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改革中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廖伯康|口述 李彦一|整理   2016-05-08 05:11:03


廖伯康|口述 李彦一|整理


廖伯康

重庆钟表这个案例给重庆企业界两点启迪:其一,要选择市场看好的产品;其二,要打开山门面向社会。对前一条,大家似乎不太在意,因为早有共识,只不过从此印象更深刻而已;而后一条,则让企业界人士尤其军工企业的老总们恍然大悟。此前他们无一例外都强调保密纪律而将大门紧闭,高墙内医院、学校、商场以至公安应有尽有,俨然大社会之外的一个小社会,专业化程度倒是高,但企业发展空间小,同时包袱背得重,产品成本高。他们早就想“军转民”却迟迟没“转”成,为什么?就是没把山门打开,而有些产品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和设备能力对其全部包揽。比如嘉陵机器厂,它能生产世界第一流的子弹,却从未造过发动机,想上摩托车,就明显缺一条腿;再有,嘉陵厂主要是冲压设备,如果生产摩托车弹簧就必须进行技术改造,而把技改投入摊进产品,一个摩托车弹簧成本价就得20 多元钱,而利用重庆的专业弹簧厂家与这配套,只需 2元多。如果没有外力相助,嘉陵摩托这个项目很难做成、做好。

思路打开,又拆除了条、块篱笆,局面就活泼了。军工企业和重庆老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争着组织人力搞市场调查,哇哇叫着要同这个合作同那个合作,要搞这要搞那。市委、市政府比较冷静,让计委牵头,先搞出规划,以便上下互动,稳中求准。这里所说的“互动”,有其特别含义:一则因为所有项目都必须通过市里向国家申请立项,二则因为好多项目需要市里统筹规划。比如,嘉陵厂和建设厂都打算上摩托,市里为避免重复,就得协调,曾建议建设厂上空调,不要大家争走独木桥。再比如长安厂领导层看好微型车,并同日本铃木谈了意向,但厂里中层有阻力,厂长田基兆打电话向市计委副主任陈之惠求助:“老陈,你来给我们中干动员一下吧。”陈之惠就去了长安厂。因为身份不同,有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效果不一样。那天,面对全厂500 多位处长和车间主任,陈之惠说:“长安厂造汽车是有历史的,‘大跃进’中,重庆产的第一台吉普车就是长安厂生产的,那时设备还没现在好,工人用榔头一锤锤敲出来的车壳,不简单。”说得大家心头热乎乎的。

经过酝酿、磨合,好项目渐渐成熟,有摩托车项目、汽车项目、电视机项目、冰箱项目、空调项目、洗衣机项目,等等,几乎涵盖当时国内最前卫、市场潜力最大的民用家电和机电产品。包括一些国外少见、国内没有的家庭用品,比如望江机器厂打算上的家用热水器,当时重庆普通市民不但没见过,而且连想也没想过。各家企业积极性高涨,面对市场跃跃欲试,但是,真落脚到实际干,却并不那么容易,嘉陵摩托就是一例。

那时,已有一部分人成了“万元户”,他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要求,开始有了拥有代步工具的念头,他们的多数还不敢奢望汽车,只盯着便宜得多的摩托,国内市场上摩托车需求量很大。市计委的同志给于汉卿市长汇报说,嘉陵厂已同日商谈好,上本田摩托,但因工艺复杂,嘉陵厂一家做有困难。于汉卿认为这个项目很好,当即表态:“我们组织地方厂给他们配合。”

不久,一批企业成了嘉陵厂的协作伙伴,浦陵机器厂生产发动机,綦江农机厂生产辐条,重庆灯具厂生产车灯,重庆弹簧厂生产车用弹簧,长江橡胶厂生产轮胎等,高峰时有110 余家大小工厂与嘉陵厂配套。嘉陵厂作为项目“龙头”,集中搞科技含量更高的事,如总体设计、车架生产以及总装等。几个月后,首批车就出来了。

这还不能就算成功,因为产品还没有“准入证”,不能上市。出于安全考虑,那时国家对摩托车实行准入制度,控制很严。一次,陈之惠在北京参加国家机械委的会议,会场上中国机械行业的各方面专家、官员济济一堂,陈之惠灵机一动,打电话回重庆:“赶快送四五辆摩托来,表演一下。”真应了那句老话“眼见为实”,一看嘉陵摩托演示,专家和官员脸上肌肉就松了。之前国内市场主要是南昌摩托,用的是苏联技术,刹车拖带长,安全性能差,久而久之,人们对摩托就有了成见,民间流传:“要想死得快,买个一脚踹。”把摩托等同于事故。嘉陵摩托用的是日本技术,轻轻一点就稳稳刹住,当场赢来一片赞许声。以后就算柳暗花明了,重庆摩托不但获准批量生产,而且一上市就博得一片喝彩,很快风靡全国,一度占据全国市场80% 份额,甚至远销到东南亚。在市场刺激下,三年内重庆摩托年产量就达到近20 万台。

如果新建一个同等生产能力的厂,当时需要1 个亿,而重庆实际只花了1000 万元。改革使这1000 万元产生奇效,一个支柱产业冰山浮出,还带活了重庆机械行业,把一盘棋走活了。

嘉陵摩托艰难创业期间,其他项目也在国家支持下相继立项并批量生产。“五洲阿里斯顿”冰箱、“将军”冰箱、“金雀”电视机、“红岩”电视机以及“三峡”洗衣机和“峡江”热水器等,上市后也很抢手,甚至凭票供应、一票难求。一度,拿着市长批条买“五洲阿里斯顿”冰箱,也不能立马提货,要先交钱开好票,然后等待卖方的提货通知。

重庆企业渐渐有些扬眉吐气。改革试点前三年,全市盖的职工宿舍,相当于过去30 年的总量。那时节,嘉陵厂的工人进出厂门都是昂着头的,游走于厂门前的众多“倒车族”卑微的追逐,让他们特别自豪。

回过头来,有件事必须提到,因为它对促成这次大规模调整起了很大作用。市委、市政府认为应当通过技术引进,让重庆工业的技术装备和整体实力上升一个台阶,积极向国家经委争取到5000 万美元技改资金。市计委副主任李义和经委副主任金烈负责落实这件事。他们带一批技术人员到日本订购设备,谈得非常艰难,对方要7600 万美元。回来汇报,超了2600 万,怎么办?最后是朱镕基帮忙解决的。

企业技改资金归国家经委管,具体负责是当时的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市政府一位领导给朱镕基秘书打电话,问朱副主任何时在京,秘书回说朱镕基时在天津,当晚回京,第二天上班就能见。这位副市长当晚飞到北京,翌早8 点半,他就坐到了朱镕基面前。朱镕基曾随国务院主要领导到重庆视察改革工作,知道重庆的情况及其难处。他笑呵呵地听完汇报,直接问:“报告带来没有?”随后就在重庆的报告上批示同意。于是,重庆的产品结构调整得以步入快车道。


嘉陵摩托曾经风靡全国

最后还得说明,此次重庆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走在了全国前头:彩电比“长虹”上得早,洗衣机比“荣事达”上得早,冰箱比“海尔”上得早,重庆的“将军”冰箱还是全国首批从国外引进的同类产品,无论怎样看,当时决策都是对的,改革方向也对。后来这些产品为什么在竞争中落败?问题出在企业的后期经营管理,比如“五洲阿里斯顿”冰箱,由于企业领导层对市场风云把握不准,盲目扩张,造成资金链断裂,引发崩盘,被后来者无情PK 掉,等等,都是一些深刻教训。


王谦(左三)、廖伯康(右一)与马力(右二)等老同志会面

奖金风波

在重庆进行试点改革之前,我国在企业改革上已有些动作,比如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等。在观念上有了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一是承认产品是商品,二是承认商品必须有利润,三是承认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尽管改革涉及的内容在范围和深度上还极其有限,但毕竟打开了思路,迈开了步子,市场格局有了些微变化。

当时,四川省政府在温江举办了一个生产资料展销会,会上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情。四川办会的本意是组织一个有形市场,让全川当然也包括重庆的扩权企业,在这个有限的市场试试水,培育竞争意识。这种形式当时国内不多见。因此,吸引来许多国内厂商,光生产氧气瓶的就来了成都、天津和上海的厂家,会场热闹非凡。大家以前没在意,当产品集中在一起,这才发现大有文章。上海氧气瓶质量最好,价格反而最低,即使加上上海到四川的运费,价格上还有优势,于是所有氧气瓶用户都涌向上海厂展柜,无形中形成了优胜劣汰的格局。那些产品质量不过硬的厂家急了。重庆长江机床厂的摇臂钻在会上受冷落,厂长、书记一个一个房间走访用户,拍胸脯说,现在我们这个产品有点问题,今后一定包你满意!他们希望老客户们不要对他们失去信心。

还有些厂当场就提出搞“三包”(包退、包修、包安装),用附加值吸引客户;另一些厂更抛出“四包”,除了那“三包”,再加上包运,送货上门。大家都想抢占市场份额。一个市场,像牛鼻绳一样牵动了所有企业。

这放在今天毫不出彩,但那时却很具冲击力,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固有的价值观及其目标模式。

接下来我们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利改税”。“利改税”改革的最大好处,是分清了企业和国家包括地方政府的关系,落实了利益、责任和权利,从而让企业在面对市场时有了创新空间,当然也给企业增添了压力。改革以后,每家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同在。

走到这一步,全市企业发展路上诸般矛盾的轻重排序起了变化,分配上的问题逐渐显得突出,成了企业能否成功参与市场竞争的、亟待破解的关键环节。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劳动生产率能否持续提高,进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能否持续提高。当时有个很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国营斗不过集体,集体斗不过个体,越是投入多、规模大、有机构成高的,反而越没有竞争力,资本市场的普遍规律在这里转了向。个中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是平均主义作祟,越大的企业“大锅饭”越沉重,分配上的矛盾越集中,职工生产积极性越难调动。

“利改税”为扭转这种局面创造了一定机会,因为企业终于有了留利。“利改税”第一年,全市直属企业账面上就多了5000 多万。这笔钱原则上由企业自主支配。不过国家也有规定,只准用于自我积累和内部分配,并且确定了比例。这在当时已经算很大的突破了。

在国家的大原则下,市里推出三项地方政策:其一,允许企业在奖金总额限度内,对个人奖金分配拉开差距,奖勤罚懒;其二,调资实行浮动升级,也就是今年调上了,明年如果工作不好又要调下来;其三,工资“二八”开,80% 固定,20% 拿出来建立奖金基金。在当时环境条件下,这三项政策较好地演绎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大锅饭”的坚冰至此开始迸裂。

但是,坚冰终归是坚冰,即使迸裂它仍然有棱有角,并且坚硬锋利。重庆的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很快遇到挑战。那时国家对奖金是封了顶的,规定全年奖金总量最高不得超过工资总额20%,即大约两个半月平均工资。这显然与“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有差距,这是改革的阶段性带来的局限。市委、市政府想在这个基础上再有点突破。

国务院领导也觉得封顶会挫伤企业职工创造力,鉴于重庆正在进行改革试点,他在当场征询了财政部意见后,给重庆开了一道口子,同意重庆的奖金总额增加十个百分点,即最高可达工资总额的30%,而且以全市为单位计算。他想让重庆的改革步子比全国其他地区快一些。于是我们就传达下去了。那是在一个大会上,会场就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到会3000 多人。由我代表市委传达了这一精神,下面响起一片嗡嗡声,音调中透着喜气。我坐在台上,也是喜气洋洋。那时我绝没想到,一场风波即将来临。

由于全市控制奖金总额,当市里再按照各企业效益高低进行二次分配时,各企业的绝对数就难免有高低,高的突破了30% 的国家规定。不久《人民日报》刊出一篇评论文章,严厉抨击“某大城市”越权发奖金,尽管没点名,但全市上下都明白所指为哪里。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国内出现经济过热苗头,建议在金融方面加强宏观控制。这份报告在国家最高层获得较高支持率,中央为此连续召开三次省长会议,要求各地严格控制信贷和工资奖金的发放,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以避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我们正好撞到了枪口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让全市上下感受到压力,有人因此主张改回去,我不断接到下面打来的请示电话:“书记,改不改?”《人民日报》显然不了解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重庆的做法经过特批。此外,市委、市政府还考虑到,新的奖金政策刚刚开始执行,转过身就收回成命,容易让人觉得政策不稳,而政策不稳定最易引发群众情绪波动,直接干扰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因此,对那些咨询我一律答复:“不能改,一改就乱套了。”《人民日报》也不依不饶,不久在第三版又发表一篇文章,还加了框,强化了分量,毫不客气地点了重庆的名。

眼见娄子捅大了,市里有人架不住了,各种议论纷至沓来,直接针对市委的批评也出现了。但市委、市政府没有软,决定超出20% 部分先由财政垫付,兑现企业奖金。我叫来财政局局长雷振南,要他准备800 万元备用。我说:“一定要兑现承诺,否则改革走不下去!”话是这么说,我还是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说来也怪,北京以后再没起波澜,反正没有人追究重庆,最后不了了之。

这场风波渐渐平息后,重庆各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保持了旺盛的势头,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如嘉陵摩托、长安汽车等,白手起家、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重庆支柱产业。1990 年,国家有关部门曾搞过一次“全国最受用户欢迎汽车”海选,由驾驶员自由投票,结果重庆拿到三个“金牌”,分别是“微型车第一名长安”“重型车第一名铁马”“载重车第一名红岩”,而那次一共就只有五块“金牌”。

雷振南可能是那些年笑得最甜的人之一,因为那些年重庆财政收入年年增长,1987 年时在1978 年基础上翻了一番。重庆每年上缴国家税额近十亿元,是试点前的两倍。每次到北京开会,他这个财政局局长都很有面子。■(待续)


80年代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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