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的囚徒

口刘一斌   2016-05-08 05:12:35


口刘一斌


作者父亲刘舜卿


作者叔父刘子正

今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每年的此时,眼前就浮现出人民抗战胜利的狂欢胜景,心中就感觉到惨遭日寇迫害导致心灵伤痕的隐痛。抗战八年,我在硝烟弥漫中成长,在饥寒交迫中度日,在屠刀高悬下逃难,在流离失所中求生。对抗日战争的记忆,已成为我的道德、理念、立场形成的重要基础,成为我人生的组成部分。

因父亲抗日,全家被日军追捕

我的父亲刘舜卿和叔父刘子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共产党员,1937年底发动山东徂徕山抗日起义后,他们创建了莱芜抗日革命根据地。父亲任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叔父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二人同莱芜军民同生死,共患难,与日寇血战八年。莱芜曾被誉为山东省抗日模范县,父亲被誉为模范县长。这使敌人惧恨交加,重金悬赏,要其人头,并野蛮捣毁其家舍,疯狂追捕其亲眷。我全家人不得不离乡背井,流亡他乡。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寒风凛冽,一家老小一把汗水、一把泪水地艰难跋涉在崎岖的田间小道上。天刚蒙蒙亮,一群日本骑兵疯狂地尾追着大批逃难百姓从我们背后奔来。他们在人群中乱踏乱闯,并用枪托马刀乱捣乱砍。满地东倒西躺的人群,哭喊着、咒骂着。我被母亲护在身下,幸免被踩死,但母亲的腿被马蹄踏伤,留下仇恨的伤疤。自此,我们开始了十年的颠沛流离、乞食逃难生活。此间,吃草根树皮,宿山野洞穴,尝尽人间苦难。祖父因夜间逃避敌人,坠崖摔死,我的一兄两弟,冻饿而死。我算幸存者,但成为日伪的“要犯”,到处遭追捕,最终也没能逃脱敌人的魔掌。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遗址四禅寺

我和母亲、姐姐落入敌人魔掌

1942年秋,由于叛徒出卖,日寇出动数百兵力,将我母亲、姐姐和年仅4岁的我逮捕,关押在莱芜南巍石村据点。敌人对我母亲欺诱不成,便严刑拷打,进行非人折磨,逼问父亲的行踪和动向,也花言巧语地骗问姐姐。母亲是1934年的党员,姐姐是11岁的抗日战士,她们坚强不屈。当敌人的企图屡挫不成,他们便对我们施行肉体和精神的野蛮摧残。敌人刑讯母亲时,故意让我和姐姐在场目睹母亲被打成血肉模糊的惨状。尽管母亲咬紧牙关,但仍忍不住发出几声惨叫,再加上鬼子们的狰狞与狼嚎,深深地刺激着我稚嫩的心灵。我跟姐姐拼命哭喊着扑上去救护母亲,敌人就对我们一阵毒打,有时还残忍地揪我头囟的头发,让我惨叫,试图以此折磨母亲的心,摧毁母亲的意志。日寇毫无人性地对我们进行身心残害,致使我的心理创伤永难愈合,留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永久痛恨。

监狱是一座民宅,正房住宪兵,东房住伪军,西房是监室,南房是刑讯室。我们监室,日伪双岗,门窗封闭,不见天日。母亲的刑伤感染化脓,又因监室阴暗潮湿,长期睡在裸地上,母子三人都生了疥疮。严冬天冷,我们都是一身单衣,疥疮变成冻疮。脓血和衣服粘在一起,靠无法靠,躺无法躺,连母子三人偎依在一起暖和一下都不行。吃饭拿不住,只好用两腕捧,甚至伏地啃。稍不留意,碰一下疮口,疼得钻心。有时候,我疼得难忍,冻得难受,便抑制不住地哭起来,母亲只能枉然落泪,恨敌于心,连抱起我哄哄都不可能。

后来,在母亲的强烈抗争下,我和姐姐被允许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活动取暖。敌人在这时常拿好吃的诱惑我。一次,鬼子拿油炸红薯片逗引我,不谙世事的我眼睁睁地看着,被我姐姐扒拉一下:“不要,脏(坏人的东西)!”鬼子走上前来,拉我的胳膊,我把手藏到身后,坚决不接。又一次,鬼子兵拿了一幅画,指着画上的日本兵问我是什么人,我冲口而出:“鬼子!”一个伪军过来说:“不能叫鬼子,要叫皇军。”我姐姐赶上前:“就是鬼子!什么皇军,是黄狗。你是黑狗!”伪军气得双唇发颤,恼羞成怒,狠狠地打了我姐一个耳光,骂道:“你这个八路羔子,到死还嘴硬!”我姐边连声骂“你是王八羔子”,边把我拉回监室。

还有一次,日本兵把四个为日寇修炮楼的人的孩子关在我们狱宅的厕所里,两天不给饭吃,逼其家长拿钱赎人。伪军故意危言恐吓,声言要把他们腌成腊肉吃,孩子们怕得直哭。我也随他们哭起来。回到监室,我告诉母亲,母亲高声大骂日本鬼子、汉奸伤天害理,不讲良心,残害孩子。我们在狱中,天天吃的是日伪看守们的残羹剩饭、汤汤水水,难以充饥。即便这样,母亲也省出几口送给那些孩子们吃。母亲以没法如厕为由,拒绝吃饭,坚决要求释放孩子们。最后敌人只得让步妥协。


由徐向前题写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


作者全家福,摄于1951年。父亲刘舜卿时任泰安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母亲吕明亭是1934年的党员,此时已回乡务农。姐姐刘学兰原任军分区文工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转业后任地委宣传部科长。作者(最小)和哥哥当时在上小学

老百姓的护佑,使我们化险为夷

敌人逮捕我们作人质,逼我父亲投降,但我父亲却志不可摧,立场弥坚。他经组织批准,写信给大汉奸张文正:“你们抓去我三口人,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你们的灶门朝哪儿,我也知道。你们杀我一口,我杀你们三口。你们的日本主子长不了,终有一天,我会割下你们的脑袋,去祭那些被杀害的父老乡亲!”与此同时,父亲的警卫员亓峰,化装潜入敌营,处决了出卖我们的叛徒之一——魏百川,给日伪以很大震慑。敌人始终没有敢杀我们。据汉奸头子于化一在抗战胜利后被镇压时交代,日本人原本要杀掉我们并暴尸示众,后怕激起我父亲的更大仇恨,招致抗日武装更激烈的反击,才留着我们继续做人质。

我们被捕后,党组织极为关心。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多次指示敌工科长谷德,要全力营救我们。终于,在日寇倾巢扫荡时,地下党通过敌营内线关系,将我们拯救出来。日寇随后四处追捕,残害了多家掩护过我们的群众,终未得逞。我们经过千难万险,辗转逃到莱北羊里区,我和母亲受到区委书记边春光(新中国成立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和区妇救会主任张林玉(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省妇联主任)及广大抗日民众的照顾和保护。但日寇抓捕我们的突袭不断,我们仍需四处躲逃。一天,我们随口镇区委书记李元贞(新中国成立后任杭州市委书记)紧急转移到一村,夜间却被突袭包围。李元贞等突围成功,我们则被困在村里。母亲带我走进一座农院,见几个日本兵在烤火取暖。我们和群众挤坐在炕上。母亲见一年轻妇女,就把她的头发弄乱,脸抹黑,让我坐在她的怀里。刚伪装好,进来一个鬼子拉她。她吓得往后畏缩,鬼子抄起一根锹柄,朝头就打,妇女血流如注,溅我一身。母亲带头怒斥,众人怒不可遏,鬼子吓得退了出去。之后,见院子里押进几批被绑着的人,鬼子头目边审问边毒打,直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皮开肉绽。日寇烧杀掳掠了一整天,百姓受的灾难和生灵遭的残害,使该村一时生存艰难。

眼看情势恶化,群众便秘密地为我们在井壁上挖了隐藏洞。一次,敌人确信我们没有逃远,但又屡搜不见,于是不甘罢休,几次向井下察看。由于井底深邃黑暗,一无所见,他们便向井里连开数枪,投下两枚手榴弹。我们水溅满身,幸好没伤。由于民情可靠,防范严密,敌人多次来抓捕我们都无果而归。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战争最严酷的阶段。

八年的浴血奋战,莱芜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敲锣打鼓,鞭炮齐鸣,高跷秧歌,欢天喜地,人们喜极欲狂,压抑了多年的积愤和用鲜血换得中华民族生存权利的悲壮激昂,一下子宣泄出来。母亲激动得热泪长流。我们难舍难离地告别了莱北民众,母亲回乡重建家园,我参加了县文工队。

抗日战争胜利已70年,但当年的情景日久弥深地沉积在我的心底。每年此时,我心潮起伏,在追忆、痛恨、感恩、激动心绪里往往陷入深深的思考。抗日战争的胜利靠的是什么?一是正义,二是人民。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但没有人民的奋斗和牺牲,也就没有最后的胜利。越是人民的事业,民族的事业,越是正义的事业。共产党正是在抗日战争中高举民族救亡大旗,中国人民才真正认识了她,最终选择了她。

岁月如梭,70年过去了。时光可以过去,但是记忆不能过去。不忘抗日战争,不忘人民的功绩,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我将把党和人民群众对我天高海深的恩情,连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永远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


作者(右一)退休后与抗日战争时期保护过他的干娘(中坐老人)一家合影。前左一为其干兄弟

作者系外交部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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