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

口杨银禄   2016-05-08 05:13:43


口杨银禄

汪东兴,1916年1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清湖乡,1929年9月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1月随红十军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的长征。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又曾担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总参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1977年8月至1980年2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47—1976年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了近30年。

图为2004年正月初三中办部分工作人员到汪东兴同志家中拜年,笔者之子杨同贺为汪东兴拍摄的照片。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德高望重的汪东兴同志,于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0岁。

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名好党员、好干部,我们失去了一名好领导。为了缅怀他,纪念他,学习他,化悲痛为力量,我写下这篇回忆纪念文章,以飨读者。

“我不是首长,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中办的工作人员”

汪东兴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参加革命工作后,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且长期在中央领导身边做警卫、保健、服务工作,养成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与诸位中央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得很熟,也很融洽,大部分工作人员他都能叫得出名字。因为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对工作人员很谦和,又很关心他们并对他们很负责任,所以自然地成了工作人员的依靠和主心骨,大家有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汪东兴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列席成员,党的九大以后,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每次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址设在钓鱼台16号楼)和政治局会(会址设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如果开到了晚上10点钟,他觉得会议一时结束不了,就肯定会从会场出来,告诉在外边等候的与会中央领导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你们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吃夜餐了。”于是,工作人员就会立即通知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把夜餐送到会场外的休息厅,大家狼吞虎咽地抓紧时间吃完,然后又静静地等候。如果马上就要散会了,汪东兴会第一个从会场出来告诉工作人员:“散会了,作好准备,赶快调车。”等所有的首长都走了,汪东兴才离开,每次都是如此。即使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他的这种习惯仍然没有改变。

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警卫局都会给安排一名警卫员,唯独汪东兴没有警卫员。我问过他:“你为什么不要警卫员呢?”他说:“我自己就是警卫员,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中央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我要警卫员干什么?不需要嘛。”

汪东兴离休以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从1999年以后,我们每年两次到他的住地去看望,一次是春节,一次是国庆节。每次去,他的精气神儿都特别足,穿得整整齐齐,早早地坐在客厅里等候,茶几上摆满糖果,高高兴兴地招待我们,有时他还亲自剥开他家乡的特产江西南丰蜜橘,放在我们的手里。他一生在战场上四次负伤,四次因病动手术,90多岁以后身体仍然很健康,还可以散步锻炼身体,见到我们很健谈,记忆力很好,说话声音洪亮。谈话内容,少不了谈如何锻炼身体、相互之间的感情、在一起工作过的情景、毛主席对他的教导、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等。

2005年2月10日(正月初二)上午9时,我们一行13人到汪东兴同志的住处去拜年,他对我们说:“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咱们在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相互之间是信任的,你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什么叫做帮助呢?为党中央、为毛主席的服务、保健、警卫工作做好了,就是对我最大最好的帮助。那个时候你们的本职工作都做得不错,都尽了最大努力,都作出了很大贡献,我感谢你们!”他还说:“我一生有两个强,一个是意志比较坚强,对于信仰我从未动摇过,凡是遇到特别不顺利的事情,想得开、放得下。主席曾经对我说过:东兴同志,如果我不在人世了,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不要急,冷静应对。主席的话我记住了,我始终也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做的。第二个是生命力比较强。我四次负伤,四次开刀治病,没有倒下,现在我睡眠较好,生活有规律、有保障,我住在这里一是安静,二是安全,且家庭团结和睦。我没有什么大的能耐,就是活的岁数大,没有想到能活这么大的年龄。”有一位同志鼓励他说:“请你保重身体,好好活着,我们陪着你活到120岁。”汪东兴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同年10月2日(星期天),我们一行17人去看汪东兴同志时,他非常高兴地大声说:“我向你们报告,我三年没有到医院看过病了,原来说我心脏有点儿毛病,现在好了,越来越好了。有的人问我,你怎么搞的,身体这么好?我说没有大毛病,如果有大毛病早就不在人世了。以前,一天吃三次饭,现在我一天吃四次饭,睡两次觉。我有三个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活动正常,每天坚持走两千米。孩子们都很孝顺,对我很关心,大儿子每天给我量一次血压,血压正常,两个胳膊血压不一样。工作人员对我也很好,我感谢他们。”

有一天,汪东兴还邀请我们六位工作人员到他家吃了一顿饭。吃的是涮肉,很丰富。他说:“咱们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由于工作忙,难得在一起吃一顿饭,现在都离退休了,没有工作做了,时间属于我们自己的了,就有条件不慌不忙地在一起吃饭了。多年来,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请你们吃一顿饭,也算了却了我一个小小的心愿。今天的肉食、蔬菜、料都是我亲自到市场上挑选的,既新鲜又卫生,尽管吃,边吃边聊。”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和一位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一起围着桌子吃饭,像一家人一样,一点儿紧张的气氛也没有,一边吃一边聊,其乐融融。

有一段时间,汪东兴在西单附近的房子进行内装修,他临时搬到了万寿路甲15号院1号公寓暂住。这里是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的一个处——万寿庄管理处的所在地。那时,我在这个处当处长。有一天,我去看望他。第二天,他散步走到了我们处的综合办公楼。在我的办公室坐了片刻后,他叫我陪同他分别到我处所属的七个科室看望工作人员。他在保卫科对大家说:“这个地方的工作任务很重要,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总司令、陈云同志等中央领导在这里住过,现在又住着不少省部级干部。首长身边无小事,你们是做服务工作的,要有热心、诚心、精心、细心和耐心。”保卫科长看他一直站着说话就说:“请首长坐下讲话。”他说:“我不是首长,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中办的工作人员。在革命队伍里,只有工作分工的不同,在政治上、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是同志、战友和同事,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共同提高。”汪东兴把他置于一般的工作人员,这就是他的谦虚之所在。



1955年,汪东兴与毛泽东在一起

“又叫马儿跑,又不叫马儿吃草,没有这种便宜的事”

汪东兴经常讲,又叫马儿跑,又叫马儿不吃草,没有这种便宜的事,要利用现有条件,千方百计地为大家办一些实事、好事,不然人家要你这个领导干什么。在中南海驻扎的执勤部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原来住的是平房,室内没暖气,冬天生煤炉取暖,又脏又冷又易煤气中毒,屋内没有卫生间、没有自来水,冬天干部、战士到室外解手、洗漱极不方便。他经请示批准以后,给这三个中队盖起了大楼房。每个分队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屋子,内设储枪室、储物室,还有学习室、俱乐部。室内通了热力,伙房通了煤气,每个中队一个漂亮的大食堂,窗明几净,亮堂堂的。楼的每一层都设有厕所、洗漱间、洗澡间,干部战士们为能住上这样的楼房高兴得不得了。

1970年2月,根据汪东兴的意见,中央警卫团精心挑选了一千名左右优秀的警卫战士,转业到北京。其中200人保送到朱辛庄中央五七艺术学校(后来改为中央艺术大学)学习深造。毕业后,他们分别被分配到了新华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中国京剧院、中央电视台、中国戏曲学院、中央芭蕾舞剧院等单位。由于他们原来素质就比较好,思想进步,政治坚定,遵纪守法,办事认真,雷厉风行,好学上进,吃苦耐劳,勤于钻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工作实践锻炼,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有的还成了一个部门的业务骨干。比如:在新华社工作的齐铁砚成了专为中央领导摄影的高级记者;张景山担任了新华社中国图片社制作中心总经理;扈洪元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高级美术师,曾获得过电影最佳美术金奖,他退休以后还到全国各地去授课;宋守友成了名画家,以画鱼为专长,现在求画者很多。

这些同志不但在北京有了满意的工作,以后还陆续结婚生子、安家立业。这对于一名普通的战士来说,是多么美好的人生。现在他们都年过花甲,退休颐养天年,还时常念叨着汪东兴对他们的好。

1977年,中央警卫局(包括中央警卫团)有一批干部要转业到地方工作。汪东兴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希望得到他们的重视和支持。因为8341部队粉碎“四人帮”作出了重大贡献(此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所以,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对这批转业干部非常重视、非常关心,要求国务院、中央军委对他们的工作安排好,尽量做到让他们满意。由于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地方就更加重视,给他们每个人都安排几个工作岗位,由他们挑选。他们到了新的工作岗位都比较满意,当时我们没有转业的干部还挺羡慕他们呢。

“感谢汪主任保护了我们”

江青是一个心胸狭窄、疑心很大、反复无常的人。除了她的特殊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心态以外,她还有一个病态的问题。她患有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症,怕冷、怕热、怕风、怕声音、怕见生人,睡眠质量极差,长期服用大量安眠药。平时火气很盛,经常焦躁不安,情绪自控能力差,脾气一来,一发不可收拾。有时不能理性处理问题,而是感情用事。不高兴了就怀疑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个是坏人,那个是反革命、坐探,等等,动不动就要对这个进行隔离审查、把那个关进监狱。每一次遇到这种可怕的情况,汪东兴就挺身而出,顶着压力,尽力保护工作人员。

江青的警卫员叫孙立志,1967年4月中旬因查出肝炎离开江青那里。担任江青警卫员的时候,有一次江青毫无根据地怀疑孙立志偷了她的钥匙,要把他关起来进行隔离审查。汪东兴跟江青解释说:“大老孙是个老实人,他怎么会偷你的钥匙呢?”无论汪怎么解释,江还是不依不饶。于是,汪就把老孙送到了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保护了起来。老孙的家在上海,为什么不把他送到上海呢?汪东兴考虑,回上海不安全,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管辖控制的地盘,不能叫老孙刚出虎口又进狼窝。中办五七学校在汪的眼皮子底下,保护起来比较方便、保险。

许春华是一个孤儿,烈士子女,在中学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上海市一所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工作。1961年,经上海市公安局挑选、政治审查,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汪东兴批准,给江青当了护士。1968年3月的一天,江青不高兴了,说小许与已被关押起来的秘书阎长贵联系多,就把在她身边工作了近八年的小许赶走,说她是反革命,要求对她隔离审查。这时,汪东兴觉得他一个人保护小许力量不足了,于是就大胆而及时地报告了毛主席。当毛主席知道后,就说:“小许是一个好同志,怎么成了反革命?”她这才幸免于难,并被送到学校读书深造。

江青怕声音,很少接打电话,所以她不知道电话怎样使用。她的办公室有三部电话:一部保密机(红色的),一部普通电话(黑色的地方电话),一部供电电话(黑色的,直通中南海电信39局)。有一天,她要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她拿起供电电话话筒,39局的话务员就问:“请问首长找哪位首长?”这样就把江青吓了一跳。她赶快放下电话,把我叫去,问我:“小杨,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有拨号,怎么电话里就有人说话?这是有人偷听、监听我的电话,我要叫老汪(汪东兴)查,电话局里有坏人,查出来立即法办!”

我向她耐心地解释说:“江青同志,你是打的供电电话吧?”她问:“什么叫供电电话?”我指着供电电话说:“这就是供电电话,你看,电话机上没有电话号码,拿起话筒就可以通话,接电话的是中南海39局的话务员,你要找谁,跟她们一说,她们很快就给你找到了,很方便。她们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是很好的。”江青听了以后,很不高兴:“我不听你的解释!我叫老汪查,查出问题来,你就是同案犯!”她把这件小事说得这样严重,上纲上得这样高,我不敢再解释什么了,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就立即报告了汪东兴。

汪东兴听了以后,不但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这好办,我向她解释,叫她问问总理用过供电电话没有?”

过了几天,汪东兴到钓鱼台江青的住地,还真的向她解释起了此事,她听了还是不相信,非叫汪查个水落石出。汪生气地说:“39局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两道关的政审才调进去的,各方面都过硬,不查了,他们都是好同志。”

1999年3月16日,我到39局业务室办理长途业务手续,见到了时任话务员的庞守芝、许桂芳两位同志,她们对当年的事还记忆犹新。小庞说:“有一次,江青说我们偷听她的电话,说39局内有特务分子,逼迫汪东兴来调查。汪主任还真不错,他说39局没有特务,他们都是好同志,才了了此事,我们也才避免了一场灾难,我们感谢汪主任保护了我们。”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在热烈的掌声中相继投票

“敢打胡宗南,不敢打江青”

1973年6月11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因为没有陪江青看电影,冷落了她,江青生他们的气,而迁怒于我和她的警卫员。江、张、姚三人驱车跑到中南海西花厅逼宫,江青诬陷我们俩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意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逼迫周总理当天晚上就把我们关进监狱。周总理了解我们,更了解江青的为人,不同意抓,他就借故走出西花厅到南楼找汪东兴商量如何保护我们。待周总理、汪东兴回到西花厅后,江青冷冷地质问周总理:“我不是叫你把他们两个抓起来吗?你怎么搬兵来了呢?!”汪东兴说:“怎么能在总理家里抓人呢?他们是由组织挑选派到你那里去工作的。你认为他们有问题,应交给组织处理。你把他们交给我,由我来处理。我先把你的警卫员带走,等一会儿我把杨银禄从钓鱼台接出来,天这么晚了(已是第二天清晨五点了),你们也该回去休息了。”

汪东兴后来对我说:“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把你们接走,叫你们睡大觉,睡醒了再想办法,最多到五七学校锻炼锻炼。后来看来事情并没那么简单,江青催着要处理结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应该用擀面杖把她从总理那里赶走。’我说,主席,不行啊,还有两位。主席问:‘还有谁?’我说,还有张春桥、姚文元。主席气愤地说:‘那问题就更严重了,那是冲击内阁,是倒阁行为,是逼宫呀。你们就是对他们太软了,你外像老虎,内像猫,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我们都不怕,还怕一个江青?你敢打胡宗南,不敢打江青,不奇怪吗?’我说,我敢打胡宗南,不敢打江青。主席问:‘那是为什么?’我说,江青和胡宗南是不同的。主席说:‘请记住,不论是谁,只要不守纪律,胡作非为,没有组织观念,就得批评,就得制止,共产党不许侵犯人权。’我说,我虽然不敢打江青,但我把杨银禄他们两位带走了,把他们保护起来了。主席说:‘你做得对,对在江青那里的工作人员就是要保。江青是个蠢货,她用人家的时候对人家不关心,不爱护,不帮助;不想用的时候,就给人家扣上几顶大帽子,一脚踢开,从她那里出来的没有一个高高兴兴安排工作的。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把他们吓坏了吧?要保护他们。’我说我保护不了,总理也保护不了。主席大声说:‘你们都保不了,我保嘛!我看她这个人就是钢铁公司、帽子工厂。’”

那个时候,只有报告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话了才能保护了我们,也只有汪东兴能报告毛主席。因为汪东兴知道毛主席何时休息、何时办公,知道何时报告最合适。汪东兴及时报告了主席,主席说话了,我们一颗极度紧张、惧怕、憋气的心才平静了下来,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汪东兴为了把我们保护得牢靠,不出纰漏,不给江青以把柄,把我们二人安置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团团部,一人住一个房间,由中央警卫团后勤部政委姜燕亭负责我们的住宿和学习。汪东兴告诉我们:“不要回家,不要打电话,不要写信,不要出中南海的大门,你们两位也不要老在一起。”为了使我们安心学习,给我们每人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一份《解放军报》,如果有了新的中央文件(县团级的),也给我们送阅。这样,我们在团部安安静静地学习了两个月的时间。学习结束以后,回家又休息了两个月。遵照主席的指示,于10月中旬到了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学习锻炼。1975年2月,从江西回到了北京。江青的警卫员被分配到警卫团的司令部,我被分配到政治部,一场灾难在主席、总理和汪东兴的保护下终于化解了。

时隔32年后的2005年的一天,我们去看望汪东兴,又说起江青陷害我们的那件事,我说:“感谢汪主任保护了我们。”他说:“那时江青企图把你整掉,关到监狱里去,我保护了你一下,最终还是主席保护了你,你要感谢就感谢主席吧。”在一旁的汪东兴的大女儿汪延群说:“他要是不保护你们,他就不是我爸爸了。”

汪东兴还保护了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成元功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0多年,是一位忠诚老实,工作肯干、能干、会干的人。1968年的一天,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周总理临时有急事要处理,从安徽厅出来到别的厅去了。不一会儿,江青有事找总理,从安徽厅出来,恰巧遇到了在走廊里的成元功,就急忙问:“成元功,总理在哪儿?我找总理有事。”老成没有及时告诉她,于是,她大发了脾气,说成没有权力阻止她找总理。待她看到总理以后,就骂:“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汪东兴不同意抓人,就说,你认为成元功不合适在总理那里工作,可以调动工作,不能随便抓人。后来,汪东兴把成元功送到了中办五七学校保护了起来,使老成避免了一场牢狱之灾。



2004年10月1日,中办部分工作人员到汪东兴同志家中看望他时,汪东兴(左)与笔者(右)亲切交谈

主动出击,化险为夷

汪东兴与江青之间的矛盾主要产生和发展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文革”开始以后,中南海和社会上一样也分为两派,一派是造反派,把汪东兴作为走资派进行批判,另一派是保守派,保汪东兴的。两派形成了尖锐对立。当时权力很大、影响力极大、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对戚本禹很信任,全力支持戚本禹及其支持的造反派,主张冲击汪东兴。用江青的话说:“狠狠地烧一烧!”而毛主席一直是很信任汪东兴的,他叫他的司机张正吉和朱德魁给警卫局交通科的同志传口信:“对东兴同志烧一烧是可以的,但不能烧糊了,烧焦了,糊了焦了就不好吃了。”随着“文革”的发展、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戚本禹倒台了,汪东兴的政治地位逐渐地稳固和上升,由“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列席成员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江、汪之间的裂痕却难以弥合。

江青把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整遍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心中的不悦是可想而知的。他壮着胆量,顶着压力,勇敢地报告毛主席,保护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好同志。有一天,毛主席对汪东兴说:“江青通过整身边的人员,向中央施展她的威风,她其实是指桑骂槐,变着法儿向总理、剑英和你要权。你们识破她的用心,要顶得住,不管她施加多大压力,权就是不能交。”由于毛主席发了话,解救的是江青所怀疑的人、要整掉的人,江青虽然不敢再说什么了,但是她肯定知道是汪东兴向主席告了她的状。所以,江青对汪东兴恨之入骨。两人之间的积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8月24日下午3时,华北组开会讨论林彪23日在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当陈伯达讲到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喜欢得跳起来时,汪东兴很气愤,于是就发表了错误的讲话,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以后,他作了多次检讨,毛主席认为他上了陈伯达一伙儿的当,原谅了他(可读汪东兴著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但是,江青却一直抓住汪东兴的这一错误不放,一心想整掉他,连接替汪的人选她都选好了,并拿到政治局会上进行审议。汪东兴见此情形,会还未完,立刻报告了毛主席。在毛主席的坚决反对下,江青的阴谋才未得逞。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后,江青对毛主席的丧事并不关心,却忙于到毛主席住过的202号争夺文件,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主席那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华国锋、叶剑英也相继明确表示同意汪东兴的提议。9月17日晚上8点多钟,汪东兴和他的秘书一起到“202”,把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并向负责看管的同志作了相关交代。当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202”,看到毛主席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她质问看管文件的同志:“这是谁干的?”那位同志回答:“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只好无奈而归。

除“四人帮”有功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这件关系党和国家命运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参加,或者汪东兴的态度不坚定,行动不坚决、不果断,结果将是不可想象的。汪东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等重要职务。那一天的实际行动方案,在中央最高层只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知道并实施。90年代有一天,我们对汪东兴说,你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了大功。汪东兴对我们说,我是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在华国锋、叶剑英两位中央副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是具体执行者,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抓捕“四人帮”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严肃、非常复杂的重大政治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办好、不能办砸,不能发生任何问题。对于抓捕地点、抓捕方式,关押地点、关押方式,行动小组的组成,哪个小组负责抓捕哪一位,既交代具体任务又规定严格的纪律;抓捕后,用什么汽车分别把他们拉走,还要派政治最可靠、技术最好的司机负责开车;“四人帮”被关押以后如何看管,内卫谁负责,外卫谁负责,谁给他们做饭,做什么饭,谁送饭,怎么送,卫生如何保证,等等,都必须安排得细致、周到。

在汪东兴的周密策划、严密组织、正确指挥下,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抓捕“四人帮”前后只用了35分钟,没有费一枪一弹,没有流一滴血,就顺利地结束了。这充分证明了汪东兴的思维、决策、组织、指挥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
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在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

汪东兴与毛泽东的个人友情

汪东兴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了近30年,他们之间除了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关系外,还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情。

汪东兴所居住的正房客厅,洁白的西墙上悬挂着1961年10月16日毛主席亲笔书写赠与的王勃《送别》诗,上书:“唐朝少年诗人王勃诗一首,送别。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其书法龙飞凤舞,骨气雄浑,令人心胸激荡。可见那天毛主席的心情不错。的确,那一天,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兴致很高。除写了《送别》,还特意写了他老人家的脍炙人口的词《沁园春·雪》赠给汪东兴,足见毛主席对汪东兴的信任、厚爱和深情。

汪东兴对毛主席特别崇敬和爱戴,对毛主席的感情颇深。毛主席离开他已整整39周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对毛主席的思念之情未减。每逢主席诞辰、忌日,他都到毛主席纪念堂献花、鞠躬、瞻仰,寄托哀思。

我们每次去看望汪东兴时,几乎每次都说说对主席的感情。有一次,他看了一眼主席赠给他的王勃的《送别》,说了一句深情而沉重的话:“我想念主席了。”说完,两眼闪烁着泪花。

写给汪东兴的诗

我于2011年7月1日(党的生日)给汪东兴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作“东兴有大功”。通过他的女儿汪延群送给了他:

有功之臣汪东兴,壹拾叁岁参革命。
浴血奋战无数次,历尽艰险过长征。
一片丹心忠于党,意志坚定守正性。
一尘不染香到骨,两袖清风昭汗青。
实事求是做实事,大爱仁心救人生。
警卫服务专细恒,固若金汤佑安平。
清除内奸建奇勋,保卫领袖立大功。
襟怀坦荡天地阔,公心如海扬美名。

2012年1月18日,我和阎长贵同志去看望汪东兴时,他对我说:“你杨银禄同志给我写了一首诗,是表扬我的,我看过了,很高兴,谢谢你。诗写得不错,你快成为诗人了。其实,我没有你所说的那样好。”

汪东兴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辉煌的一生。正如2015年8月2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汪东兴同志生平》中所说:

“汪东兴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对革命领袖无限忠诚,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全部精力……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敬重!”

汪东兴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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