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田家英与毛岸英鲜为人知的友情

曾 自   2016-05-08 05:11:12


曾 自

田家英


毛岸英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1950年11月牺牲在朝鲜战场,年仅28岁。历史的尘封,使毛岸英的故事鲜为人知。

母亲晚年追忆父亲田家英时,多次提到“岸英”的名字。毛岸英在1946年从苏联回国至牺牲的近五年间,和我父亲既是师生,又是挚友。

我母亲的回忆

母亲董边,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的那批热血青年中的一员。1941年和父亲田家英在延安相识相爱,走到一起。

母亲忘不了和毛岸英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她说:

1948年底,我从晋察冀回到西柏坡。我是1945年8月随大部队从延安北上,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的,这时已和家英分别了三年。

可巧,家英初任毛主席秘书,被主席派去东北考察了。

数天后,我参加了中央妇委为召开第一次全国妇代会的筹备工作,妇委在东柏坡。家英出差回来,兴冲冲地来东柏坡找我,他身边跟着个高个子的青年。没等我反应过来,这个青年给我深深鞠了一大躬,并大声说:“师娘好!”我为人腼腆,一下子臊了个大红脸。家英忙解释:这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在跟我学文化,故称你为“师娘”。我这才注意到,岸英是个热情爽朗的青年,高高的个子,脸晒得黝黑,脸上还带着顽皮的笑,很可爱。

后来我在西柏坡多次见过岸英,都是他和家英在一起。看得出,他们关系融洽,好到连上厕所都同去同往。

他俩都是1922年生,家英长岸英半岁,但显得比岸英成熟些。

岸英性情坦率、奔放,加之长期在苏联生活养成的习惯,更显得直白爽快。家英也是个性情真率、表里如一、有话藏不住的人。他和岸英成为挚友是很自然的。

1950年1月底,我在协和医院生小英(姐姐的乳名——引者注),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在延安送给老乡了。听说得了女儿,家英高兴地到医院来看我。我清楚地记得,他是和岸英一起来的,他们相互之间毫无芥蒂,亲如手足。

进城后,岸英主动要求到工厂锻炼,不常回家。但只要回中南海,一定来静谷家英办公的小屋坐坐(静谷是中南海里的一个园子,离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仅二三百米——引者注)。两个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我在静谷不止一次见到岸英,他对人还是那么热情大方,开开朗朗,给人以感染力。

母亲对毛岸英的印象很深,但所知毕竟有限。

田家英怎么成为毛岸英老师的

多年的关注,使我从知情的老人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父亲和毛岸英的故事。

我父亲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给毛岸英当上老师的?据曾彦修(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讲:

1946年初,毛岸英回国了,安排在中宣部做俄文翻译。那时田家英也在中宣部,帮胡乔木和陈伯达收集整理资料。中宣部在延安的杨家岭,岸英、家英、于光远、何均、陈真和我都住在一排窑洞,热血青年很快熟悉起来,成为朋友。

至于田家英给岸英当老师,我认为不会是毛泽东亲自点将,更不像有些人推理的,毛泽东曾听田家英在马列学院讲课,驻足窗外,因而对田有印象。田家英当时只是中宣部一名普通干部,和毛泽东没有相熟的关系。

事实应该是,毛泽东让陈伯达教毛岸英。陈已为毛做了多年秘书,并谙熟中国历史,是延安公认的威信最高的文化人。但了解陈伯达的人都知道,他的逻辑思维强,文笔好,就是手懒,既不用功,也不刻苦,靠聪明。他写东西离不开田家英、陈真、史敬棠、何均四个人给他收集资料、做长编,最后他重新梳理并撰写成书。

陈伯达的福建官话说得蹩脚,很难懂,正式场合他讲五分钟的话都困难。最主要的是,他素不爱管闲事,当任何部门领导,都是甩手掌柜,一心只在修书上。

陈伯达对田家英很了解。1941年起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就是田家英的领导。田传统文化功底好,19岁在马列学院当教员,善于表达,且和岸英关系又好。陈伯达把毛泽东交代的这项任务交给田家英,是顺理成章的,也可以说是负责任的选择。

毛岸英去苏联近十年,对其父毛泽东何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一点儿不了解,对中国革命也不完全理解。帮助毛岸英是组织上是很重视的一件事。转战陕北期间,组织特别交代昆仑支部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等,若田家英不在时,大家都有义务帮助岸英了解情况,熟悉工作。

朱老总的秘书何均,是父亲的好友,在延安与毛岸英相熟。他也和我说起过我父亲教毛岸英的往事:

田家英给毛岸英当老师,非常尽职。他将中国历史和语文糅合在一起,按历史时间进程循序渐进地讲授。田家英9岁失学,知识主要来自自学。背诵经典古诗文,是他认为很有成效的学习方法之一,他常年坚持,成为一生的乐事。他为岸英设置的课程中,自然包括背诵,选择一些古今名篇要岸英背,并严格检查。

一次,家英督促岸英背毛泽东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岸英背得不流畅,家英要求得一丝不苟。我见状替岸英开脱,说古文有韵律,好背,现代文不好背。家英没争辩,将这篇文章一口气背诵出来。他说,该背的东西就是要背,现代文也一样,学习非如此不可。我为家英的博闻强记和刻苦精神所感染。

给毛岸英补习文史,主要由我父亲承担。但因为组织有交代,帮助岸英,中宣部和岸英相熟的人都有义务,曾彦修也做过岸英的临时教员。1948年,毛岸英参加山东土改复查团,田家英特别嘱托史敬棠继续帮助毛岸英学习文史。田家英还把延安党内知识渊博的老前辈范文澜、叶蠖生介绍给毛岸英。

因此,回国短短几年,毛岸英进步很快。

一封书信记载了田家英对毛岸英的影响

一封尘封了近50年的书信,成了今天回头看毛岸英的珍贵遗物。

1995年,史敬棠从“文革”被查封退回的书籍中,偶然发现了夹在里面的毛岸英1948年给他的信。那年,因为随康生到山东渤海区搞土改复查,毛岸英、于光远、吴剑迅、史敬棠四人同在张家集小组,半年同吃同住,关系亲密。信是土改复查结束大家分手后写来的。信不长,但读来却令人回味。敬棠同志:

到田家英处偶尔读了你写给他及彦修(即曾彦修——引者注)同志的信,颇有所感。

许多天前我曾经康公(即康生——引者注)处转你一信,不知收到了没有?

张家集党小组会上我对你的放肆的批评,今愿收回百分之八十。由于我对自己的认识错误,所以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别人;现在我对自己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你的认识也就随着改变了,出发点改变了。望你把我这一点反省当做衷诚之语,决不是那些专门为写信而写的门面话。

吴剑迅已到此地团校学习,你知道吗?我准备于数日内写信与他,我对他的批评也太过分了。

我现在原机关工作(即中宣部——引者注),与曾彦修、于光远诸同志在一起。准备在不声不响的工作中逐渐地改过,能改到什么程度就改到什么程度,决不求那种可能的快,更不求什么“奇迹”。我愿意努力地真正学习一番,我的知识少得可怜!!

田家英送了我一句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当把它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

过去我曾对你说我愿另名为“波别”,并要你给我写信时亦用此名,现在我对这一点也取消了,因为即在“跛鳖千里”这一句我曾决定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的古话中,也潜伏了害我至深的毒素。

还有一点请你取消!记得你曾对我说,我的一大优点就是待人赤诚、纯洁、热忱等,事实证明我曾是一个不老实、不热忱待人的人,在这一方面田家英可替我多说几句话。

不是说客气话,我有许多地方应该向你学习,比如对工作忠实,采取老实态度,注意收集零碎材料等,请你在做教员这一点上,一本过去毫不吝啬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现在的工作相当困难,但“困难”不正是你所渴望碰到的东西吗?所以你说“事与愿违”,恐怕还须加上一句“违而安知非福”?

我说这话是有所指己的,我想如果我不“失马”,一直“飞奔”,恐怕“永福”(即毛岸英的乳名——引者注)当成为“永祸”的讽刺语了。当然我的情形与你的大不相同。

坐在田家英屋里写信,已经够随便了,再加上这样松的内容,恐怕会使你觉得“不正经”,因而甚至会影响到你对我所写的“衷诚之语”要打好些折扣。折扣是一定要打的,因为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张白纸上的黑字而已。

不过我在这无形的自然的随便之中却自然地告诉了你,我所想象中的你我关系。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在张家集时就已建立了。但后来被我的那一股骄气损坏了。我愿意随着这股骄气的消失,我们的“老”关系也恢复正常。你愿意吗?也许你认为我们间的关系并无甚大变动,那么我就更有所反省的了。

信已写得这么冗长。书不尽意,留到下次再写吧!凌云现在何处工作?望告。

谨祝你工作顺利,愉快,健康!

紧握你的手

岸英上

1948年7月24日

毛岸英的信是在我父亲西柏坡时期住的小屋里写的,信中多次提到“田家英”。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思想起了很大的转变。

读毛岸英的信,让我很想知道,究竟因什么他对史敬棠提出了“放肆”而“过分”的批评,以至于“损害了友情”,他要做如此的忏悔和自责。

有幸的是,和毛岸英同去山东土改复查团的曾彦修,对信中讲述的“恢复同史敬棠的老关系”的原委,记忆犹新。

1947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解放区一天天扩大。为巩固后方,中央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旧有土地制度实行改革的工作上。这年3月,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代表中央在晋绥分局指导土改工作,还带队到山西临县抓点。那一次,毛岸英也跟康生去了。

康生主持的晋西北土改,严重“左”偏。在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还用过激的方式逼打地主交出浮财,对中农也采取排斥政策。曾在晋西北工作过的老同志梅行感叹道:“康生搞的那个‘左’呀,就别提了!”然而,这种过激的做法,却被视为土改工作的经验,在《晋绥日报》上多次报道,并被一再加上“按语”推广。

归国不久的毛岸英,对中国农村情况既新奇又陌生,以为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的。对康生的做法,他不仅没有怀疑,反生几分钦佩,在给其父毛泽东的信中,称颂“康公真有办法”。

土改工作的偏差,引起中央的重视。1947年12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土改反对‘左’的浪花”,是不点名地批评康生。1948年2月,中央相继发布《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2月11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1948年2月15日)的党内指示,部分地区很快进行土改复查工作。

1948年初,毛岸英参加了仍为康生带队的山东渤海区土改复查团,和曾彦修、史敬棠、于光远、吴剑迅同在张家集工作。这时的毛岸英,经过基层工作的磨砺,对土改的“左”倾错误有了认识,对康生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再一味地“崇拜”。

一次,华东局留守处负责人请土改复查团吃饭,毛岸英、史敬棠、曾彦修、于光远等出席了。饭桌上,华东局的杨帆反映乡村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有些自然村被他们占据,村边挖壕沟,架吊桥,谁也进不了村。我们的伤病员在村里疗养,他们借此讲条件,不答应就把伤病员杀了。康生听到此,“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桌上的碗筷都被拍得蹦了起来。他瞪大眼睛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去,把他们的村子平了!”在座的都对他的失态举止感到意外,但谁也没有搭腔。

回到张家集驻地,议论起白天的事,大家对康生的举止不以为然,但也只能心照不宣。自延安“抢救运动”后,人人心存余悸,上级领导必须百分之百地服从,何况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团团长呢。

没有经过整风运动的毛岸英,顾虑自然少,加上他性格直率,只有他敢把看法说出来:“今天康公太缺乏政治家风度,派两个团轰平村子,乡亲们岂不要都跟着遭殃?作为中央领导,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毛岸英对康生的所为有了自己的认识。可是史敬棠等不好对康妄加评议,在岸英面前,还要替康辩护,说那不过是康生的气话,压一压反动分子的嚣张。

张家集小组的同志,因对土改复查中仍然存在偏离政策的现象顾虑重重,不便坚持己见,故而毛岸英和同志们产生了分歧。毛岸英认为史敬棠、吴剑迅不能“坚持原则”,对“左”的做法持妥协态度,所以才有了他言辞激烈、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人的事情发生。

曾彦修说:“这就是毛岸英信里讲的‘放肆的批评’的原委。”

1948年上半年,毛岸英从山东回到西柏坡。作为学生和朋友,毛岸英经常到我父亲的小屋谈心、听课。渤海区土改复查中的种种,以及他和同志们发生的争执,显然都是和父亲交谈的话题。

今天我们不会知道当年老师和学生是怎样分析探讨的了。但毛岸英在以后的工作中,较之过去,思想逐渐成熟,自觉地在实践中磨砺,这些应当与我父亲的影响分不开的。

父亲16岁到延安,26岁时经胡乔木和陈伯达推荐,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胡乔木讲过他推荐我父亲的理由:田家英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方法注重收集一手资料,编写大事记;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的理解也下了功夫。因此,当解放战争战事异常繁忙、毛泽东身边急需人手时,胡乔木首先想到了田家英。

我父亲任秘书前,已给岸英做了三年老师,他的思想、品行、风貌,一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毛岸英。当毛岸英反思自己看问题简单化,不能站在他人角度去思考时;当他反思对“纠左”急于求成,表现出种种不现实不成熟的做法时,他一定对事物本身存在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有了切肤的认识。


1949年,毛泽东与长子毛岸英在双清别墅院内合影

从“跛鳖千里”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毛岸英的信不仅是土改和“纠左”一段历史的佐证,也是他学习中国文化大踏步前进的佐证。

毛岸英母亲牺牲时,他年仅8岁。1936年被组织送到苏联时,他14岁。中间六年的时间,大部分和弟弟在上海流浪度日。毛岸英没有受过国文方面的正规教育。1936年至1946年,他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读完中学和大学。这个异国成长的青年,祖国文化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印记。他识的汉字还是小时候母亲杨开慧教的,还有就是上海流浪的日子里靠字典自学的。在苏联,最初读父亲毛泽东的来信,要请人翻译,回复也仅仅是简短的一段。这样的基础,仅三年时间,他就能用流畅的中文给朋友写信,且灵活地运用了成语典故,这是多大的飞跃啊!也证明了他是多么刻苦地努力前进啊!

毛岸英曾以“跛鳖千里”成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是听了我父亲讲授的《荀子·修身》中“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一段以后,弄懂了寓意:一个跛脚的鳖,虽走不快,但只要一直不停,也能远行千里;力气再小的人,只要坚持不懈,终能达到目的。他喜欢这一课,寓言就像在鼓励自己。为了鞭策自己不停步地进取,毛岸英用“跛鳖”的谐音,给自己取名“波别”,愿学远行千里的“跛鳖”,虽鲁钝,只要努力,终有所成。

从张家集土改回来后,我父亲给他教授了一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是 《礼记·中庸》中的一段话,意为:广博的学习,详细的求教,慎重的思考,明白的辨别……除非不学,要学而没有学会,绝不放弃;除非不做,要做而没有做出成绩,绝不放弃……别人一遍学会的,我学一百遍;别人十遍学会的,我学一千遍。果能如此,即使笨人也会变为聪明人,即使弱者也会变为强者。

这段古话使正在反思的毛岸英触动很大:用百倍千倍于别人的努力去工作学习,就是愚人也会变为聪明人。于是他决心把“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句古语“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对含有更多自我意识的“跛鳖千里”不再视为座右铭了。

从第一个“座右铭”到第二个“座右铭”,毛岸英的精神境界发生了一次飞跃。如果说前一个“座右铭”反映了毛岸英坚信自己只要百折不挠就一定会实现父亲的期望、实现理想的决心,那么后一个“座右铭”则不仅反映了他的毅力,还反映了他觉悟到“自知之明”对人的一生的重要性。他要只争朝夕,脚踏实地走出新的一步。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毛岸英回国后,一直归属延安中宣部,和田家英、陈真、于光远、曾彦修、何均等多位秀才住在杨家岭,成为朋友。延安物质生活困难,点灯的煤油常供应不上,晚上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就摸黑凑到一个窑洞,挤在大炕上说古论今,谈见闻、谈读书,海阔天空。

几个友人中,我父亲记忆力过人,古文底子又好,成语典故、古诗古文经他译成白话,生动易懂,文采斐然。于光远不仅通经济学,还涉猎哲学、自然辩证法,知识面最广。曾彦修则强于思辨,大家最爱听他谈见解、析问题。不经意间,没有油灯的夜晚,在宽松的交流中,大家相互学到了知识。毛岸英有幸,和这样一群“书生”在一起。

据曾彦修回忆,他们那时喜爱探讨中国古代哲学命题,这和毛泽东关注先秦哲学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受陈伯达的影响。陈伯达所在的杨家岭的窑洞,周末成为青年人聚会的地方,我父亲、曾彦修都是常客,听陈伯达讲历史、讲哲学。陈伯达研究先秦诸子百家,是可以随便进出毛泽东窑洞聊天的少数人之一。陈伯达所著《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理论性和创作力是延安公认的。

从毛岸英后来给战友的一封普通信件,也能说明当时的青年人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浓厚兴趣。毛岸英信中针对史敬棠工作上出现的不顺利情况,告诫他看事物可以从另一面去理解,“困难不正是你所渴望碰到的东西吗?”“事与愿违”,“恐怕还须加上一句:违而安知非福?”毛岸英运用了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思想,说明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的道理。顺着这层意思,他又联系到自己,“我想如果我不‘失马’,一直‘飞奔’,恐怕‘永福’当成‘永祸’的讽刺语了。”岸英的乳名叫“永福”,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名字运用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里,自喻自律,诙谐有趣。

在仅存不多的信息资料里,我们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当年毛岸英与田家英、曾彦修、于光远、史敬棠等人至深的友情,感受到了延安知识分子的追求和一群青年人火热的生活风貌。■

上一篇回2015年5月第5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父亲田家英与毛岸英鲜为人知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