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号客轮遇险获救始末(下)

宋元良|口述 宋玉芬|整理   2016-05-08 05:13:09


宋元良|口述 宋玉芬|整理

翡翠大王铁宝亭也是乘客之一,随船带了不少古董料器。在打捞上来的料器中有一棵翡翠蝈蝈白菜,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当地这些见过真白菜、真蝈蝈的乡亲们大开眼界,连声惊叹。


“万里”轮获救后,福民轮船公司向荣成县运去了几百吨粮食、两条香烟和两支派克钢笔等,以表谢意。后来,县委将其中一支钢笔奖励给了我父亲

不许捡“洋落儿”!

在安排乘客食宿的同时,指挥部也在组织、安排力量抢救落水货物。这些经过海水浸泡的货物和旅客物品重达500多吨,打捞起来难度很大。当时,仅有的大型打捞工具就是“万里”轮自备的一台吊车,也仅限于从进水的船舱里把东西提上来,而对打捞上来后货物的运送、存放就无能为力了,完全得靠人手提、肩扛、扁担抬和独轮车推。唯一庆幸的是大部分货物还在舱内,打捞起来范围集中,不用下海四下去摸找。为了尽快完成打捞,我们请了三名潜水员和上百名民工参战。为了保护好获救货物,我又从县警卫队借来了一个加强连,由他们和成山区中队共同担任保卫任务。为防不测,我还特意向上级为加强连申请了一挺机关枪。

这堆被海水浸泡过的物品膨胀死沉。当吊车将它们吊起来时,箱开包裂,几无完肤,有如腹破肠流,淌着浑水,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大宗的货物是那些已被海水泡得泛黄的布匹、成卷的纸张和上千个蒲包,蒲包里装着大约3000亿金圆券。在当时的中国北方,金圆券已经贬值如厕纸,可南方一些地区还在使用。于是不少精明的商人就低价从北方收购金圆券再运到南方加价抛出,以获取差价,真是赚钱不失时机。除货物外,还打捞上来大量旅客的行李包裹,林林总总、形形色色,整个海滩顿时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露天行李场。当时有名的翡翠大王铁宝亭也是乘客之一,随船带了不少古董料器。在各种料器中,有一棵翡翠蝈蝈白菜,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当地这些见过真白菜、真蝈蝈的乡亲们大开眼界,连声惊叹。从破箱包里还滚落下古董商们收购来的活耳大瓷瓶和金色的佛像头,此时它们也只得与其他东西一样散落在沙滩上,任凭往来奔走的人们踢来踢去。从破麻袋里还滚出了大枣,可当细心的人扒开大枣再一看,当中竟是一些黑漆漆像染料一样的东西,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大烟土!兵荒马乱之时,往往也是这些私货、禁货泛滥之时。

东西打捞上来以后,指挥部先安排旅客认领自己的东西。只见人们蜂拥上前,翻寻那些湿淋淋、沉甸甸,绞缠在一起的物品,希望找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谈何容易!于是,争抢同一件东西,都说自己才是其主人者有之;找不到自己的东西而转身去拿别人者有之;花钱换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者有之;找到了自己的东西,却因被海水泡得不成样子而无奈丢弃者有之。实际上,真正被领走的东西并不多,有相当一部分因为毁损而只得被遗弃在沙滩上。

接下来,我们指挥人员把其他打捞上来的东西都运往镇上的小学,光那3000亿金圆券就堆满了好几间屋子。这时,有些想捡“洋落儿”的人闻讯也赶到了学校。面对我们的阻止,有人说:“同志,留着那些东西弄么(当地话,“干什么”的意思),给我们一点。”有人说:“那些东西也不是你们家的,弄么看得那么紧?发了吧。”还有人说:“对,那是国民党的东西,他们打咱们那么多年了,蒋介石还不该给咱们点儿东西!” 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都是不拿白不拿的,有人甚至说,过门媳妇儿如果捡不到“洋落儿”,就是“败家精”。

可是,任他们起哄、求情、谩骂,担任守卫任务的战士们却一点也不为所动,只是一再劝说他们回去。有些听劝的人回去了,但还有不少人留了下来。就这样,每天跑来跑去想捡“洋落儿”的人络绎不绝,把小学整整包围了三天三夜,战士们也荷枪实弹守卫了整整三天三夜。眼看软话、硬话说尽却依然无计可施,于是一些贪心分子发狠决心铤而走险了,他们哄抢了海防办事处运来存放在镇上的一堆木料,手持木棒准备动武。见此情形,战士们也提高了警戒度,我给他们命令是:“迫不得已时可向空中鸣枪示警,但不可开枪打人!”正在千钧一发时,山东行署派人来了,来得正是时候。其实,早在这帮人行动前,救援指挥部就已经通知了行署。看到又来了荷枪实弹的军人,还有军车,这帮人开始退缩了。有些胆小的扔下棍棒脚底一抹油溜了,但也还有一些人磨磨蹭蹭地聚在一起,继续在学校外流连,虽然他们只能无奈地看着“到嘴的肉”被装上车拉走,却仍惦记着能捡上些剩下的东西。已经憋了三天三夜的守卫战士,向着仍未散去的人群上空连开数枪,以示警告。事后,东海专区公安局局长丛亚潘同志亲自带人查明情况,并法办了其中三名主犯。

家属们终于盼来了亲人平安的消息

当时为营救“万里”轮,国民党方面受命参与营救的船只可谓不少:有招商局的中字一零一登陆艇,驻烟台、青岛的永泰、永建、中程等军舰,但它们最多只是开到成山头海上灯塔以东的海面观望,没有一艘开到过“万里”轮遇险所在的海面上。当船上的人从望远镜中看到岸上有不少灰衣人和黄衣人在活动、奔忙时,认为这些都是共产党用来对付营救军舰的军人。实际上,穿灰衣的的确是我们的人,而穿黄衣的则是“万里”轮上的一批特殊的乘客——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当时,救援军舰曾向浅海处打炮试探,这引起了“万里”轮上乘客的恐慌,人们对此怨声载道,一时间哭号一片,万幸炮弹未伤着船和人。据说当时军舰上的炮手中有一对荣成籍兄弟,为保护船上乘客和家乡父老,开炮时故意射偏了目标,后来还因此被国民党当局判了刑。

当时,那些正在海上正常行驶的和顺、北铭、锡麟、长城等客轮也都接到了就近营救“万里”轮的请求或命令。“万里”轮的姊妹船、与之同属一家船东的“长城”轮甚至还在“万里”轮附近待了整整一夜,但因“万里”轮当时已抢滩自救、人去船空,因而“长城”轮只不过扮演了向外报告抢滩后“万里”轮外部情况的“消息员”的角色罢了。再后来,“长城”轮倒是两次从荣成湾接运“万里”轮遇险乘客回上海,发挥了“救援”的作用,当然这是后话了。

自“万里”轮出事以来,终日翘首以盼亲人归来的乘客家属们每天络绎不绝地到码头上打探消息。船东福民轮船公司为此还在其上海办事处腾出几间屋子作为接待站,派专人负责家属接待。可是事发已经过去数日,福民轮船公司对于乘客至今安在、生死安危如何等家属们迫切关心的问题却仍然说不清楚,同时一直隐瞒轮船超载情况,并且不公布乘客名单。对于船方的这一做法,家属们感到十分不解和气愤。于是,他们自己行动起来组织起家属后援会。截至4月15日,已有250多人报名参加,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为妥善解决问题,家属后援会选出代表若干,与福民轮船公司进行交涉。在迟迟得不到“万里”轮乘客消息的情况下,福民轮船公司应家属后援会的要求向一家航空公司租得飞机一架,载家属代表九人,在轮船公司五人陪同下飞往青岛;另有家属代表和公司职员十余人乘中航公司航班由上海经北平转飞天津,打算兵分两路打探乘客情况并视情况开展营救。

与此同时,获救的“万里”轮大副艾中华也乘坐舢板驶抵并登上了由葫芦岛驶往上海的招商局客轮“自忠”号,请对方将“万里”轮上人员目前的情况和不久即可返沪的消息带回上海。至此,上海方面才算知道了“万里”轮遇险前前后后的情况,而这已是出事后的第四天了。

4月17日,家属后援会在上海金谷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福民轮船公司在“万里”轮事故中存在的重大过失:

第一,轮船严重超载,定员452人,实载却达到1230人;

第二,擅自删除乘客人数,同时未办理乘客登记;第三,没有做好对轮船的维护保养工作,应修不修;第四,救援迟缓,“长城”轮当时在沪,却两天后才出援;

第五,未将“自忠”轮发来的电报内容(即艾大副登船所报情况)全部公开,此外公司4月15日即收到全部乘客名单,却不及时公布。

为此,乘客家属后援会决定延请律师,向福民轮船公司提出起诉。

再见了,解放区的亲人们!

在乘客家属进行营救乘客活动的同时,“万里”轮船长沙允仁于4月19日从荣成搭乘过路航班到达青岛,会见了在那里等候的乘客家属代表,并带去乘客林节堂、陆生、凌念赐、应禹卿等人向亲人报平安的亲笔信。第二天,沙船长又由青岛飞往天津与福民轮船公司协商“万里”轮乘客返沪办法,决定由4月26日从天津返回上海的“长城”轮来荣成湾接运获救乘客并征得我方同意。

至此,在荣成解放区已经停留了半个多月的“万里”轮乘客就要离开这片由陌生而熟悉的胶东大地了。在当地干部、群众的欢送下,乘客们含泪告别了他们的救命恩人——这些热情淳朴的解放区军民。经过这场大难不死的经历,他们已经成为了骨肉亲人。

乘客中也有自愿留在解放区不走的。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国民党空军军官及其妻子和5岁的女儿,六位煤矿技术员和他们的两位家属。这六位技术员事后还曾写信给我,表达了他们对共产党、对解放区的感谢和向往,只可惜后来信遗失在了我南下的途中。此外还有一位24岁的和尚,也自愿还俗参加解放区工作。当然,乘客中还有一些人的留下并非出于己愿,这就是五六位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他们既是乘客,又是敌对政权的武装人员。优待他们住豪华饭店是共产党人道主义的体现,但政治原则必须坚持。后来,这些人作为俘虏登上了当年我军在胶东的战绩报。

返沪乘客中,也有祸不单行的。1948年5月5日,第二批390多名“万里”轮乘客在搭乘“长城”轮返沪途中,于5月7日凌晨2时驶到上海吴淞口外时不幸撞到了佘山上,船体受了轻微伤。于是,随船的沙船长再一次主动担负起带领乘客逃生的责任,在风雨中率领大家爬上佘山。当时有媒体报道称:“他们受难的一群,在寒冷雨淋的黑夜中发抖,妇孺与小孩的呜咽声传遍了山谷。”尽管沙船长再次挺身而出,可乘客们的这次遭遇却与不久前在荣成湾的那次历险大相径庭,有的船员不顾乘客安全自顾逃跑,有的船员甚至趁火打劫,偷拿乘客的财物,这与全力保护“万里”轮乘客生命财产的解放区军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缘千里来相会

1949年9月,援救“万里”这件事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受命随解放大军解放全中国的脚步南下到了上海,在华东局机关工作,地点在上海大厦。

一天,我在电梯上偶遇一位20多岁的青年人,他问:“宋县长,是你吗?”我看看他,好像不认识。真奇怪,在这个刚解放的偌大的上海,有谁会认识一个来自千里之外来的解放区的人呢?正在疑惑之时,那青年告诉我,他也是当时“万里”轮上的一名获救乘客。正是从那次经历中,他了解了共产党,于是回上海后就参加了新政权的工作,目前就职于上海市委宣传部,也在上海大厦办公。又一个星期天,我和家人正在公园散步,迎面走来了一对中年夫妻。只见那位男士立定了脚步惊喜地用上海话喊道:“哎呀,宋县长,真是侬呀!侬啥辰光到上海了?”没等我答话,他又对身旁的妻子说:“这就是我伲对侬讲的那位救我伲大家的宋县长呀!”听他说完后,那位女士眼睛里闪烁着惊喜的目光,忙不迭地与我握手。我心里很感慨,那时候,她不知得怎样焦急地望眼欲穿盼夫归呢,这真可算是破镜重圆了。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时的另一件事。在这次惊险的海难中,乘客们不仅安然无恙,还有人增丁添口。在解放区的半个月中,“万里”轮上有两位女乘客先后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宝宝,可算得上是一桩大喜事。

1951年,华东局委派我参加监督破旧粮票的销毁工作,同去的还有一位名叫陈巳生的民主人士,他经常充满激情地向别人讲述起三年前营救“万里”轮的事,对解放区军民的钦佩赞扬之情溢于言表,听的人也无不交口称赞。其实,那位陈先生并未亲身经历那次事件,很可能是听亲历者说的。

近70年过去了,这件往事和事件中的当事人,连同“万里”轮一起,正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唯独能够长存的,或许就是那份患难时所迸发出的真情,以及对这份真情的感恩与怀念吧。■

口述者系原四川省重庆市政协常务副主席

在此文的整理过程中,闫林新、李春义、袁相龙等同志提供了许多帮助,付出了很大心血,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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