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路遥在榆林的往事

朱合作   2016-05-08 05:11:13


朱合作

初识路遥

我是1975年11月在西安认识路遥的。

1975年11月中旬,省里召开了一次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已开始好几天了,当时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的路遥竟然还没有来。在那时人们的心目中,在全省文学(作者)队伍中,数一数二的就是陈忠实和路遥,因此,路遥的迟到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天,听当时《陕西文艺》编辑部小说散文组组长路萌老师说,路遥来了,于是我便跑出去看他。

那时路遥站在楼道里,身上穿了一件黄大衣。我问他为什么不穿棉袄,他说他没有。那时候,像我们这种人(我那时是乡村民办教师),大都是只有棉袄,没有大衣,可路遥却相反,这就有点特别。那时候的路遥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脸上带着那种有毅力又有信心的表情,他很沉着,不爱多说话,但好像能理解别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总的印象是,路遥是一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1976年,路遥延安大学一毕业就进了《陕西文艺》(现《延河》杂志)编辑部,并于1979年和1983年两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路遥当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再加上电影《人生》的广泛影响,他一下子成了全国著名作家,特别是在他的故乡陕北黄土高原上,更是名声大震,达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程度。


1966年11月,路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时留影

榆林城里看中医

1987年夏季的一天,已经好几年不见的路遥突然离开西安,来到长城脚下的榆林城里。这一次,路遥再不像1983年那样,先是随摄制组来为《人生》选外景,后来又写《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中篇小说,也不是像1985年那样来开长篇小说促进会。他是来治病的。

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以后,精神和体力都十分疲劳,而西安城里的大医院又一下子说不清他究竟得了什么病。于是,他就抛开对大城市和大医院的依赖和迷信,跑来看中医。那时候,新建的榆林宾馆刚刚落成,路遥一来就住进了二楼的一个房间。

路遥来了,榆林的朋友们都纷纷去看他,但得知他得了病需要静养以后,一般就不再去打扰他。路遥的病,是中医名家张鹏举给看的。由于我们家离宾馆就百十米远,所以,路遥服用的汤药,一开始都是我用小电炉熬好再端到宾馆去的。张鹏举果然很有本事,才几剂中药吃下去,路遥的病情就有了好转。路遥的信心大增,对医生的嘱咐无不遵从,心情也逐渐轻松起来,私下里还和我们开玩笑说:“这张鹏举尽给名人看病哩,王震、陈永贵、路遥……嘿!”


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文稿遭遇退稿,他懊恼地在麦田里走了一遭

榆林野外“串”一“串”

路遥心情好起来以后,我便常邀请他到野外去走一走。城外的榆溪河边有一条十分幽静的林荫小道,路遥说,要串(溜达)就到那条林间小道上去串,那里风光好。显然,他一个人已多次去过那里了。于是,我们两个就穿过田野,来到了那条小道上。路遥说:“这地方真是个谈恋爱的好地方。”确实,这里有野花,有鸟叫,还有清清的榆溪水,真是个好去处。又走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河边上护堤人住的一排砖房前。路遥开玩笑说:“等多会有钱了,就把这五间房往下一买,雇上个烧锅炉的,再闹上个小老婆,往下一盛。”我说:“对着哩。”心里想,这路遥真会享福。

等路遥的病情好些了,我还鼓动他到离榆林不远的内蒙古成吉思汗陵去逛了一趟。当我们一行人走到被榆林人称为北草地的小壕兔乡时,那一带富有诗情画意的美好风光一下子把路遥给吸引住了。他说:“北草地……这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好名字。”又开玩笑说:“等以后有条件了,在这里买上一片地,再买上个汽车,闹上个小老婆,往下一盛。”我们都说:“好!”一路上就这么开着玩笑,很快就来到了神木县的尔林兔乡。这会儿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了,我们想在乡上吃一顿便饭,又不知人家乐意不乐意。我们和乡上的人一说,人家听说车上拉的是路遥,非常热情,赶紧给我们安排休息的地方。正好神木县的公安局局长也来乡上办事,他也是个路遥的崇拜者。他问:“能不能让我们见一下路遥?”我和地区文联的张泊说:“能哩么!”于是,那位局长就和他的随行人员来到了我们跟前,问了路遥好几个问题。告别时,他和我们美美地握了一阵手。临了,乡上连饭钱也不要我们开。我们几个就对路遥说:“看跟上路副主席,有多么吃开!”

在乡上吃罢饭以后,我们又顺便把红碱淖海子看了看,就去了成吉思汗陵。那一夜,我们就住在了成陵招待所。晚上吃过饭以后,我们问路遥出去串不串,他说不去了。于是,我和张泊就相跟着串到了招待所后边的陵园里。我们两个胡逛了一大圈,在往回走的途中,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同行的路遥。路遥这人,一看就是一个硬汉子,我们都觉得他怕是轻易不会受别人的气,那么,难免有人会受他的气。张泊说:“路遥在作协院里,怕是可厉害哩。”我说:“敢哩(可能吧)!”不想这时候天色已深,路遥就坐在我们回来的路牙子上,我们没有看见,他却显然听到了我们的话。他慢慢地往起一站,不动声色地问我们:“你们两个说甚?”我们一看,乐了,说:“我们说你在作协院里肯定很硬正(不受人欺负)!”路遥也不由地笑了,说:“不松(不受气)!”后来他还与我俩约定,以后有机会了,要相跟上走一回“三边”(定边、安边、靖边)。

大致一个月以后,路遥的病情已基本好转,第二天就要离开榆林。头一天晚上,我到宾馆去看他,他显然对我有一种感激之情。大概是感激我给他熬过药,还感激我招待他在家里吃过不少次家常饭——主要是煮面条和揪面片——说下次到榆林来,一定要送我一本《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那时只出了第一部。临行收拾行李时,他还硬要把从西安带来的一些滋补药品转送给我,说:“都是好药。”我推辞不掉,只好带回了家。路遥说,他到了冬天还要来,来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他说,他喜欢榆林的冬天,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叫人觉得很有劲。


1991年6月,路遥重回《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地铜川煤矿

来榆林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果然,1987年初冬,路遥穿着一身当时人们都喜欢穿的水洗布夹克式外套,又住进了榆林宾馆的二楼。这一回,他的情绪不错,还对我们说,他穿着布衣裳回王家堡老家时,村子里的人们直夸他,说:“看人家路遥,当了大干部了,还穿一身旧衣服,怪可怜的。”我们都被他逗笑了。

这一回,路遥是来写作的,大家都尽可能不去打扰他。但吃清涧家乡饭和陕北揪面片,却是路遥终生不改的嗜好。所以,他还是像前几次一样,每隔一两天就来我们家吃一回面片或面条。抓住这吃饭的机会,我请这位大作家为家乡的文学事业作了些贡献——给当地的一些文学社团题词或题刊名。他写字的态度很令人感动,有时候一个题词写下来,就累得要喘几口大气。他写给清涧宽州文学社的题词是:“立足本土。”写给靖边《芦溪》杂志的题词是:“三边多豪气,芦河有绵情。”另外,他还给神木的《驼峰》小报题写了刊名。每写完一个题词,他都会十分流利地写下“路遥”两个字。这两个字他显然练得很熟,写得也飞快,极潇洒。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才真正看到了一个作家工作的辛苦。每天下午,路遥完成了当天的工作量(每天3000字),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发现他总是累得一口一口地喘粗气,有时候竟给人一种换不过气来的感觉。那种劳累的程度,实在比我们农村人箍窑时背老石头的劳累还要重上好几倍。并且,背老石头起码每天晚上还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可是写长篇小说就没有这么美气了。他即使晚上睡下觉,也还要盘算接下来的情节进展和人物活动,说不定还就盼望着能在睡梦中来点灵感,所以在整个写作周期内,没有一秒钟是轻松的。写作长篇小说,这一块沉重的“老石头”就日日夜夜不离身,一直要背整整几十天才算完。

写到中途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闲谈时,路遥说,榆林城里也没个好消遣的地方,他想找人学跳舞。正好,我们这一层楼上就住着城里头最有名的舞星翟虹。她经过我们鼓动后,就抽空给路遥辅导起交谊舞来,舞场就设在我们家——自然连乐队也没有,只有录音机放出来的舞曲。路遥鼓励我也学跳舞,但我既不会又还不想学,就只是坐在床上看着他们跳。

有一回跳舞的中间,翟虹笑着悄悄地问我说:“你晓得路遥的肚子为甚那么大?”我当然不知道,于是就趁着出门去卫生间的机会,笑着问路遥说:“你晓得刚才我和翟虹笑甚来了?人家翟虹问说为甚你的肚子那么大?”路遥一听就笑了,一直笑到回屋里,才这样解释说:“有一回,我妈在家里大出血,好几天没人管。我从延川跑到老家里,把家里人美美地嚷了一顿,站在公路上硬挡住一辆大卡车,给人家说了一阵好话,才把我妈拉到清涧城里,住进了医院。我妈需要大量输血,就抽了我的血。输完了血要补身体,我就把肚子吃大了。”我听了这话以后,就对翟虹说:“以后再不要嫌路副主席的肚子大了。”说得大家又笑了一阵。

路遥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和周围的人们都处得很熟,大家在一起也都很随便。有一回,不知是谁和他开玩笑说:“你这来(这么)丑,怎么问了个北京婆姨?”路遥知道这是大家想听他的恋爱经历哩,就说:“我原来谈的对象,不是现在这一个。那一个也是个北京知青。谈了一阵后,由于在‘文化革命’中,我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还当过延川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人家就要逮捕我。我对象的一个同学就给我写信说,你现在处境不好,最好不要把她牵连了。我就写回信说,那就解除恋爱关系吧。而我如今这个婆姨,就和我头一个对象在一块插队,她对我很同情。后来,人家也不逮捕我了,我又上了延安大学,她还一直帮助我。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供我上大学,我就和谁结婚。”路遥接着还对我们说,他在经济上沾过妻子林达的大光,他说:“人家家里光景好。”


路遥与妻子林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路遥同铜川煤矿工人聊天,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



路遥在诗人柳青的墓前若有所思

人生的最后几年

此后,路遥又来过榆林两次。一次是1988年的夏天,仍住在榆林宾馆。还有一次是在1991年,他获茅盾文学奖以后,回清涧时顺便上榆林宾馆住了两天。

路遥每次来榆林,照例都会到我们家来,因为晓得我们家没有洗澡的条件,还会问我们到宾馆洗澡不。我们也总是不客气,想洗了就去洗。特别是1987年,他来榆林一住就是几十天,几乎他来我们家吃过多少回揪面片,我们就去他那里洗过多少回澡。

然而,又有谁能料到,1992年8月以后,路遥竟一病不起,最后于1992年11月17日离开了人间。

听到噩耗,我呆若木鸡,好长一段时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没有办法,我只好把他送给我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统统又看了一遍。我不由地回忆起八几年的时候有一回路遥来榆林,因害怕睡觉误了第二天的车,老霍(霍如璧)、老胡(胡广深)和我们几个人就在地区招待所中楼的一个房间里,天上地下,整整和他拉了一夜话,第二天凌晨又一起把他送到了南门口的汽车站。还有1991年他获茅盾文学奖后来我家,我女儿那天刚开学,就请“路遥叔叔”给她题句话。路遥想了想,写下一句:“天天做好当天的事。”这样一句“为朱叶小朋友题”的话,写在了“1991年7月23日”这一天。

至今,在我的眼前还经常会浮现出1992年10月11日我去西安西京医院看他时,他一边抽烟一边说话的情景。我劝他不要再抽了,他艰难地说:“不抽烟不好活。我每天想抽十支,可医生只让我抽五支。”那时路遥虽已病得不轻,但我仍相信他能战胜疾病,重新站起来。

一直到路遥逝世,看过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早晨从中午开始》后,我才真正知道他这一辈子是把苦吃扎了。住在榆林宾馆时,天天都能洗个热水澡,每天都有比较丰盛的饮食,过几天还能在熟人家里吃一顿家乡饭,也许就是这位著名作家生前所能得到的少有的享受了,但他献给祖国和家乡的,却是洋洋几百万字史诗般的作品。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小事来。1991年10月的一天黄昏,我去西安办事,顺便去省作协院里串。灯光下,看见才40出头的路遥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心里头不由地泛起一种苍凉的感觉。我不忍心说他老多了,只是问了他一句:“你是不是苦可重哩?”路遥听了,淡淡地回答:“噢。咱敢就是些受苦人么。”

作者系榆林市作协副主席

陕西省政协文史委供稿

本文图片由《延河》原常务副主编张艳茜及

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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