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百万大裁军回想

口蒋振西   2016-05-08 05:13:56


口蒋振西


1985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裁军100万

今年9月3 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郑重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这是中国采取的一项重大裁军行动,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意志。这使我们回想起30年前的中国百万大裁军,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至今令人难忘。

裁军百万是一项重大裁军举措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郑重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减少员额100万。消息传出,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中国如此大规模裁军,为世界少有。

随之,1985年成了中国的“裁军年”,中国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裁军行动。

减少军队员额。当时,世界形势很不安宁,中国军队时刻准备打仗,处于临战状态,为此维持了400万人的部队员额。为了裁军,中国当时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将裁军的重点放在机关人员的精简上,将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精简了近一半;二是实施文职人员制度,将科研、工程技术、教育、文艺、卫生等系统的大部分现役军官改为军内文职人员。通过精简整编,一大批军人脱下军装走上国家经济建设岗位,其中不少是专业技术人员。这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而且为国家直接提供了一大批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人力资源。1987年4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员额为300万。”

精简机构。裁军行动中的关键环节是精简机构,通过“拆庙”减少人员。1985年,中央决定将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大军区。大军区是中国军队的战区作战联合指挥机构,承担着重要方向的作战任务。当时撤除武汉、昆明、新疆、福州四个军区,中央下了很大决心。全军经过撤销、合并、降级、改制,减少军级以上的单位31个,团级以上单位5900多个。

维持较低军费。1985年至1997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过去的4.26%下降到了1.03%,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56%下降到了8.80%。当时中国的军费开支只有191亿元,折合60亿美元。按中国的人均算,只有5美元,远远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当时世界军费一万亿美元,中国军费只占其不足1%。

开放军用设施。长期以来,军用设施只能供军队专用,但有些设施处于闲置状态或使用效率不高。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决定军队腾出部分机场、港口、仓库和其他设施转交民用或军民合用,使其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

当时,全国共有101个军用机场、29座军用港口和部分铁路专线向社会开放,部分军事设施改为民用。空军和海军开放了一批机场供民航飞机起降,空军还派出飞机支援地方客货运输,大大缓解了航空运输紧张的状况,明显改善了空中交通条件。

海军航空兵不但把位于青岛的流亭机场主动腾让给青岛市,还承担了将这个机场改建成大型民航机场的施工任务。他们出动干部战士、机械车辆加紧施工,不到一年就将机场交付使用。上海扬子江码头开放后已供国际旅游船只停泊。沈阳军区1984年向地方开放了36条铁路专用线,供120个地方单位使用,当年运输货物达660多万吨。

军转民成为突出亮点。中国的军用工业转产民品是中国裁军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国为了备战,将一批军工企业转移到四川等内地省份。到70年代,这批企业形成了生产能力。但是由于当时并没有打大仗,军品需求不旺,军品订单下降。企业产能过剩,常常“吃不饱”,难以为继,需自找生路。

中国的“军转民”政策为军工企业找到了一条出路。中国当时要求军工企业转型生产民用产品,从原来的单一军品产业结构,逐步过渡到军民品多种生产的模式。

当时,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不仅保证了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需要,而且还提供了高质量的民用工业品和消费品,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庆是中国军工发展的重要战略基地,具备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当时,嘉陵摩托、长安汽车、长虹彩电等一大批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名优产品都是由军工企业生产的。2006年,重庆市以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为代表的军民结合产业实现产值超过10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4,通过军民结合,全面融入地方经济,军工企业已成为该市制造业的重要力量。

中国将一部分军工企业转为生产民用产品,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当时世界上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军工市场需求疲软,而军工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与技术,出现了产能过剩。如何将国防工业转为民用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美国、英国、苏联等世界大国都在为这些企业寻求生路而进行探索。因此,中国的军转民既是一项重要的裁军行动,也是推动裁军和促进和平与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



中国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

中国在1985年能够采取裁军百万的重大行动,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标志着我国战略思想的根本转变,其主要动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邓小平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英明判断。

1980年,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他强调,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也日益增长。他说:“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有可能的。”1985年6月,在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果断提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这在当时确是很大胆的一个论断,而且事实证明这一论断是正确的。这就彻底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惯性思维,使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得以超前反应,从临战状态转向和平时期的轨道。

中国的战略中心转移。

当时正是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激烈对抗,中苏关系高度紧张。1969年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成为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此后,中国进入临战状态,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思想准备。为了准备打仗,中国将军工企业移到山区,将一些院校迁往内地,在大城市开挖地下防空工事。在准备打仗的形势下,全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根本不可能有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从而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期,此种形势有所改变,我国开始注重发展经济建设。直到80年代中期中央明确作出了从临战状态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后,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摆脱了临战状态的干扰走上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1985年的军委扩大会作出了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完全体现了这一重大转变。

此后,中国提出了新的军事战略。1993年,中国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军事斗争准备基点。2004年,中国进一步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进一步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新的战略方针是军队建设的指针。可以想象,局部战争与全面战争相比,其所用兵力和战场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为精简部队提供了重要依据。

军队改革的需要。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人民解放军机构“臃肿”现象比较突出。军队编制不够优化合理,非军事战斗人员比例过高,影响到军队的作战能力现代化建设。通过裁军为军队“消肿”,对军队实施改革,是邓小平很早的心愿,也是军队的必由之路。邓小平从1975年起多次谈到了军队“消肿”问题,并且说到军队副职过多的问题。他说:“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军队要改革,这是当年裁军的一大动因。

这次大裁军是中国军队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裁减行动,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虽然大家支持裁军,但许多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大多数军人家庭的利益都会受到触动。有的大单位被撤销,一些立有战功的部队被解散,百万裁军对全军来说,是一次“立体震荡”。但是中国军人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军队出色完成了精简任务。

对于当时中国军费较少的问题,邓小平主席强调指出:国家经济建设是大局,发展是硬道理,必须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军队要服从于、服务于这个大局。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积极参加了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会议,成为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重要成员。当时,中国裁军是主动采取的单方面行动。我们没有要求其他国家采取相应行动。裁军的目的是为了显示中国的裁军诚意,是要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当时,美国与苏联正在进行中程导弹条约谈判,我们希望中导条约不要危及中国的安全。

1981年11月30日起美苏开始举行关于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的谈判。谈判开始前,美国总统里根就提出了“零点方案”,即明确要求苏联拆除它已在欧洲部署的SS-20、SS-4和S-5等中程导弹,以换取美国取消在欧洲部署潘兴-Ⅱ新式中程导弹的计划,但遭到了苏联的拒绝。从1981年11月30日至1983 年 11月23日,美苏双方共举行了六轮会谈,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中导谈判有可能达成对中国不利的条约,如果苏联将部分中程导弹转移到乌拉尔以东地区部署,将会对中国造成直接威胁。因而,1986年3月,中国政府在裁军声明中明确表示,“苏美部署在欧亚两洲的中程核导弹应当同时均衡地裁减和就地销毁”。这时所说的“同时均衡裁减”就要美苏彻底消除其中程导弹,不能留下死角;“就地销毁”就是要苏联不能将要消除的中程导弹移到亚洲,避免祸水东流。事实证明,中国这一主张对后来苏美中导条约达成“双零方案”起到了促进作用。

1987 年 9月18日,美苏两国终于就消除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问题原则上达成协议。根据中导条约,苏联应销毁的导弹数为1752枚,美国应销毁的导弹数为859枚。虽然条约规定销毁的核弹头数量仅占美苏核武库的4%左右,但它对核裁军进程的影响是深远的。

1987年,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世界裁军运动区域讨论会,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与政策。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强调指出“我国正在顺利执行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的计划。我们采取的一系列实际行动充分表明了中国对裁军的诚意”。

百万裁军之后的裁军行动

继邓小平主席在1985年宣布百万裁军之后,中国继续坚持裁军之路。1997年,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郑重宣布:“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我国将在今后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这次裁军主要是压缩部队规模,完成裁减军队员额任务。重点是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体制和院校、训练机构体制编制。调整后,全军军以上机关共减少1500余个机关部门。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的290 余个生产管理机构、地区性企业管理机构全部撤销或移交地方。当时,全军编制人数保持在250万以内。

2003年9月,江泽民主席再次宣布裁减军队员额20万。当时陆军部队是精简重点,共减少编制员额13万余人。军区机关和直属单位、省军区系统,裁减6万余人。 当时,团以上机关部门共减少3000余个,全军共减少院校15所、训练机构31个。2005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裁减员额20万的任务。经过这三次大规模裁军行动,裁减员额后的中国军队总规模为230万人。

今年 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阅兵式上宣布我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到2017年年底,中国军队总员额将进一步减至200万。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共护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诚意和愿望,也展示了中国推动国际军控和裁军的积极的态度。

当然,中国的裁军行动不只是一味削减军队数量,而是要军队在减少数量的基础上优化配置,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与行动效率。中国有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和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领土和主权需要中国军队守卫。中国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都需要中国军队积极应对。同时,新的历史使命要求中国军队不仅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而且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要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利益,而且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军队走出了国门,承担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国际行动。目前,3000多名中国军人和维和民警在世界上10个任务区执行勤务,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维护和平。自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派出20批护航编队,确保了800批近6000艘中外船舶顺利通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作者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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