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老虎”女士的中国情缘

赵风风 白黎 等口述   2016-05-08 05:11:42


她的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三分之一在苏联,剩下的三分之一,在她称之为是“理想归宿地”的中国。

赵风风 白黎 等口述


斯特朗

1940年12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陪都重庆。这是她第四次访华,李公朴邀请她参加重庆知识界头面人物的一场秘密会议,并且请她介绍有关党派结盟的情况。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李公朴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斯特朗。

她向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1908年,年仅23岁的斯特朗以哲学博士学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此后十年,她投身美国儿童福利事业,并成为组织反对一战运动的激进分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掀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两个月后,美国西雅图工人大罢工爆发,斯特朗加入了支持罢工的劳工报纸《西雅图工会日志》,正式开始了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

然而,在武力的镇压下,罢工以失败告终,斯特朗只身离开美国前往苏俄。苏俄给予斯特朗的冲击是巨大的,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她兴奋地描述,这些俄国人是在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试验而贡献他们的力量和生命,为此斯特朗办起了一份刊物《莫斯科新闻》,专门针对美国民众宣传苏俄的革命事业与社会成就。

1925年,另一个孕育着新兴革命力量的国家中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也促使斯特朗第一次来到中国,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深入采访报道。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和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限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并要求将50万军队缩编为10万,限期一个月。国共关系骤然紧张。

两个月后的一个深夜,斯特朗突然接到通知:周恩来要秘密会见她。

白黎(延安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了国共合作的情况,也介绍了国民党抗日不积极,而且对积极抗日的新四军进行的种种刁难。蒋介石宣传说新四军不听指挥、只游击不抗战,要取消新四军的番号。

赵风风(斯特朗秘书):周恩来还告诉斯特朗,蒋介石将在12月10日发布命令,要新四军解散,到长江以北的区域去。他说,这看起来是一个军事上的布置,实际上有政治目的,蒋介石想占华中和华南,而让我们的军队处于日本人靶子的范围内。谈完了以后,还给了她26页材料。

周恩来跟她讲,你回去了以后先不要发表,太早发表这些冲突,会引起更多的摩擦。蒋介石如果加紧进攻,我们就认为是时间可以发表了。斯特朗离开重庆以前,还见了蒋介石。见蒋介石的时候,她就问,你有没有要分裂中国,有没有想跟日本人讲和。她说,蒋介石气得不得了,一口否认。

得益于美国记者的身份,重庆海关并没有对斯特朗进行严格检查。怀揣着26页的机密文件,她登上了返回美国的轮船。还未抵达美国,她就在轮船上听闻皖南事变爆发。所有关于此事的报道,都采用了国民党当局将此事定性为“新四军叛变”的说法。

赵风风:没多久,她就收到了一封从马尼拉寄来的匿名信,里边还附了蒋介石审判叶挺军长的情况,跟她说,你可以发表了。她后来就找到《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这个材料。

斯特朗的材料一经公布,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震动。而早在一个星期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曾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披露过皖南事变的真相。此时,斯特朗的文章显然与斯诺的互为印证,这促使美国当局开始介入此事。1941年美国财政部中断了对重庆国民政府的一笔贷款援助。国际压力骤增,蒋介石不得不中止了进一步的反共行动。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是会见的地点

“纸老虎女士”的延安情

1945年8月,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粉碎了日本武力争霸的梦想,也结束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消息传来,正在南斯拉夫采访铁托的斯特朗,以一个记者的敏锐意识到,中国正迈向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她立即终止了采访回到美国。在争取到著名的《亚美》杂志资助后,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她的目的地十分明确,那就是——延安。

1946年8月,斯特朗得到通知,延安高层的采访人选已经确定,她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将是正在杨家坪的毛泽东,时间定于8月5日。

白黎:斯特朗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很高兴,一晚上没有睡着,等着第二天去会见毛主席。等到半夜的时候响起雷来,响声很大,把她惊起来了,发现暴雨下得很大。当时斯特朗的秘书凌青说,延河暴发山洪,这是延安的一大景致,好多外国人来要看没有看到,你可是赶上了。毛主席在对面杨家坪住着,其他人说,那只有等山洪下去以后才能过去。斯特朗一天里跑到延河边看了几次,山洪就是下不去。接着,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接见斯特朗改到第二天的下午。

霍静廉(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斯特朗去采访主席的时候,主席就坐在院子里头,有一个石桌,两边坐着陆定一和余光生作为翻译,主席面向着窑洞。交谈的过程中,有好多老百姓指指划划地在看,斯特朗不知道什么意思,就问主席。主席说,他们看到你这样一个外国人非常新奇,想看看你,要不咱俩就换一下位置吧。

1946年8月2日,国民党军飞机突然出现在延安上空,这是自抗战胜利以来延安第一次遭遇轰炸。才抵达一天的斯特朗就在延安北关的美军大院亲历了轰炸。

白黎:她目睹了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延安。轰炸的时候,美军大院只留下有一个留守人员,她和这个人员都钻进防空洞里边去了。飞机轰炸完以后,她和美军观察组的留守人员去拍照的时候,发现炸弹的弹片上留着“US”(的标志)。炸弹把菜园轰炸了,种菜的农民跟斯特朗和美军留守人员说,你看看,我们种的菜都供给你们吃,你们造的飞机还来炸我们的菜园。后来斯特朗跟毛主席谈话的时候就提出一个问题,说美国现在支持蒋介石,把抗日战争中剩余的物资全部给了蒋介石,给了国民党,还有给大量的经费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能打败国民党吗?美国有原子弹,很厉害,你不害怕?毛主席说,我们就不害怕原子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个纸老虎。

武际良(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她的外号叫纸老虎女士,国际上称她为纸老虎女士斯特朗。当时在场当翻译的有马海德,还有陆定一。陆定一主翻译,还给翻错了,“纸老虎”翻译成“稻草人”了。后来毛主席就说,不对。马海德说,是Paper Tiger。

斯特朗整理撰写了关于“纸老虎”的那场谈话,并根据刘少奇的介绍,撰写了一篇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成为第一个将毛泽东思想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外国人。

蒋介石决定调动94个旅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并严令部署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凌青(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要撤退了,她坚决跟着我们到前线,这个我们当然是不能同意。我们不知道将来战争环境什么样,一个老太太陪着我们,要花很多人去照顾她,不利于战斗。

彭迪(原新华社副总编辑):周恩来跟她说,你知道吗,你跟着我们走,你就要长虱子,而且你没地方洗澡。

霍静廉:周恩来不仅给她工作,而且动员马海德。马海德跟她谈过好多次,她还是不走,一直到3月11日,

周恩来再次恳请她无论如何要先走,要不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彭迪:她后来没办法,流着眼泪告别的。

1947年2月11日, 斯特朗忧伤地离开延安,返回美国。临行前,周恩来设宴为她饯行。周恩来对斯特朗说,你现在是唯一掌握了我们地区情况的人,一切旧书都过时了,你要写的书将是独一无二的。你把它带往美国,告诉全世界,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当我们重新和世界取得联系时,欢迎你再回来。


斯特朗(左)重返中国时与毛泽东(中)在北京中南海的合影

走进布达拉宫的美国女人

1958年,斯特朗73岁,她觉得自己老了,将不久于人世。她渴望在去世前再做一次长途旅行,于是给《中国建设》杂志社的老朋友陈翰笙写了一封信,她问,十年过去了,周恩来在延安时许诺我重访中国的邀请还有效吗?

中国的反应是热烈的:斯特朗可以作为作家协会的客人随时来中国。这一年的9月22日,斯特朗抵达北京。10月1日,她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盛大的庆典。在观礼台上,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当初如果知道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你才能回到中国,就不会让你离开延安了。

庆典之后,斯特朗与毛泽东的合影被刊登在各大报刊上,同时发表的还有1946年那场关于“纸老虎”的谈话。从此“纸老虎女士”斯特朗的称号传遍中国。同时,斯特朗也很快得到了再次报道头号新闻的机会。

赵风风:1959年,她来了中国还不到整整一年,当中就是西藏达赖叛乱。新闻司组织驻京的外国记者去采访,周总理建议新闻司征求斯特朗的意见,想不想去。斯特朗当然非常高兴。

虽然满怀兴奋,但74岁高龄的斯特朗一到西宁就因为高原反应病倒了。卧床休息三天后,她才勉强支撑来到拉萨。

赵风风:去参观布达拉宫的时候,她因为爬不动那么高的台阶,就给她安排汽车一直开到布达拉宫的后面,在半山腰还要高一点的地方,又准备了一个担架,把她抬上去。她说,她是第一个访问西藏的美国妇女,也是第一个年龄最高的美国人。

此时,西藏叛乱刚刚平定,11国的西藏采访团的其他18名外国记者被安排下藏区各地采访,斯特朗却因为身体原因,独自留在拉萨。她被安排采访农奴和贵族妇女等较为轻松的任务,这让她颇为沮丧。

赵风风:她就是想要多报道一点她的独号新闻,就是她自己一个人能够掌握的新闻。有一次张经武介绍了整个的平叛的情况,斯特朗就想早点能够把这个消息发出去,可是他们团里有一个头头,说你要发表这个新闻,应该发多少字。结果她因为要赶时间,根本就不理这个茬,匆匆忙忙拄个拐杖要去发这个电报。结果别的记者就跟她提意见,结果闹了好几个小时才出去发了这个电报。

1959年9月10日,结束了一个月的西藏之行,斯特朗回到北京。她试图将此次在西藏获得的第一手信息尽快发表,因此主动联系了一直供稿的美国《民族》杂志。但这一次,她遭到了拒绝。不久,斯特朗收到了一封罗斯福夫人的来信。信中,这位曾与她私交甚好的总统夫人,措辞严厉地指责了斯特朗维护共产主义的立场。这封来信让斯特朗意识到,她不仅不能再在美国发表文章,而且已经被她的祖国抛弃了。


毛主席与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

她开启了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1959年,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已进行到第二年,这场高涨的社会改造运动引来了无数争议。国外朋友纷纷来信,或询问、或质疑,斯特朗急于解释澄清,却苦于没有对外发表的渠道。1962年的一次晚宴上,她对周恩来提到此事。周恩来建议她每月写一篇综合通讯。这一提议,激起了斯特朗极大的热情。仅一个月后,一期由斯特朗独立编写排版的杂志油印出版了,斯特朗给这本小册子起名《中国通讯》。

赵风风:1962年9月17日出版了第一期,正好她去参加一个国宴,就带去了几份,想给她的美国朋友看看,结果要的人特别多,有人要订阅。

第一期《中国通讯》获得的良好反响让斯特朗十分兴奋,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在这项事业上。1966年,一个月之内,她就中印边界问题两次撰文,这两篇刊登于《中国通讯》的文章,为宣传中国的立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久周恩来鼓励斯特朗,将《中国通讯》定期地编下去,使之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赵风风:她因为《中国通讯》放弃了写她的自传,放弃了原计划的写中印边界的书。《中国通讯》最多的到4万份左右,不全是英文,在京的专家自愿地给她翻译成意大利文、德文、法文、瑞典文。

1966年,“文革”爆发,斯特朗的《中国通讯》开始受到严密审查。由于无法再获取想要的新闻资料,刊物质量每况愈下,同时斯特朗的身体也日渐虚弱,以往的晚餐都会有朋友前来陪伴,但现在这个惯例被打破,就连每年领导人必定出席的斯特朗的生日宴会,也不再有人前来庆祝。

赵风风:她的几个美国朋友也少来她的家了。她情绪低落得一塌糊涂,一个人叽里咕噜地在房间里闹情绪。她还有一定的克服能力,她说,我就等吧。

等待是无望的。1968年,斯特朗不得不向读者们宣布,《中国通讯》撤刊。当然,她的理由是83岁的高龄和受到肺病侵袭的身体。一年后,斯特朗病危,她的侄孙曾向中国申请探望,但终未能成行。为此,斯特朗第一次萌生了回国的要求,并拒绝吃药和进食,直到去世。

赵风风:周总理本来是请人想办法找到她的侄孙,结果找不着。她去世前,她就说了一句,她说,我害怕。

1970年3月30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她的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三分之一在苏联,剩下的三分之一,在她称之为是“理想归宿地”的中国。■

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节目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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