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儿女的故事:苦难的童年(上)

未知   2016-05-08 05:13:16


毛泽东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么童年就应该是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是清早的第一滴晨露,是人生最多彩和快乐的阶段。然而,有这样一群孩子,因为父母对反动政权的“叛逆”和“造反”,他们的童年却充满了阴暗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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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毛岸英(左)和毛岸青

杨开慧被捕入狱时,年仅8岁的毛岸英也同母亲一起被投进了监狱。在狱中,他经历了和母亲的生离死别。被保释出狱后,他和两个弟弟又被送到上海,在董健吾开办的大同幼稚园生活。在那里,他不幸失去了小弟弟岸龙。1931年,由于顾顺章叛变,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他和弟弟岸青几经周折后被上海地下党送到“红色牧师”董健吾的前妻黄慧英家中。上海地下党被破坏后,被迫中断了对他们的补贴。由于生活日趋艰难,黄慧英对两个外乡孩子的态度也逐渐不耐烦起来。无奈之下,毛岸英带着弟弟开始了流浪生活。他们露宿街头,卖过报、捡过垃圾、拾过烟头、当过伙计,挨打受气那是家常便饭。直到1936年,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他们才被地下党找到并被送往苏联。

彭士禄,核动力专家,新中国第一批工程院院士。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震惊全球。它的总设计师正是彭士禄,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谁能想到,这位声名卓著大科学家的儿时经历,竟会如此凄苦。小时候他不叫士禄,叫保禄。小保禄3岁时,母亲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4岁时父亲就义。1932年秋,7岁的保禄被组织上秘密送到金砂乡的共产党员陈永俊家。从此他改姓“陈”,管陈永俊叫“哥哥”,管永俊的母亲潘舜贞叫“姑妈”。可是好景不长,也就一年光景,叛徒陈醒光(叛变前担任潮安县委书记)就带着国民党宪兵来抓他们了。

彭士禄(彭湃烈士、蔡素屏烈士之子):1933年阴历7月15日早上,国民党的宪兵队把我们家给包围了。等我姑姑出来开门时候,宪兵马上把她抓住,也把我给抓了。我一看,怎么是他(陈醒光)啊!他问:“你认识我吗?”我说:“不认识。”他说:“你是彭湃的儿子,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这是我姑姑,我姓陈。”他又说:“不对,你叫彭保禄,你不姓陈!”我还是不承认。他又问:“你哥哥哪里去了?我说:“我哥哥过蕃(到南洋)去了。”“你哥哥的枪呢?”我说:“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枪啊。”这些都是我提前准备好的“口供”。可他们还是不由分说把我和姑姑押走了。

我姑姑是小脚,宪兵嫌她走得慢,就用驳壳枪枪把打她。我看不下去,就同宪兵反抗。我们被押到潮安监狱后,因为我只有8岁,就被关到女监房里去了。过了几个月,来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把我从监牢里带走了。

当时,国民党在南山围剿的时候抓了不少红军的号兵、勤务兵等,他们将这些不满18岁的“红小鬼”都集中关在潮汕警备司令部,彭士禄也被押到了这里。

彭士禄:一共集中了30多人。等我们人到齐了,就一起又被押去石炮台监狱。石炮台真苦呀!饭里都是沙子、虫子;没有被子,就盖个破麻袋,满身都长了疥子、虱子。就这样在那里关了半年多。

有一天,国民党突然就把我一个人叫出来,让我站在监狱门口照了个相。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国民党要写“南山剿匪记”,其中有“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这段。这段小文章登到《国民日报》上后,我在香港的五叔和祖母就知道我被捕了。

后来等人员集中得差不多了,国民党就把我们几十个红小鬼,再加上红军的家属,总共有300多人吧,用一条船押到广州,关进了广州感化院。在感化院里我差点病死,全身瘫痪站不起来。因为不能走路,我只得爬着,上厕所都爬着去,爬着回来。在感化院,我认识了一个“红小鬼”,我俩非常要好,他老给我讲南山红军的故事。从他那儿,我才知道我的哥哥陈永俊、七叔彭述都已经牺牲了。

1935年秋天,关押在感化院的人被集体释放。小士禄凭着模糊的印象找到姑妈家,可是姑妈家已经空无一人,他无家可归,只能跟着邻居二婶靠沿街乞讨度日,那年他只有10岁。直到14岁时,他才被地下党找到,并由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将他接回延安。


“红小鬼”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正是有了刘志丹和陕北的老革命们创建的陕甘根据地,各路长征的红军才有了落脚点,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圣地延安,后来的孩子们才得以生活在充满阳光和雨露的乐园。然而,在刘志丹亲生女儿的回忆中,与她童年相伴的却是山洞、炒面和野狼。

刘力贞(刘志丹烈士、同桂荣之女):1934年国民党来抄我们家,那时我4岁多。接到老百姓事先报的信,我们全家人就都逃进深山沟里,钻进了梢林,我母亲就带着我一天到晚躲在大渠沟的山水洞里头。我母亲整天搂着我,虽说是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但只要有母亲的呵护,我就觉得非常安全、非常高兴。那时候我们也没带什么吃的,接着雨水和着炒面,这就是我们娘俩的饭。我母亲把炒面给我吃,她自己就喝点稀汤。我姨夫装成放羊的,成天在山头上转。找见我们后,他就领着她女儿每天给我们送饭。那地方狼很多,有一天晚上送饭的时候他碰上了野狼,搏斗中把饭罐给打了。一看这情况太危险了,我姨夫就把我们就接到他家里头。


刘爱琴亲手绘制的母亲何葆珍烈士像

刘爱琴的父亲刘少奇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她的生母则是被战友们称为“女中豪杰”的何葆珍烈士。1933年,何葆珍任全国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志。由于营救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她自己也遭到逮捕。最初她化名王芬芳与敌周旋,敌人因为弄不清她的真实身份,只得以从事非法政治活动为由判处她15年有期徒刑并投入南京模范监狱。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当局获知何葆珍的真实身份后,对她施以种种酷刑,企图逼迫她招供。她却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革命者是杀不尽的!” 1934年10月18日,何葆珍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刘爱琴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在她的回忆中,童年的经历是最难忘的。

刘爱琴 (刘少奇、何葆珍烈士之女):由于我的父母常年在外革命,所以我出生以后就被托付给别人去抚养了,后来又被卖到汉口一个拉三轮车的家庭当童养媳。在他家,我得打水、洗衣服、做饭、砍柴,干好多活儿不说,还常常挨饿、挨打,就这样得了失尿症。我的那个所谓的“婆婆”特别厉害,一点不如她的意就对我又揪耳朵又打屁股,弄得我满身都是伤。幸好,我在11岁的时候被接回延安去了。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才知道我的生母在我不知道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1939年,我到延安才一年,也就是刚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的样子,父亲由于工作忙又把我送到苏联去了。我是跟着周恩来伯伯去的苏联,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

崔军的父亲原名崔文宪。1935年毛泽东到瓦窑堡时,最初以为这位瓦窑堡市的市委书记是个知识分子。后来崔文宪告诉他,自己是扛长活的,参加革命前一个大字也不识。毛泽东说:“噢,是个田夫嘛。”从此父亲改名“崔田夫”。

崔军(崔田夫、赵应清之子):我父亲参加革命后,被选为陕北特委书记。那时候国民党正在搞白色恐怖,他们想捉拿我父亲但又找不到他,因为当地农民和革命群众齐心协力把他保护起来了。国民党找不到我父亲,就把我和我母亲、我弟弟抓起来做人质。被关进国民党的监狱时,我6岁,我的弟弟才3岁,都还是还不太懂事的年纪。但是我清楚记得,我母亲遭受严刑拷打,满身满脸都是血,可就是这样,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为了保护我和我弟弟,她对丈夫的活动始终没有泄露一丝一毫。最后,由于敌人无法得出结论,只得采取跟踪追击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踪迹,于是就把我们给放了。我母亲被放出来以后,为了不连累别人,她就不再回娘家,而是带着我和我弟弟开始讨饭,过叫花子的生活。白天要饭,晚上就随便睡在哪里。有一天,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佘友年同志突然找到我母亲。他对我母亲讲:“我们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你们,找得好苦啊!”于是,他背着我弟弟,我们白天睡觉,晚上赶路,就这样走回苏区,找到了我的父亲。

任弼时23岁就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四年他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远志是任弼时的大女儿。27岁时,任弼时告别即将临产的妻子陈琮英去了瑞金。令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女儿出生才七天就随母亲一道“参加”对敌斗争了,而当远志第一次见到生父的时候,已经15岁了。

任远志 (任弼时、陈琮英之女):我是1931年出生的,当时我父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就在我母亲快要生我的时候,组织上把我父亲调走了。我刚出生不到七天,母亲就被国民党抓起来了,于是我就跟着母亲一起蹲了国民党的大牢。我母亲装成农村妇女,被国民党审讯的时候就把我抱在怀里,她一回答不上来问题就掐我的屁股,掐得我哇哇哇地大哭大叫,有时候甚至满地撒尿。这样一来就弄得敌人没办法继续审问了,只得说:“农村妇女退堂!”就这么“过关”了。

我记得好像被关了半年时间以后,周恩来伯伯想了很多办法,妇救会等好多组织也都千方百计想办法,最后由党组织通过“互济会”出面把我们营救出狱了。我妈妈出来以后,和我的舅妈赵一曼在上海相遇,她就把牢里的这一段对我舅妈讲了,她说:“敌人逼问,我没办法,就掐远志,掐得她直哭……”我舅妈说:“真了不起,我侄女这么小点儿就参加革命,参加对敌斗争了!”


黄克诚、唐棣华和孩子们(前排左起黄煦、黄楠、黄晴)在湖南

黄楠的父亲黄克诚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红军和抗战时期曾担任过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八路军纵队政委、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40年5月,他率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豫皖苏,10月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于淮海、盐阜地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黄克诚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苏北区党委书记,领导军民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也就是这个时期,已经37岁的黄克诚向唐棣华求婚了。唐棣华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1936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投身革命。1939年她第一次见到黄克诚的时候,正担任苏北阜宁县县委书记。随着两人的结合,他们爱情的结晶黄楠也呱呱坠地来到了世间。

黄楠(黄克诚、唐棣华之女):我1943年1月出生在苏北,因为是个女孩子,就按南方的习惯给我起名叫“阿囡”。母亲怀我的时候身体很不好,所以尽管我是足月生的,也只有三斤多重。我出生后因为赶上敌人大扫荡,所以就被藏在一位同志在乡下的家里,曾经有一段时间还躲到上海去过。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们隐蔽的地方旁边是一个大烟馆,旁边有许多特务出入,所以我母亲就很紧张。有一次她出去和同志接头,就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然后我就自己钻到了被窝里头。等她回来的时候才发现我在里面整个脸都憋得发青了,差点没被捂死。我被抱出来后过了好一阵子才慢慢缓过来,总算还是活下来了。

林苏生的父亲林伯渠1933年来到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和总供给部部长。林苏生的母亲范乐春1927年参加革命,1934年被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任优待红军局局长。因为刚生孩子,她没能随丈夫一起参加长征。红军主力出发的那一天,她背着刚出生18天的儿子林苏生,怀抱着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骑马赶了近50公里路,来到会昌的堂兄范美宏家。

林苏生(林伯渠、范乐春烈士之子):我出生没多久,母亲就把我和邓子恢叔叔的儿子送到会昌一个堂兄家,他在那做些小生意,家里也很苦。我母亲对她堂嫂讲:“现在红军要走了。这两个孩子太小,我们没法带着行军,就请你们俩收下他们。我们要是回不来了,这两个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们要是回来了,会把这两个孩子领回去,还要感谢你,永远不会忘记你。”

堂兄家也很穷,同时带两个孩子太困难,而邓瑞生才出生三天,送给别人抚养实在不放心,因此他们夫妇只好忍痛将堂妹的亲生儿子送给了邻居文长秀。

林苏生:长秀妈妈自己的丈夫也是参加红军的,她知道我们的来历,所以就答应收下来。后来,她把我和她自己的女儿用挑稻谷的箩筐一边一个,从县城挑到了会昌洛口。

文长秀的丈夫患病撒手人寰后,她的生活从此失去依靠,不得不改嫁,被迫把小苏生卖给一户赖家。赖家的女人不能生育,所以得了这个儿子后很高兴,给孩子改名叫赖亚平。

林苏生:到了赖家以后,可能是两三岁的时候吧,我得了小儿麻痹症,过两天腿就软了、没劲了。当时那个条件也不知道这叫什么病,也没办法医,家里只能长吁短叹地说“命苦”。我六七岁的时候,家里送我去读过一段私塾,后来因为太穷交不起学费,就又送我去当学徒,学做衣服。我从小还放大水牛,是一种公牛,南方叫水牛牯。这个公牛很壮实,我经常拿缰绳牵着到田边、山坡底下放牛。这牛一看到远处绿油油的稻子和蔬菜就要跑去吃,我就紧紧拽着缰绳不让它去。可牛的力量太大了,我当时又小,腿脚也不方便,就被它拖着走,但就是这样也不敢放手。因为如果牛把人家的菜、稻子吃掉的话是要赔的,回来后还要挨打挨骂,所以我吃了很多牛的苦。除了放牛,我平时还要干别的活,像什么夏收夏种、割稻子、种蕃薯、种豆子这些,都得干。记得当时割稻以后,我要把割下来的稻子一捆捆送到脱粒、脱谷机的地方,我养父就在那搞脱谷,我还要把稻子一捆一捆送过去。但是送不赢啊,因为腿有毛病。送不赢就要挨打,打得我在田里打滚。所以我感觉童年和少年是我最困难、受苦最多的时代。


这是林伯渠一家在颐和园中的合影,站在林老身后的小伙儿就是林苏生,只可惜他的母亲范乐春烈士已经不可能和他们父子在一起享受这天伦之乐了

和林苏生一起被送人的邓瑞生是邓子恢和黄秀香的儿子,他们在主力红军转移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黄秀香将出生刚三天的儿子交给范乐春后就随小分队向赣南转移突围,途中遭到敌人伏击,她受伤被俘后不幸被敌人杀害。后来,当范美宏一家把瘦小的瑞生收留下来后,他们夫妇从此就成了瑞生的养父母,给他改名范宜德。

邓瑞生(邓子恢、黄秀香烈士之子):我9岁那年的时候,生病养了14天,花了不少钱。钱花完了,我养父也去世了。当时我养母说:“哎呀,我都不想活了,这往后可怎么过啊?这样吧,你去学个手艺。男孩子到这个时候了,要现在不学点手艺,将来靠什么生活。”我说:“行,妈,你说吧,要我到哪里去?”

养母通过关系把瑞生送去一个制伞的作坊当学徒。每天要打扫院子、端尿盆,最难的是挑水。

邓瑞生:厂里有小徒弟30个,老板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一清早起来就要打扫院子,帮老板倒尿盆,还要挑水。十来岁的孩子还没有扁担高,到河里挑水真是很困难。有一天我挑了水上台阶,一步三晃好费力啊。这时,因为两个台阶之间夹着一块石头,我正好踩在那个石头上,“咵”地一下踩翻了,石头正好砸到我脚上。第二天一看,哇,坏了,被石头打伤的脚长出一个黑泡,实在走不了路了。老板看了就说:“那你今天不用挑水了,就到胡同口摆伞的摊子那里去,给厂里卖伞吧。”我没办法,只得摸着墙往前走,胡同挺长的,就这么一直摸到胡同口。这时,正好遇上我养母早晨出去买菜。她一看我就问:“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的脚受伤了,老板让我在这里卖伞。”我养母听完眼泪就下来了,说:“走,儿子。咱不吃他的饭了,咱们回家去。”她就把我背到家里,再不让我去厂里了。

养母的泪水给了瑞生安慰,养母的后背让瑞生感到有了依靠。然而,又有多少孩子,他们仍在无依无靠中拼命挣扎,在敌人的淫威下苦苦求生。■(待续)

大型文献电视片“延安儿女的故事”完成台本。


邓子恢一家人合影,后排左三是邓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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