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无冕之王』陆铿

沈美娟   2016-05-08 05:13:12


父亲感慨地说:『他是我当年被关在昆明监狱时的「生死之交」 ,是无话不谈的难友啊!我在监狱里不知吃了多少他太太送来的牢饭呢!』

沈美娟

陆铿,别号大声,是家父沈醉多年的老友。他一辈子没有当过官,没有经过商,终身以新闻记者为职业;他为人豪爽、开朗、热情,可谓是“相交遍天下,知己半海内”。更难能可贵的是,直到耄耋之年,他还常常跻身于记者群中,采访重大新闻,从不自惭老迈,依然乐此不疲。在近60年的记者生涯中,他经历了种种严酷的考验,彰显了他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可谓是新闻界绝无仅有的人物。

始于牢饭的生死之交

1980年底,父亲偕我赴港探亲的第二天,陆铿就匆匆赶到我们下榻的酒店会面。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当时虽已年至花甲,依然风度翩翩,活力四射。他见父亲穿的还是一套老旧的中山装,就立即去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套西装送给父亲。他说,香港是个“只认衣装不认人”的地方,他希望父亲穿着体面一些,别让港人把他看成“乡巴佬”。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从大陆到香港也才两年多,而且他支持到港后才结识的《中报》总经理胡菊人,毅然辞去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中报》和《中报月刊》总主笔职务,正是囊中羞涩的时候,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为父亲慷慨解囊。此后,他即把父亲请至家中叙旧,又邀请父亲过去的老相识、老朋友一起到豪华酒店为父亲接风洗尘……

因为父亲所著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内幕》都曾经在香港报刊连载,香港传媒对他并不陌生。我们到港后的第三天,就有家报纸用醒目的大幅标题登出了《沈醉将军携女抵港》的报道。一时间,记者们蜂拥而至,向父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搞得他应接不暇,幸亏陆铿及时赶到,劝阻了同行,才免遭记者们的纠缠。

我当时不解地问父亲,陆叔叔为什么对你那么好?父亲感慨地说:“他是我当年被关在昆明监狱时的‘生死之交’,是无话不谈的难友啊!我在监狱里不知吃了多少他太太送来的牢饭呢!”后来,父亲才陆陆续续把他们的交往和陆铿的一些经历告诉了我,使涉世未深的我对这位气宇轩昂的陆叔叔格外好奇和钦佩。

陆铿与父亲相识于1949年秋,是通过昆明《平民日报》社长丁中江介绍的。因为两人都有喜好交朋友的个性,所以谈得很投机。而且在交往过程中,陆铿发现父亲虽然大半生都是做特务工作,但诗书皆通,才情横溢,且见多识广,分析判断事物敏锐,加上开朗的性格,所以二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云南解放之初,两人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当时监狱里犯人多,条件差,不得不让犯人的家属每天送牢饭。可是当时我们全家都到了香港,父亲在昆明没有家人,监狱管理员就叫同狱的四个人的家眷轮流送饭,每两天送一次,每次送五个人的饭菜,其中就包括我父亲的那一份。“肃反运动”开始后,其他三个战犯都被镇压了,就改由陆铿的妻子杨惜珍每次送两个人的饭,一直到1950年底父亲被转押往重庆为止。在狱中的时候,父亲常常发牢骚,说话不注意。陆铿就提醒他说:“时局既然如此,以后说话可得小心,要注意明哲保身。”由于他们无话不谈,且能互相保密,所以成了生死之交,彼此的经历也了解得比较清楚。

出入战场的随军记者

1939年秋,陆铿考入位于重庆南温泉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事业专修班。当时,学校请于右任老先生以元老记者的身份给他们讲课。于右任是清末著名的革命报人,曾经在上海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日报》等四份报纸。于右任在讲课时谈到当年办报的经验时指出:“办报一定要为民请命,与学者密切联系,争取学者在言论上的支持。”他鼓励学生们说,新闻记者一定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之法”。“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还可恶。”“新闻记者是时代最快活的人。世界如此之大,文物日新又新,人所不能到的地方,记者能到;人所不易见的人物,记者能见;人所急于要知的事情,记者先知。”并鼓励他们要“以新闻事业为职志,忠诚服务社会,造福百姓”。

于右任的这番教导即成了陆铿此后几十年记者生涯中的信条和座右铭。而于右任也一直将他视为子侄,一方面是出于老报人对后辈的关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陆铿的好友丁中江的父亲丁石僧当年是同盟会东京支部部长,与于右任同为革命战友。丁中江入新闻界就是于老介绍的。于老不仅对丁中江勉励有加,对陆铿也关爱备至。1943年,陆铿与中央大学医学院牙医院的院花杨惜珍结婚时,于老作为证婚人给陆铿取了“大声”的别号,连同一幅对联作为结婚礼物。因为陆铿当时是中国第一位“广播记者”,即采访新闻的同时亦作现场广播报道,所以于老的理由是:按中国的传统,连名带姓称呼不礼貌,而陆铿是单名,叫“铿”,他又叫不出口,所以需要一个号。根据古语“实大声宏”,而做广播记者大声疾呼,加上名字“铿”,即铿锵有声,故以“大声”为号相赠。从那以后,朋友们就以“大声”叫他。

一年后,陆铿从中央政校毕业,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从此,猎求重大新闻就成了他人生的最大快乐。说起来,他的记者生涯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二战即将结束时,他加入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为首的盟国远征军总部随军记者的行列,作为战地记者走遍了欧洲战场;又在亚洲亲见了投降后的日本。抗战胜利后,27岁的他就被曾经的政校老师、当时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邀至《中央日报》任副总编兼采访部主任。

1946年春,陆铿刚到《中央日报》报到不久,适值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国共两党的内争。为了解国民政府对和谈的基本方针,他不惜动用了于右任和邵力子的关系,硬是挤上了“美龄号”,追随蒋介石前往东北,并通过当时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混进了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大礼堂,和三四百名国民党师长以上的军官一起聆听了蒋介石极具机密性的训话。通过蒋介石的训话,他意识到,蒋介石根本没有和谈的意愿,内战已是避免不了。蒋介石之所以同意和谈,无非是应付美国人,以此争取美援。他对此感到很惶恐,即把希望寄托在马歇尔身上。因为他在马歇尔那里了解到,美国政府派他来华调停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为国共双方协商停止军事行动;二是为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求早日解决当前的内争。当国共谈判陷入僵局时,蒋介石避住庐山牯岭,中共代表周恩来下榻在庐山下。马歇尔为了挽救僵局,曾经八上八下庐山,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陆铿也因此追着马歇尔的轿子,八上八下庐山。他在庐山两个来月,先后接触并结识了不少“大人物”,除蒋介石夫妇、马歇尔夫妇、司徒雷登大使,还有陈诚、徐永昌等人,中共代表团方面则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第三方面的代表则有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通过对各方代表的追踪采访,他最终才搞清楚:蒋介石之所以突然飞到庐山避暑,是为了暂避马歇尔催促全面停战。而国共和谈陷入僵局的关键却是在于苏北。当时,蒋介石在美国退出调处的压力下,表面上答应了东北停战的日期,但他坚持要中共军队退出苏北地区。而中共方面对“和谈”极有诚意,表示其他方面都可以让步,撤出,只有苏北例外。


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陆铿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1947年春,陆铿在出席采访国民参政会时,听到一些参政员对宋子文、孔祥熙的杨子公司和孚中公司非法套取国家外汇之事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他认为此乃正义之声,决心利用党报揭发此贪污大案,重拳打击利用特权祸国殃民的权贵。他回到采访部,就暗中让一名部下全力以赴地去财政部、经济部了解孔、宋两公司违法套汇的情况,并搞到有关的调查报告。为了不连累其他人,他只跟自己的同窗好友、报社的总编辑李荆荪打了个招呼。是年7月29日,《中央日报》登载了揭发孔祥熙、宋子文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贪污国家外汇33400多万美元的文章,开创了中国报业史上党报揭露中央大员贪污的先例。此文不仅轰动了南京、上海,甚至波及到了全国各大城市,各大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都进行了转载。此事引起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震怒,特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调查消息来源。因为文章导言中提到,此消息来源于财政部门的高级官员,所以各方面都认为此事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国民党中宣部的正副部长李惟果、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多次找陆铿追查消息来源,他却拒谈消息来源;最后连蒋介石也亲自出面询问他。此时,他已作好了被关押的准备,慷慨陈词自己发表此文的动机,介绍社会舆论对当局的看法。他认为,在国家经济面临重大危机、通货膨胀已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政府高官还不顾百姓死活,大敛钱财,把国家的外汇占为己有,大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他越说越激动,最后连蒋介石也频频点头,赞同他的观点。此事因种种原因,让他躲过了这一劫难。他也因此在新闻界一举成名。

1948年6月,陆铿看到国民党中央面对自己的败象不是加以正视,励精图治,而是讳疾忌医,粉饰太平,觉得国民党已是沉疴难返,决定离开《中央日报》。不久,他看到广州没有一份像样的报纸,便与好友丁中江商量,决定在广州办一张名为《天地新闻》的独立报纸,请于右任先生任名誉董事长。当时,丁卖掉了昆明的房子,陆动用了妻子所有的首饰和积蓄,孤注一掷。可是《天地新闻》创刊之初就惹恼了当局,开始是报纸刊出了他的连襟龚选舞写的一篇《台湾难官百态》的文章,描写了国民党官员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狼狈景象。文前,丁中江加进了《桃花扇》剧中的一段话作为引子:“当年气焰掀天转,如今逃奔亦可怜,养文臣帷幄无谋,养武夫疆场不勇,到如今水剩山残。”

此文惹得国民党高官勃然大怒。不久,他们又在报纸上分析、推测了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地点,加之陆铿曾在《中央日报》有揭发孔、宋,与国民党作对的“前科”,于是,《天地新闻》创刊仅40天就被当局查封了,而陆铿也被捕入狱。后因于右任和阎锡山的干预,才得以保释。

出狱后,陆铿暂住香港,原打算在香港复刊《天地新闻》,可那时他囊中羞涩,无法马上达成心愿,只好在香港静观待变。1949年10月底,他意外地接到在日本东京的所谓“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邀请,让他去东京小住。

1947年3月,陆铿曾作为南京《中央日报》代表参加了“中国赴日记者团”,应麦克阿瑟邀请,到日本、韩国访问,历时18天。回国后连续发表了18篇报道,后集结成书,题为《麦帅治下的日韩》。其间结识了当时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在广州创办《天地新闻》时,朱世明还特意送了一副丝绣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表示祝贺。因此接到朱世明的邀请后,便毫不犹豫地去了日本。在东京“外籍记者俱乐部”居住时,他又结识了一些新闻界的朋友,即准备在东京复刊《天地新闻》,并向麦克阿瑟总部申请到了《天地新闻》日报出版的许可证,同时还申请到了他妻子杨惜珍和三个孩子的东京长期居留证。1949年12月10日,他正准备拍电报,让妻小来东京时,意外地在外籍记者俱乐部看到一份晚报,得知卢汉已在云南宣布易帜的消息。他马上决定返回云南,把在昆明的妻小接出来。孰料他在香港想方设法坐上了一架云南商人包的飞机到达昆明时,就被卢汉的保安部队拘捕,关进监狱达四年之久,其罪名是:奉阎锡山之命,回昆明说服卢汉不要投共。1958年又因有“反苏亲美的言论”而被打成极右分子,又被关押了18年,1975年底才被释放。

相交遍天下,知己半海内

先后22年的铁窗生涯,并没有改变他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对新闻工作的热爱。1978年5月,经在香港的老友、《大公报》发行人费彝民和香港《新闻天地》发行人卜少夫等人的担保,陆铿到达了香港。费彝民当时在香港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各国驻港总领事到港后,都会去晋见他。陆铿到港后,受到了费彝民热烈的欢迎和接待,并安排他住进了中旅社的一家大酒店。他只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就初步了解了香港新闻界的情况,决定“自力更生”。他先是让在台湾的二弟陆锵帮他借了3000元港币,然后搬到九龙租金最便宜的基督教青年会,开始了他的“卖文”生涯。不久,香港《明报月刊》主编胡菊人为迎接中共建党30周年,组织一个专辑,约他写稿。他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题为《三十年大梦将醒乎?》。因为他刚到香港不久,且妻小依然在昆明,所以多有顾虑,不敢用真名,而是用了“陈棘荪”的笔名发表。此文一刊出,顿时轰动了海峡两岸。台湾方面认为这是“这是一颗反共炸弹,了解中国大陆最有说服力之作”;大陆方面有人认为此文是“30年来反共最恶毒的一篇文章”;老友费彝民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也很紧张。出人意料的是,邓小平看到后的评语却是“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王匡约见他时说:“你那篇文章我看了三遍……不过我倒看出你文章中贯彻了一个总的精神,可以用五个字概括:‘恨铁不成钢’……”

不久,胡菊人被台湾来的傅朝枢聘请在港创办一份“不左不右,允执厥中”的《中报》,胡即请陆铿出任总主笔,自己任总经理。几个月后,因为傅朝枢想让自己的儿子来掌管《中报》,与胡菊人毁约。陆铿即拒绝留在《中报》,与胡菊人共进退。于是两人在《明报》老板查良镛的建议下,开始创办《百姓》半月刊。1981年春,我们父女到港不久,正是他和胡菊人脱离《中报》,紧锣密鼓筹办《百姓》半月刊之时。

1985年,陆铿应邀去北京访问胡耀邦。一到北京,他就到白塔寺的全国政协机关宿舍看望父亲。他告诉父亲说,他此次来京除应邀来采访胡耀邦外,还想看望一些曾经的老朋友、老熟人,其中也包括邓颖超邓大姐。1954年他第一次从昆明监狱被释放时,云南公安厅的一位干部对他说,因为他的身份特殊,无法给他安排工作,而他的妻子是牙医,他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他当即表示:自己不能光靠老婆吃饭,这在旧社会是耻辱,在新社会是剥削,自己必须自力更生。那干部后来给他出了个主意,建议他给邵力子写信,反映目前的状况。因为他在押期间,邵力子曾让中央民革的人到昆明了解过他的情况,对他很关心。他给邵力子写了封信表示感谢,同时谈了南京一别后的情况。邵力子回信告诉他说,周总理让他转达对他的关切,让他写一份简单的自传到北京。自传寄出不久,云南方面就通知他,按中央的指示,让他就近到云南省政协参加统战工作。后来他才听说,这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

父亲听后,也很替他高兴,一再预祝他这次采访、拜会均顺利。临别时,父亲特意送了1000元人民币给他零用。他最初拒不肯受,家父便笑道:“这点钱老弟必须收下,我这可是‘以报解衣推食之义’;再说,我现在稿费很多,请老朋友分用一点。”他这才收下。

采访结束后,陆铿离京前夕又到白塔寺向父亲辞行。当时我也在场。他似乎比以前更加神采奕奕、兴致勃勃。他告诉我们说,这次来京不但采访了胡耀邦,而且如愿以偿地拜会了邓大姐,同时见到了许多当年在采访国共谈判新闻时结识的记者、老朋友。他说,他在中南海和胡耀邦畅谈了两个小时。他觉得胡是一个胸怀坦荡、待人宽厚的君子,还破例同意他录了音……

1991年9月,我携刚刚高中毕业的长子持单程证赴港时,《百姓》半月刊已经创刊十年。

当陆铿从父亲的信中得知我在内地是从事编辑工作的,而且打算在香港定居时,他很主动热情地约见我,问我经济上有没有问题。当我告诉他,我母亲已经给了我2万元港币时,他便“呵呵”地笑道:“那好!这样陆叔叔就放心了。”后来他还多次带我参加香港朋友们的聚餐,并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在他与朋友们聚餐时,不难看出,大家都很喜欢他,常常百无禁忌地拿他和江南遗孀崔蓉芝的“黄昏恋”开玩笑。他也满不在乎,依然乐乐呵呵,像个老顽童。

不久,他的一个办出版社的朋友告诉他说,春节后,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打算移民,到时候让我去顶替。只不过,我为了长子的学业,又放弃了定居香港的打算,决定让孩子回北京补习功课,为在内地考大学作准备,所以婉拒了他们的好意。

1995年,我因公务再次移居香港,此时的《百姓》杂志已经停刊,陆叔叔也移居美国,我感到非常遗憾。不过,他依然与父亲有书信往来,而且我在香港报纸上,也时不时地会看到一些关于他的报道,据说他正在写回忆录。2007年,我无意中从香港报纸上得知,陆铿一年多以前因脑部受伤,渐渐失忆。为此我惋惜、郁闷了很久。没想到,那么思想活跃,精力充沛的老人竟然患了这种病。所幸的是,报纸上还说,内地政府终于批准他回云南探亲的了;而且,比他小24岁的崔蓉芝依然不离不弃地在照顾他,陪他一起回了云南。这倒让我少了一份牵挂,也为他这88岁的失忆老人终于能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里而欣慰。

2008年,陆铿在美国因肺栓塞病逝之时,也正是我母亲在香港病危之际。当时,香港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但我没有看到,一直以为陆叔叔还活着。直到前不久,我在香港找熟人打听时,才知道他已去世多年,而且比我母亲早逝世一个多月。悲痛之余,我立即去香港图书馆查找他的回忆录,跑了几家才找到。我一口气看完了他那六七十万字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不但被他维护新闻自由、坚守新闻道德、不畏权贵的硬骨头精神所折服,而且也被他“相交遍天下,知己半海内”、待人热情诚恳的侠义柔肠所感动。

回想起陆铿叔叔与父亲的几十年的情谊,以及我在香港时他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便情不自禁地想写写这位在新闻界独一无二的“无冕之王”;这位令人钦佩的侠肝义胆的“永远的记者”,以表晚辈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晚年的陆铿与夫人崔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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