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鲜血凝成的兄弟般友谊

李景贤   2016-05-08 05:13:47


李景贤

一位是中国人,另一位是格鲁吉亚人,这两位影响过历史发展进程的伟人,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其做法却惊人地相似:战争一开始,就毫不动摇地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了前线,而且连出发点都一模一样——我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而且,毛泽东同志的儿子当年还向苏军统帅请缨上前线去打法西斯匪军,他这是要为苏联而战啊!


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苏联,在抵达莫斯科车站时,毛泽东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热烈欢迎

2014年10月2日,我们迎来了中俄(苏)建交65周年。回望已经渐渐远去的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两国关系既绽放过绚丽的夏花,也经历了难熬的冬夜。可幸的是,中俄两国人民最终走出了一片新天地。在中俄两国人民共同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70周年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了普京总统的那句话:中俄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兄弟般友谊”。正是这兄弟般的友谊,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作为两大盟国并肩作战。在今天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70周年之际,中俄两国领导人决定以互访和阅兵的形式来共同庆祝。

“二战”期间:中苏共患难、同战斗

1991年初,经中苏双方商定,江泽民总书记于5月中旬正式访问苏联。此次访苏由中联部负责组团。由于我当时在外交部任苏欧司副司长,主管苏联方面的工作,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同志遂让我到中联部,参加访问的准备工作。

在提供给江总书记参阅的十几份材料中,有一份专门介绍在“二战”和新中国建设中为中苏友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苏方人士的名单。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在访苏期间,最好安排一次与尚健在的上述人士的友好会见。他亲自点了两位人士的名字——曾任苏联援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和第一座武汉长江大桥的总设计师西林。江总书记还特别提到,在参阅材料中,有一位名叫库里申科的烈士,他是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援华航空队的大队长,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其遗孀曾来中国为烈士扫过墓。江总书记让我们把这位烈士的遗孀也列入邀请名单中。

5月16日下午4时,江泽民总书记与苏方友好人士的会见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宴会厅举行。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前来参加会见的友好人士有40多位,其中约一半穿着苏军礼服。在他们上衣的左上方,一排排勋章、奖章数不胜数,光彩照人。在这些老战士中,有的曾是苏联援华航空队飞行员,有的则参加过苏联军队在我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他们见到江泽民总书记都兴奋异常,纷纷回忆起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军的光荣岁月。库里申科的遗孀加莉娜·库里申科紧紧握着江总书记的手,双眼闪着泪花,激动地对这位中国领导人说:1958年10月1日,她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观礼,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深情地对她说:“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库里申科同志的!”

有一位老飞行员还绘声绘色地向江总书记讲述了一次突袭日军在台湾机场的情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苏联轰炸机群从武汉起飞后,一直在4000米左右的高空飞行,当时战机上没有供氧装置,飞行员们只能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高空缺氧的生理反应继续飞行。飞入福建领空后,按照指挥长的指令,他们把战机的高度下降一半左右,在约2000米的空中进行吸氧,吸饱氧气后又把战机升回到原来的高度继续向东飞行。28架战机飞越台湾海峡后,找准日军在台湾的某个机场,立即倾泻下约300枚重型炸弹,停机坪上三四十架日本飞机顷刻间被炸得七零八落,三四个油库也被炸成一片火海。28名飞行员见状兴奋不已,异口同声地在空中一遍遍地高呼“乌啦(万岁)!乌啦!”因为钱其琛外长当时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访问期间让我与中方译员一道跟在江总书记身旁,随时回答他提出的有关苏联和中苏关系的问题,所以关于这次空袭的故事我听得一清二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二战”中,中苏军民并肩战斗,竭尽全力互相支援,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1973年秋,苏联副外长贾丕才(汉学家,我们私下称他为“老贾”)在苏联外交别墅与我国驻苏大使刘新权同志曾一道回忆起中苏两国在二战中相互扶持的种种事例,因我在现场当翻译,所以听到了全部对话内容。

老贾对刘大使说,1941年6月中旬,毛泽东给斯大林提供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希特勒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斯大林立即给毛泽东回了一封感谢电,说这一情报印证了他通过其他可靠渠道得到的同样情报。原来,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从德军总参谋部一位军官那里,也了解到希特勒6月下旬将要进攻苏联的情报,蒋介石立即把这份“厚礼”送给了斯大林。

老贾还对刘大使说,当年10月初,将近200万德国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希特勒放出狂言: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上,不是斯大林检阅苏联军队,而是他希特勒检阅德国的“胜利之师”。在这个危急关头,斯大林当机立断,毅然决定从七八千里之外的远东地区静悄悄地调出34个师支援莫斯科战线,而这二三十万人是为了预防日本与德国相配合、东西夹击苏联而部署在那里的。12月初,在苏军的沉重打击下,德军开始从莫斯科郊外败退,希特勒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老贾强调说,斯大林之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战略决策,是因为他判断中国这个抗日大战场会把几百万日军死死拖住,从而使其无法从东边进犯苏联。

还有个例子也使我深受感动。1996年2月6日,斯大林的孙子叶甫盖尼·朱加什维利与我(时任驻格鲁吉亚大使)一道观看了新拍的故事片《雅科夫——斯大林的儿子》后,告诉了我一个“大秘密”。他说:“祖父同我讲过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在希特勒军队进攻苏联的第二天,一名叫‘谢廖沙’的中国年轻学生给我祖父写了一封请战书,坚决要求上前线打法西斯匪军,信的落款是‘毛泽东的儿子’。”这名青年就是毛岸英,时年18岁,当时正在莫斯科留学。我问他:“你祖父批准了吗?”他说:“你觉得这可能吗?他可不是斯大林的儿子(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即叶甫盖尼的父亲,于希特勒发动对苏联战争的当天,就被斯大林派上了战场,后来英勇牺牲在德国一集中营),而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23岁从莫斯科飞回延安时,身穿苏联陆军上尉军装走出机舱,给前来接他的毛泽东一个大大的惊喜。原来,他在苏联就参了军。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告诉叶甫盖尼:“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把自己的长子,就是这个‘谢廖沙’送上了前线。他淡淡地说:我毛泽东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叶甫盖尼听后声音低沉地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故事我听说过,他的儿子也没有能够回到他身边。”凝思了一会儿,他深情地说:“一位是中国人,另一位是格鲁吉亚人,这两位影响过历史发展进程的伟人,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其做法却惊人地相似:战争一开始,就毫不动摇地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了前线,而且连出发点都一模一样——我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而且,毛泽东同志的儿子当年还向苏军统帅请缨上前线去打法西斯匪军,他这是要为苏联而战啊!这真是两位伟大的父亲!两位伟大的儿子!”之后,他又补充上一句:“两位伟大的统帅!两位伟大的战士!”

“二战”后的每年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上都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都曾应邀出席观看。


1950年2月,周恩来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


1957年11月毛泽东(左三)访苏时参加红场阅兵

朝鲜战争:友谊在战斗中延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斯大林是高兴的。开国大典次日,中苏两国即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还在西柏坡时,就对秘密来访的斯大林特使米高扬说:“新中国一旦成立,即派王稼祥出使苏联。”同年10月20日,王稼祥大使离京前往莫斯科赴任。他除带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字第一号国书外,还带着毛泽东主席在他启程当天亲笔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信中说:“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王稼祥集三大重任于一身,被称作新中国后无来者的“最牛气大使”。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双方还签订了苏联援华的一系列协定。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远东战略格局,而上述条约的签订也使中苏两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这对20世纪后半期世界格局的变化无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中苏两大盟国与美国的严重较量。这是美帝国主义强加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中苏两国人民共同面临着一场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到《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苏两大统帅毛泽东主席和斯大林同志对于战争形势的分析及其走向,对于重大战事的决策,对于朝鲜和谈的时机及方针、对策把握,一直通过多种方式及时进行沟通,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对于前方总指挥提出的战术建议,只要毛主席不提出异议,斯大林都表示赞同,双方保持着高度的默契。斯大林还称赞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此前在多种场合,斯大林都当面或间接称颂过这位“战神”。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与朝鲜人民军官兵一道,浴血奋战多年,做出了无比巨大的牺牲。斯大林则派出飞行员轮番参战,总人数约达72000人。他们击落敌机1097架,120人在空战中英勇殉职,不少人“鹰”击长空,光荣负伤。

就朝鲜战争停战和谈一事,毛主席和斯大林也一直紧密沟通。1951年5月下旬,毛主席主持中央会议,决定“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稍后,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出朝战各方“立即停火”的建议。毛主席甚至致电斯大林,建议他“亲自领导”朝鲜停战谈判,斯大林虽没应允,但从中苏间来往频繁的密电中可以看出,从谈判方针到步骤、谈法,都是中苏两位统帅共同决定的。

1953年7月,朝鲜战争以美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中苏朝三国人民,用鲜血共同谱写了友谊合作的新篇章。


198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会见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右一 )

新中国成立后:友谊在建设中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不久后又突然被卷入一场与美国的残酷战争中,困难之大、之多、之重,完全可以想象。斯大林及时地向我国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中苏双方很快就开始执行恢复我国国民经济所急需的47个项目,真乃雪中送炭!

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离开莫斯科赴任前,斯大林曾满怀深情地对他说:“你这次去中国,要把全部知识和技能都告诉中国同志们,直到他们全都学会为止。”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们也一直给予高度信任,阿尔希波夫常被邀请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而斯大林得知后却对他说:“你以后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了,因为这样做会使中国同志们感到难堪的,一个受外来压迫多年的民族,对这类事情是很敏感的。”有一次,几名在中国东北工作的年轻苏联专家特地来到北京,去了中南海新华门,说要见一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看看他究竟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毛主席见到这些年轻专家很高兴,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极为重视发展中苏友谊。为了援助中国,斯大林不惜修改了苏共十九大所通过的五年计划大纲。有一年,苏方企业供货严重拖欠,斯大林得知后立即撤了十多名部级领导干部的职。有一段时间,苏联缺乏硬通货,毛主席便指示从并不宽裕的侨汇中拨出一两亿美元来支付苏方贷款,让斯大林颇为感动。

1954~1957年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量更大(多达109项)、面更宽,其中就包括在核研究方面。在黄迪菲的回忆中,有个片段就相当感人。1957年12月20日,当P2型导弹及器材用十节火车皮运到边境的满洲里站时,前来迎接的彭德怀元帅亲自解开系在导弹上的红绸带,深情地对在场的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现在把他托付给你们啦,你们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不久前,我听一位核专家回忆起一件类似的往事。他说,在苏联核专家首次开课仪式上,钱学森坦率而深情地说:“在核研究方面,我们还是刚学步的孩子。同学们啊,你们一定得在苏联专家们的搀扶下快快茁壮成长!”

新时期:伟大友谊焕发青春活力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中苏两党的分歧开始显露出来。60年代中期,两党两国关系趋向恶化,“文革”后达到严重恶化的地步。

中共、苏共都姓“马”,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了十多年之久。两国鸡犬之声相闻,却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只保留着两馆(各自驻在对方的大使馆)、三线(各自飞、开往对方首都的每周一个航班、一次列车,还有一条政府“热线”)和少得可怜的贸易(每年总共才2000多万瑞士法郎),中苏关系十几年一直处于冰点。

到了80年代初期,两国最高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感到,中苏关系再如此恶化下去,只能更严重地损害两国的根本利益,于是他们便设法寻找转圜的机会。在邓小平同志的不懈努力与推动下, 1989年5月16日,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之后,中苏(俄)双方都理性地分析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诚恳承担各自应负的责任,深刻吸取个中教训。这是一笔无形的巨大的政治财富,为日后双边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1年12月26日,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停止存在”。次日,俄罗斯联邦接替其在联合国的席位。29日,中苏关系被中俄关系所继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俄关系得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在短短三年多时间内,由于双方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中俄关系实现了一个“三级跳”:从一般国家关系发展到友国关系,再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后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十分看重中俄关系。正是根据他的提议,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辟了国与国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先河。

20世纪的最后一天,叶利钦总统经过大半年反复思考、权衡后,明智地宣布提前让位给总理普京,这预示着俄罗斯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有史家称这一天为“普京大帝元年的开启”。

普京2000年春当上俄罗斯总统后,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前,这种关系处于一个新的阶段,“驶入一条可以疾驰的快车道”。中国高铁开进莫斯科——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同志2014年10月访俄期间,我国民间创造出的一个含义颇深的形象化说法,它“称”出中俄务实合作新规模的巨无霸级重量。稍后,普京对中国记者说:“在二战期间,苏联和中国是两大盟国,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兄弟般友谊,为当代俄中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中俄双方签订的文件和两国领导人发表的言论看,中俄关系可具体拆解为六大合作关系:真诚互信的政治合作关系、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共同创新的科技合作关系、和谐友好的人文合作关系、团结互助的安全合作关系、相互配合的国际合作关系。在当前形势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大业的意义更为重大,成为两国各自抵御重大政治风险的强有力屏障。

2014年11月9日,普京来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峰会。当日晚,习近平主席会见他时高兴地说:“今年以来,我们加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密切地沟通接触,精心栽培了中俄友好合作的常青树。”这是习近平同志任中国国家主席两年来第十次与普京会面。双方这次又签订了17项务实合作协定。对此,有媒体评称:“习普会”一年平均五次,破了中俄领导人以前会见密度的纪录,而两人这次会见,则奏响中俄合作的“亚太新曲”。

苏联解体后20多年间,特别是普京主政俄罗斯以来的实践证明,中俄关系成为邻国间、大国间相互信任、和谐共处、尊重和支持对方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合作共赢的典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国与国关系中,中俄关系是一对“含金量”最高、最为“实打实”的双边关系。

六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回望中俄关系从“花开花落”到“花谢花茂”,我想起“法门无内外,大道无遮拦”这一禅语,似乎忽然悟到其真谛。我们中国也有句古语,叫做“大道兮行远”。用鲜血凝成的中俄两国人民兄弟般友谊,乃大道也!这是一条不怕遮拦,也不可遮拦的大道,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其前行。坚信中俄两国人民也必将世世代代,沿着这条大道越行越远!■

作者曾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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