。今晚是农历四月十五,月亮特别亮特别圆,走在月光下的难民营中,别有一番感觉。看着凄凉的难民、奔跑的孩子,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若不是维和,怎能有这种机会接触地球上最贫苦的人民?若不是亲眼所见,怎能相信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享受现代化生活的今天?地球的那一端,家人和朋友们正在享受午夜的宁静,而我在南苏丹,充实着难以想象的人生经历。


在难民营中帮难民发放粮食

2014年5月19日,星期一,晴。

下午我们的执勤地点在一号难民营。今天世界粮食计划署发放粮食,和那天一样异常热闹,挤满了难民。我仔细观察,来领取粮食的几乎全是妇女和儿童。南苏丹多年战乱,成年男子的数量急剧减小,男少女多,他们被多个老婆供养起来,女人为生计奔波,男人喝酒晒太阳不理家务。而且打过仗的男人脾气很暴躁,没办法安心工作,喝酒闹事打老婆的事件经常发生,给下一代也留下很多战争创伤。世界粮食计划署给每户人家发放的粮食是50公斤黄豆、5公斤小扁豆、1箱棕榈油,下午毒辣的太阳也挡不住难民领取粮食的热情。我加入发放粮食的队伍,帮难民把口袋扛上头。那么重的粮食,妇女们用脑袋顶着,手上还提着,我除了佩服还有心酸。在烈日下工作热得我大汗淋漓,但能够为难民做点实事,让我内心无比平静,这才是维和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最真实的现场给难民最实际的帮助。印度警察给我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我还拍了一段领取粮食的珍贵录像。中途因为插队发生了几次冲突,有些难民领过一次之后折返回来再次领取,被其他人认出来,打作一团。我们立即清场,防暴警察赶紧来维护秩序。中途与孟加拉国防暴警察聊天,他们的工资比我想象中还低,普通警察每月760美元,下级警官960美元,高级警官2200美元,干着最累最苦的活,住着最差的帐篷,拿着最低的工资。但就算如此,都比他们在国内的待遇好很多,我只能一声叹息。其实孟加拉国本身就是一个贫穷国家,每年因各种自然灾害需要国际社会的大量援助,他们国家把警力大量安排在联合国,就是想让联合国帮他们养活警察,同时政府还可以从人头上扣除一部分钱作为收入。

下午16点10分粮食发放完毕,我终于可以休息片刻了。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干的地方,到办公室敞开衣服,坐在椅子上靠着墙打盹。赶到下一执勤地点东大门,刚到达就发现一辆皮卡车被砸得稀烂摆在门口,挡风玻璃掉在车前,地上是拳头大小的石头,周围是群情激愤的难民,防暴警察正在清场,安全官们在拍照和了解情况。这情景一下就让我抓紧了脚趾:一定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事件。后来经安全官叙述,得知事件来龙去脉:UN HOUSE的一个丁卡族工人,把一号难民营的一个努尔族妇女搞怀孕了,努尔族男人要收拾他,他赶紧拔腿就往大门跑,但通往大门的路上有一个大水坑,长20多米,宽10多米,跨不过去,那人抢了一台车,掉头往东门逃跑,努尔族难民马上电话通知了二号难民营的同族人,这边人家拿着石头等候在东门,车子一到乱石如飞,砸得稀烂,丁卡人也被砸了,拼死跑出了东门,捡了一条命。当时队长维克多正好在现场执勤,乱石来的时候没来得及躲闪,被砸中了头部。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悲伤,真是好人易受伤,很担心维克多的安危,要是当时在那里的是我,谁知道会不会也像维克多一样被砸?确实太危险了!这些难民崇尚暴力,民族仇恨根深蒂固,每次来执勤都有无数的突发情况,这次最严重。维克多的不幸受伤让我们每次执勤时都随时注意难民是否有暴动倾向,也让我们感受到,维和警察首先保证了自身的安全,才能够谈到保护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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