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艺术家孙维世

杜高 余林 石维坚 张奇虹 田成仁 郑振瑶 等 口述 于洋 整理   2016-05-08 05:11:18


杜高 余林 石维坚 张奇虹 田成仁 郑振瑶 等 口述 于洋 整理

有一次,一位负责灯光的同志要搭台,爬杆上去,吊得好高好高,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可是她看见了,叉个腰喊:“哇,你好棒啊,你是英雄!”那位同志不好意思了,说:“这算什么英雄啊!”维世接着问:“那你害不害怕?”“这怕什么,我天天做这活。”“你就是英雄!我挎包里还有个白馒头呢,一会儿我慰问你啊!”她就是这样的人。


1950年,孙维世姐妹为周恩来、邓颖超过25周年银婚纪念日

编者按:提起孙维世,人们熟悉的往往是她烈士遗孤的身份、“红色公主”的称号、轰轰烈烈的恋情,以及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结局。而她为新中国话剧表演艺术所作的巨大贡献,却很少有人知晓。本期,我们将通过多位历史当事人的口述,为读者展现孙维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一位成就卓著的艺术家,一位极具人格魅力、永远笑靥迷人的美丽女性。

苏联生活的深刻烙印

1921年,孙维世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孙炳文曾和朱德同往欧洲考察学习,不久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三人英雄相惜,遂成莫逆之交,亲如手足。1926年6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不幸的是,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八天,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被腰斩于上海龙华密林深处。那一年,孙维世才6岁。

后来,抗战爆发,孙维世在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周恩来,随即实现了赴延安的心愿。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信给孙维世的母亲任锐说:“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信中还鼓励教育孙维世:“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此后他们情同一家,为后人留下了一段革命者温馨感人的天伦佳话。

张颖(周恩来秘书):周恩来因为当年孙炳文和自己深厚的革命情谊,所以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

20世纪30年代末,周恩来准备赴苏联治病,决定带孙维世一起去。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后,孙维世便跟随周恩来夫妇一同去了苏联,去了戏剧艺术大师果戈理、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的故乡,在古典艺术的沃土中尽情吸吮养分,并立志投身戏剧导演专业。

瞿独伊(瞿秋白之女):孙维世到苏联学习时和我一起生活。有的时候她会在家里表演,说话、做各种动作,好像正式演戏那样。她很用功的。

王希林(北京电影制片厂录音师):大约是1941年,我还小,记得孙维世拿了一个苏联的电影剧本叫《宝石花》,要找一些中国人配音。当时我母亲是电台的播音员,她让我母亲配女主角。还需要些小孩声音,就把我们这些中国小孩也叫去了,在里边喊一些简单的台词。

80年代,我先生有一次看参考片时看到了这部电影,他说:太好了!这大概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译制的外国童话电影。

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期间,正是卫国战争最惨烈的阶段。在异常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她边学习边参加医院的救护工作,这段经历对她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奇虹(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孙维世是在战争环境里受到的教育,她热爱英雄,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和一种乐于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遇见一位老妇人,卫国战争时曾和孙维世住在一起。这位老妇人很瘦很矮,孙维世很壮很高,所以轰炸机一来,孙维世就抱着她、护着她。

王希林: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孙维世报名参军,因她是中国留学生,未获当局批准。此时苏联某广播电台需要人手,孙维世成为身兼翻译、编译、定稿三职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我父母亲与她同在一个编辑室,他们经常对人说,这个孩子非常聪明、非常能干。

不但中国同事喜欢她,在国际电台工作的其他国家的同事也喜欢她。孙维世是学习戏剧的,接触中她不忘观察各国朋友的举止言谈,潜心学习多种语言,见人就打招呼问候。外国同事觉得这位中国姑娘与众不同,不但漂亮而且活泼,不像多数中国人那么“古板”。

卫国战争期间,孙维世参加了莫斯科战地医院的工作。有一天在电台审稿时,她出了很多虚汗,我母亲关切地问她:“你最近怎么这么虚弱?”她才承认自己前几天与同学一起为前线红军战士献了血。

1957年,在排练苏联话剧《革命风浪》时,作为导演,孙维世对全体演职人员讲起自己在苏联生活的往事。她动情地说:“当站在莫斯科红场上与苏联人民一起庆祝战胜法西斯的那天,我看见微风中斯大林灰白的头发,眼泪夺眶而出。”


1939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七部)合影。前排左起:蹇先任、王美兰、孙维世、马明方;后排左起:方志纯、林利、贺子珍、贺诚

新中国提供的广阔舞台

1946年,孙维世以优异的成绩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成为中国第一位系统研习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戏剧界人士。1949年底,孙维世从华北联大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总导演,那一年她28岁。

余林(文学戏剧评论家):解放战争期间,大量随军的文工团到了城市,因此在话剧艺术上来讲,面临着一个建立剧场艺术的重大任务。于是,194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了,院长是廖承志。当时他提出“要用两个拳头来建设剧院”,指的是要有从解放区来的艺术家和国统区进步艺术家。这样金山、张瑞芳、石羽来了,孙维世也来了。

新中国为强化文化教育在各地建立起许多话剧院团,艺术型态也由街头、稻田模式转换到剧场艺术,因此亟需有代表性的作品出现。这为孙维世提供了实现她戏剧理想的广阔舞台。她在建院初始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留下了数部经典的奠基之作,造就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令观众们回味不尽的舞台盛况与传奇。这期间,她先后导演了《保尔·柯察金》《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西望长安》等戏。

余林:当时排演的剧目都是奠基性的。剧场艺术最初要以什么面貌来迎接自己的观众?考虑到这点,1950年,孙维世开排《保尔·柯察金》。这是一部革命青春戏剧,洋溢着巨大的革命激情,孙维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了进去。她选用金山来演保尔,要求他在形体上必须有年轻人的朝气,于是金山就不断地锻炼,为了贴近保尔年轻人的心态,他每一次进剧场,不是从门走进来的,而是从窗户爬进来。后来这个戏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青年人极其喜欢。

“随着俄罗斯音乐灯光渐亮,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由金山饰演的保尔,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异国情调就把大伙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这是当年一位观众的描述。

1952年,孙维世导演了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该戏集中了青艺、人艺、儿艺众多的优秀演员。

余林:这部剧可是一个不得了的舞台,演员有蓝天野、叶子、石羽、朱琳、雷平、田冲、于村、刁光覃、王班……都特别棒。它虽然是一个讽刺喜剧,但孙维世把它定位成“果戈理风格”,即喜剧思维的舞台表现,而不是滑稽。这台戏所表演的文化现象是惊人的,因此影响相当大。

1954年,孙维世与苏联专家列斯里合作导演的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是体现和传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神髓的现实主义杰作,它严谨精微,丝丝入扣,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很大的魅力,整个剧场形成了一体的

舞台氛围,一时成为全国演出院团前来观摩取经的示范剧目。

杜高(戏剧影视评论家):50年代的剧目,我认为从演出成就上讲,《万尼亚舅舅》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是青艺最好的作品。这跟孙维世的艺术功力和努力都是分不开的。那时孙维世请了一位苏联老师来做导演,因为她会俄语,她则担任助手。在孙维世的帮助下,金山成功地塑造了万尼亚舅舅这个角色,还有苏联演员露西扮演的万尼亚的侄女索尼娅,穿着一件紫色的布拉吉,非常美。最后那场戏,我当时非常为之沉醉,因此到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舞台上是静悄悄的,万尼亚舅舅在那里打着算盘算账,而索尼娅靠着他,看着远方,然后幕落。

余林:孙维世是中国话剧剧场艺术,特别是国家话剧院剧场艺术的奠基者。比如《万尼亚舅舅》就有它的示范性:它是一台严谨的现实主义戏剧,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很大的魅力,那时的音响效果还是人工做的,很有意思。当时,全国好多的剧团都来看这个戏,而且还专门举办了一个舞台美术制作展览。这个戏周恩来总理看了三次,而且还调去中南海演出。

孙维世还是中国儿童剧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青艺期间,她亲自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翻译并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这是新中国舞台上第一部儿童话剧,可以说她是引进先进、成熟的儿童剧理念第一人。

杜高:孙维世对于中国儿童剧的贡献非常大。过去演儿童剧,都是儿童演儿童,但她把苏联全新的儿童剧理念带到了中国。她说,儿童剧不能让孩子演,而是要由个儿比较小的成人来演儿童。因为儿童剧也是戏剧,孩子对人物、对角色不是很理解,只有成人才能够真正理解,也只有成人才能把人物塑造好。这是孙维世的首创。那时有个儿童剧团,就是现在的儿艺,附属在青艺下面。青艺成立的时候名演员非常多,像方掬芬、覃琨、连德枝这样的年轻演员没有机会演戏,孙维世就让他们去演《小白兔》,她来做导演,结果反响特别好。后来儿艺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1956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中央戏剧学院小礼堂,由全国各院团骨干组成的导演、表演干部培训班演出了欧阳予倩的代表作《桃花扇》。孙维世担任了这两个班的班主任,在她的直接参与下,一批有一定舞台经验的戏剧干部,系统地接受了斯氏体系的学习。

1956年,中央批准了她和欧阳予倩、欧阳山尊等人成立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要求,院长是欧阳予倩,孙维世是副院长和总导演。与戏剧同仁们共建一个体现实验、探索精神,代表当代中国话剧美学品质的艺术剧院,是孙维世对戏剧艺术痴心不改的执着追求,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成立就源于她的这个梦想。

田成仁(原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1956年导演干部训练班、表演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以后,孙维世建议要成立一个剧院,参加学习的这些人一部分留下来,一边教学一边实验,搞话剧。这个建议得到欧阳予倩老院长的支持,于是孙维世和几位老同志联合打了报告给国务院,并得到了当时主抓文化的副总理陈毅的批准。

薛殿杰(原中央实验话剧院舞美术设计):孙维世对中央实验话剧院将来的发展充满了热情跟憧憬,她想把中央实验话剧院办成理想中的剧院。

游本昌(原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中央实验话剧院就是集合一批有共同理想的、在创作上有共同语言的艺术家,大家到一起来搞一些令人难忘的戏。

石维坚(原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话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宣传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后则归为审美。用孙维世的话说:“活人演给活人看的活戏。”孙维世在苏联学的是如此,实验话剧院调人的构思也是如此。当时实验话剧院成员的组成,主要部分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和干部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学习前都已经是著名演员或剧团骨干。比如于蓝、田华、张平、姚向黎、李丁、熊塞声、田成仁、王一之等。另一部分来自上海的优秀青年演员,这些人既懂斯坦尼,也熟悉中国戏剧,她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自己的话剧实验。实验话剧院成立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中国民族的戏剧表演体系。因此剧院的成立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学术追求的落实。


邓颖超(右一)同任弼时(左一)、陈琮英(左二)、孙维世(左四)在莫斯科
 

孙维世(左)被王进喜(右)逗乐了

人们心中的良师益友

孙维世在中央实验话剧院期间进行了丰富多彩的舞台创造:1956~1964年,孙维世几乎每一年都导演一出经典剧目,如《一仆二主》《百丑图》《友与敌》《大雷雨》《黑奴恨》《契诃夫独幕喜剧晚会》《叶尔绍夫兄弟》《汾水长流》等。这里倾注了她在中国剧场艺术建设领域深入的思考与实践,也体现了她在推动话剧民族化方面的远见卓识与独特贡献。同时她还造就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演员,现在人们只能在回忆中怀念与她的合作。

田成仁:过去我在导演干部训练班学习过,在东北排过戏,也演过戏,但孙维世令我觉得焕然一新。无论是在导演手法、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启发演员创作上,她都有独特的见解。作为演员遇上这样的导演,那是非常幸福的事。作为导演,她对自己要求很高,对演员要求也很严格。这严格不是发脾气,而是讲道理。孙维世在排《黑奴恨》的时候,有位演员排不下去了,怎么演都达不到孙维世的要求。为了对艺术负责,孙维世毅然决定重新组建戏组,换人重排。

肖驰(原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你跟她排戏,她创作的欲望就像喷泉一样,让你跟着她“跑”,释放、消耗着你的全部精力,演员从中获益匪浅。

宋戈:(原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她是从你根上、从你的自身条件中挖掘你的潜力,加以培养,我们有一点儿进步她都高兴得不得了。

郑振瑶(原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每一天下来她都会给我提要求:“亲爱的小瑶,你这一段独白还缺一点什么”“那一段独白还缺一点什么”,所以我从来都不敢怠慢。

张奇虹:我记得孙维世给一位演员排戏,那位演员演得很卖力,不过本来眼睛就大,再使劲就有点儿滑稽了。她就说你的眼睛已经很大、很好了,如果不使劲就更恰到好处了。她说得很自然,把演员说得非常舒服,逗得我们大家都笑。后来国家派演员出国学习,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孙维世就给我们辅导。她很帮忙,这种帮助是无声的。她知道我紧张,就用她的笑声,再加上狡黠地挤个眼,我的状态自然就松弛了,最后考得非常顺利。

石维坚:当时孙维世排戏极为投入,经常是一边排戏一边揪着自己的头发,一边哭一边笑地跟着戏里的人物走。她排戏时鼓励大家提意见,听到谁提了个好意见,她会高兴地说:“大家静一静啊,现在听某某给大家说说,说完了按他的意见我们再排一遍。”说完了,她会说:“哟,说得多好啊,大家鼓掌,我们按照他的意见再排一遍。”等排完后一看,那已经不是意见提出者的东西了,而是成为她导演中的一部分,她把对方的意见吸收消化并且升华了。

孙维世当时对青年演员的关爱,不是停留在某一出戏上,也不是只对哪一个人。作为总导演,她在关怀着全体青年演员,在为剧院培养后备人才。我年轻时,觉得自己只适合演小生,孙维世却告诉我:“你要尝试正剧、喜剧、悲剧、闹剧,要正面、反面、年轻的、年老的、不同阶层、不同行当的角色都演。这样你的路会越走越宽。如果你只演小生,以后的戏路就会越来越窄。”后来我在影片《八仙的传说》中,一人同时出演五个角色,如果没有她,我做不到这一点。

1939年朱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维世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将军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金山说:“我佩服三位导演——上海的黄佐临、北京的焦菊隐和孙维世,但在这三位导演中,最佩服孙维世。”美国学者李敦白晚年回忆说:“我对她一见倾心。她有张非常甜美的脸,漂亮的头发,大眼睛充满了智慧和幽默的光芒。”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孙维世在剧场、排练场是个严格的完美主义者,平日里却活泼开朗,襟怀坦荡,温良和善,平易包容,是所有同仁的良师益友。

张奇虹:我认识维世同志还是1948年在解放区的时候,她在排《一场虚惊》的秧歌剧。她的性格特开朗、特热情,人走到哪儿笑声就到哪儿。有一次,一位负责灯光的同志要搭台,爬杆上去,吊得好高好高,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可是她看见了,叉个腰喊:“哇,你好棒啊,你是英雄!”那位同志不好意思了,说:“这算什么英雄啊!”维世接着问:“那你害不害怕?”“这怕什么,我天天做这活。”“你就是英雄!我挎包里还有个白馒头呢,一会儿我慰问你啊!”她就是这样的人。

石维坚:我第一次见到孙维世,是在1952年的上海。那一年苏联艺术家代表团到上海演出,孙维世是主持人。她在台上穿一件黑丝绒旗袍,戴着一朵红色玫瑰花,满场就她一个人既讲普通话又讲俄语。当时我就远远坐在台下看她报幕。那时她真是漂亮,她的魅力绝不是小女人的魅力,而是一种大家气质的风度魅力。

郑振瑶:有一年我生病了,她特地带我去看中医。那时还是困难时期,每个月每人只有半斤糖,她把自己每个月的糖和鸡蛋都给我送来了。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真挚、非常直率的人,心里头从不藏着掖着,她要是不高兴就明明白白地跟我说:“我今天很不高兴,你这样做,我很不满意。”但她从来都不摆导演的谱。有几次我到她家谈事、看资料,她就让阿姨下点面条、卧个鸡蛋,让我一起吃。“文革”中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院子里头。她在洗幕布,我从旁边走过,冲她看了一眼,但不敢笑也不敢打招呼。可她还冲我乐呢,就跟平时一样,大眼睛、深深的酒窝,非常可爱。

直至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孙维世,人们也无不满怀深情,倍加痛惜。

余林:这么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艺术家,不幸被迫害至死,而且那个时候是她艺术理想、艺术成就和艺术追求最旺盛的时候,结果她走了,这在中国话剧百年的历史中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谈起孙维世,无论是什么人,心里都会产生一种悲怆感。

杜高:我从劳改农场出来回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只提了一个小包,什么都没有,于是就被青艺导演肖奇带去了金山家。那天晚上,金山跟我说:“我结婚了。有很多人愿意嫁给我,但是我都拒绝了。你看,我的屋子的布置,跟50年代我在青艺和维世的家布置得一模一样,就是为了纪念维世。任何一个女同志都不会容忍我这样做,只有维世的妹妹新世同意,所以我跟新世结婚了。”

石维坚:1976年“四人帮”粉碎以后,1978年中央戏曲学院的戏剧学系编辑部开了一次座谈会,于蓝、张平、姚向黎、刘燕瑾等老同志都参加了,尽管我是个年轻人,也去参加了。在谈到孙维世的时候,所有与会的老同志没有不哭的。不是一般地眼圈红一下,而是哭出声音来,眼泪哗哗地流。我从没有见过一个人去世了十年,大家谈到她的时候还会痛哭失声。

这就是孙维世,一位纯粹而优秀的艺术家,一位敢爱敢恨的奇女子,更是一位坚强的战士、勇士、英雄。她的戏剧佳作和人格风范成为人们心中永久的温暖,始终不曾淡化褪色。■

本文素材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影视公司总经理黄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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