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儿女的故事:红色的摇篮

高勇 口述  潘飞 采访整理   2016-05-08 05:11:02


日寇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十几个月里,屠杀了中国儿童10万以上,掳走的达到15万,因战争而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孩子则超过40万以上。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和积极促成下,1938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在全国共建立了61所保育院,收养了3万多战争难童。

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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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大声唱吧!这里是安全的!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林迈可[英]摄)

1985年7月,邓颖超在给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郭建的一封长信中说:

“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共产党提倡发起的。保育会的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包括国民党员组成……为了工作便利,请宋美龄做理事长……”

陕甘宁保育分会所属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10月初开始接收烈士子女和抗日军人的后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捐出一个月的津贴支持保育院的建设。毛泽东为之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

保育院的代院长是丑子冈。最早的保育员中有三个是陕北的女红军,白如璧就是其中之一。她女儿白漪在保育院长大。因为她是托儿所最小的娃娃,大家都叫她“托小”。

白漪:我在保育院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学会了唱歌,学会了跳舞。阿姨们似亲妈妈一样看护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有个哑巴老师,她给我们做了可多玩具,还做了动物标本。我们有秋千、还有滑梯。我们洗澡的时候就站在凳子上,阿姨拿喷壶给我们洗。中央领导都把那些大米呀、肉呀省下来给我们吃。我们吃饭的时候,把手都洗得干干净净的,进去吃饭时候要唱《吃饭歌》:“哨子响,吃饭了,洗洗手,擦干了,快快排队不讲话,进了饭堂不胡闹,细嚼慢咽吃个饱。”其他可唱的歌也可多了,比如《小小叶儿》:“小小叶儿,哗啦啦啦啦。妈妈叫我快长大,长得身强力又壮,骑马扛枪保国家……”我们还唱:“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拍着手来歌唱。太阳太阳,真真光亮,我们永远天天向上。”

那时候,蔡畅妈妈经常领着外国朋友来保育院“参观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就穿得可漂亮了,穿的是宋庆龄妈妈给我们拿来的毛衣,还有工人裤,戴的小白帽。

保育院成立一周年时,累计接收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儿童达300多名。他们在这里享受着无限的温暖,无尽的慈爱。

黄义先:我开始到保育院的时候,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我知道父母亲牺牲了,就扔下我一个人,所以也不太爱说话。有一次我眼睛上火了,上了药膏,躺在窑洞里头不能动,老鼠老往这边跑,我害怕,就叫。阿姨知道以后,就白天晚上轮流陪着我。除了生活上的照顾,阿姨们也开导我,经常教我唱歌,给我讲故事,让我参加一些活动。这样我慢慢地和同学们都熟了,心情也开始好起来了,性格也活泼起来了,跳舞、唱歌,还指挥小朋友唱歌。当时边区虽然苦,但是党中央对保育院相当重视,经常给一些水果、饼干这种在当时“稀罕”的东西。那时我们每天午觉睡起以后,一人能够给发一块饼干,发一个苹果。虽然是孤儿一个,但是我不感到孤独,感到保育院很温暖,觉得确实是到了一个温暖的家庭一样。

赵战生的妈妈凌莎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她两度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女子大学担任副教导主任。为了提高对孩子们的教养水平,1941年她被调到保育院担任院长。

赵战生:当时来了一些记者,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记者,到保育院参观。孩子们看见这些“老外”都觉得很好奇:他们西装革履,鼻子长得高高的,蓝眼睛。他们要亲近孩子,把孩子抱在怀里问长问短的。当时我也被一位老外抱在怀中,我一会儿摸摸他的高鼻子,一会看看他的蓝眼睛,发现他戴着手表,还有钢笔,就摸摸这摸摸那。他就问:“我这表好不好?”我说:“好。”他问:“你要不要?”我说:“不要。”他又问:“为什么不要?”我说:“长大了公家会发。”当时大家在集体的环境里头生活, “公家”这样一个概念是非常深刻地烙在心里面的。

一次因为我的腿劈折了,去延安中央医院治疗。阿洛夫大夫说,接上后你这条断腿比正常的腿要短半个厘米。我的母亲说长大了会不会留下什么问题?阿洛夫大夫跟我的母亲说,没有关系,我们苏联有个无脚飞将军,在战争时期跟敌人空中格斗的时候负伤,腿都截肢了,但是依然能够重返蓝天和敌人继续战斗。虽然当时我还小,但是阿洛夫的这句话,这样一种战斗的精神确实鼓励着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头用这种精神来支撑自己的工作学习。

随着不断有孩子需要在延安接受照顾和教养,1946年,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供给的第二保育院也在延安成立了。

田纪英14岁去延安参加革命,她刚到延安就被分配当了保育员。舒焰出生后在第一保育院长大。第二保育院成立后,她和另外几个孩子被转学去那儿,为此她很生气。

田纪英:胖燕燕(舒焰)刚从第一保育院转来的时候,没人理她,因为胖燕燕光哭不说话。

舒焰:我小时候脾气不太好,挺倔的,而且一生气不是哭就是一声不吭。

田纪英:我去了,看着她蹲在那哭,就说:“小朋友别哭了,跟阿姨去玩吧。”

舒焰:我就说,你哪里是个阿姨啊,就是一个姐姐。她说甭管什么,你就跟着我吧。她是那会儿最小的阿姨,我是那会可能还比较大的孩子。所以我俩年龄差别连十岁都不到。

从1946年一直到现在,舒焰都叫田纪英“阿姨”。要说起他们之间的亲情,有太多的故事让她难忘,比如有一首阿姨们自己编的歌:

“天上有太阳,有月亮,还有无数的小星光。地下有庄稼,有树林,有高山,还有大河小河流到大海洋。”

梁汉平的妈妈姚淑平从第一保育院小学部调去担任保教科长,梁汉平也成了保育生。

梁汉平:最深的印象是我吹牛。当时小孩都怕狼,晚上睡觉能听见狼叫,所以都不愿意睡在窗口。我就吹牛,说,我不怕狼,有窗户有门挡着,狼根本进不来,我睡到窗口。晚上听到狼叫了,吓得我直往里头躲,人家就嫌我挤,我才知道真是害怕。

那时候很多在延安出生的孩子被寄养在老乡家。为了解决这些孩子的养育问题,时任中央卫生处处长的傅连暲,提议让丑子冈再创办一所中央托儿所。那可真是白手起家。

丑松亮(丑子冈之女):中央首长直截了当跟我妈妈说,只要你托儿所需要的,我们会千方百计满足你。就拿最早的托儿所的窑洞来说,那四孔窑洞是书记处的,位置比较好,在半山腰,后来腾出来让给托儿所。

只要是为了孩子,我妈妈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几十里山路背小米回来,到老乡的地里问人家要胡萝卜……拼命为孩子搞好伙食。她身体特别弱,对我也不怎么管,因为他没有时间,她太忙了。当时的窑洞里山鼠特别大,有一天晚上,我妈妈出去开会,很晚都没回来,结果我一个人在窑洞里睡。那时我才5个月,可能是嘴上沾了点吃的,就让老鼠把我鼻子给咬了。后来就赶紧到医院包扎上。我妈妈回来听说以后,这些阿姨都特别内疚,直要道歉,我妈妈说没关系。那天我妈整整抱了我一晚上。

1942年,中央托儿所的条件有了意外的改善。



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丑松亮:这时候在洛杉矶,华人华侨为我们募捐了很多的东西,通过香港运到咱们根据地来。其中有一个磅秤。

陈席毛(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当初这个东西可是个稀罕物。很多人,包括周围的老百姓都来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怎么人往上一站就知道有多重?我们过去量体重,很大的杆秤,两个人扛着,像称猪一样,弄一个筐子,吊在那个框子里边。现在一看用这个秤量体重,大家都排着队,衣服一脱,往那上一站,量完了以后再把一个杆一样的东西一拉起来,就是量身高的,完后阿姨就说:“下去,下去。”孩子说,还没量呢!多重啊?后来阿姨上面一弄就出来了,大家感到非常稀罕,量完了后又跑到后面去排队,想再量一次、再称一称。

丑松亮:除了磅秤以外,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吃到美国的罐头、奶粉;我们穿得都是挺洋气的,戴着个小船形帽,穿着小呢子大衣,都是美国华侨捐赠给我们的。这一切还得要归功于宋庆龄。她于1938年6月在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她介绍了许多外国记者到延安、到八路军抗战前线,通过他们把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作为和所处的艰苦环境,向全世界作了客观真实的介绍。她呼吁:“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

美国援华联合会响应了,发动了风行全美的“中国周运动”。

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站出来了。1940年他在纽约第一次用中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且把这首歌曲的唱片发行收入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的抗战。

洛杉矶行动起来了,他们直接为孩子们购买了疫苗、鱼肝油、奶粉、玩具、学习用品等,并定做了许多呢子小套装。是宋庆龄通过 “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延安的。

丑松亮:为了纪念他们,另外也是为了报答他们,我们的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可是,孩子们都说“落山鸡”这个名字真难听……

陈席毛:我们就议论“洛杉矶”是个什么鸡?大家知道有“落汤鸡”,还有什么有烧鸡,没听过“洛杉鸡”,这是个什么鸡?大家搞不清,就去问阿姨。一问,阿姨就哈哈笑,告诉我们说这是美国的一个地名。

也许是因为“洛杉矶”这个名字,让陈席毛对鸡有了兴趣。

陈席毛: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老想看哪个鸡窝里有鸡蛋、想看鸡怎么生蛋,结果鸡老也不下蛋。所以晚上我偷偷跑出来,抱着一只鸡在被窝里睡觉去了,抱在被窝里就要看它怎么下。结果鸡也没下蛋,我就睡着了。晚上阿姨过来查铺,一摸我这个被子就听到里边“咕咕咕”鸡叫,掀起来一看,哭笑不得。

1944年冬天,延安流行百日咳,托儿所也没能幸免。为了救治孩子们,并从根本上改善孩子们的卫生条件,傅连璋决定:让中央医院的医生沈元晖去洛杉矶托儿所担任所长。

李建文(沈元晖之女):当时我母亲怀着我已经7个多月了。她没有考虑自己的困难,就非常坚决地答应了。到了幼儿园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马上建立严格的隔离消毒制度,把保育员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照顾健康孩子,一部分照顾病孩子。我妈妈对保育员们说:护理孩子要有细心、耐心和爱心。因为在没有药的情况下,得百日咳的孩子们很可能吃不进去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身体非常虚弱,特别是一两岁的孩子。当时,输血是增强孩子抵抗力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我妈妈是O型血,所以当时她带头输血。开始,很多保育员见了血都害怕,在我妈妈的带动下,她们也加入到输血的行列。就是这些宝贵的鲜血,使重病的孩子们都一个个战胜了疾病,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因为洛杉矶托儿所里有不少中央首长和前方指挥员的孩子,所以成了敌人伤害的目标。

李建华(沈元晖之女):一天半夜,我突然听见有两个人跟我的临床刘华北讲话。他们说:“华北华北,你爸爸让我们来看你了。”我被吵醒了,睁眼一看,一个高个、一个矮个。当时这种情况很多,一些将士们从前线回来以后经常半夜来看看孩子,所以我也不以为然,就转过身又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大家都跑出去洗漱,可是华北没起来。我就跑进窑洞去看,一看一个白单子盖在华北的床上。后来我慢慢知道了华北是被坏人害死了。

这个案子虽然没有被侦破,但敌人企图动摇八路军军心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刘华北的父亲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刘伯承。敌人的卑鄙目的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刘伯承继续指挥着部队不断地打胜仗,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关爱。

王苏民(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我们就盼着打胜仗。每次一打胜仗,就有很多牛肉罐头巧克力什么的从前线给我们送来。你别说我们那个时候很土,还吃过巧克力呢。

孙罗曼(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我是从重庆来的,重庆比较潮湿,我得了关节炎,所以每次棉袄都是先给我发。

陈席毛:我的名字是主席的席,毛主席的毛,小名就叫毛毛。快要撤离延安的时候,主席他们就来了。一见主席来了,大家呼啦一下就围了上去。我上去动作快一点,主席就把我抱起来了。

抱起来后,他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就说:“你姓毛,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我妈妈叫席平,我们的名字都差不多。”主席一听就乐了,说:“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也乐。主席问我:“那你将来长大后想干什么啊?”我说:“打日本。”主席讲:“等你长大以后日本已经都打光了,都消灭了,那你还打谁啊?”回来我想了想也答不上来,就说:“不知道。”

因为钦佩为革命养育后代的阿姨们,也是因为工作需要,赵风钦自动请缨来托儿所当了一名男“阿姨”。

杨小平(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我本来体质就很弱,一岁多的时候得了肺炎和中毒性痢疾并发,病得不行。赵风钦叔叔就把我抱中央医院去了。那时候我已经休克过去了,看上去几乎已经没救了。他就在医院里,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8点守着我,哀求那些医生们,说:“不行啊,你们得救他,他的爸妈都在前线打日本,不能让他死,他死了我们对不起他爸妈,我们交代不了。”医生后来也是全力抢救,动用了当时最昂贵的青霉素,那时叫盘尼西林,居然就把我救活了。

吴黎阳(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我发烧,到晚上了,查夜班的阿姨发现我呼吸不对,喘不上气,半夜把我弄起来,然后一个叔叔背着我跑,大概一直跑到早上,好几个钟头。到了一个像农村的小院,是部队的一个卫生所,说我得了白喉,然后就让叔叔陪着我,给我做饭吃,还让我到山上一个小屋子里去隔离。一直到我好了,叔叔又把我背回去。我那时小,到现在都不知道叔叔叫什么。我特别感谢他。

赵风钦给孩子们做玩具、带他们做游戏、讲战斗故事,还教他们打霸王鞭。选举边区劳模时,托儿所所有的大人、孩子都为他举起了手。

薛曙光(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我最难忘的事情就是七大闭幕以后开了个晚会,我们洛杉矶托儿所小朋友集体去表演,去慰问。我参加演的节目就是《霸王鞭》,我们一边跳一边唱:“陕甘宁来,我的家,我是那家里的小呀娃娃,骑羊马,我挎洋枪,头上戴一朵茉莉花。”

钱泓的妈妈史平是中央托儿所的保教科科长,他的爸爸钱江也为教养孩子尽心出力。

钱泓:延安保育院要搞一个展览,就把我父亲派到延安保育院,画一些连环画,做一些美术作品,完了以后教小孩美术。我父亲后来跟我讲,他拿牙刷把撮成小红五角星,哪个小孩表现好就给谁戴上一个。另外还做一些工艺品、玩具。我妈妈对我讲,当时她给保育院这些孩子讲课,还带教唱歌。他们自己编了一些歌,比如:“昨天晚上做个梦,梦见我在天上飞。飞呀飞,飞呀飞,一飞飞到大前线,大前线鬼子多,到处杀人又放火。我在天上喊口号,吓得鬼子蒙耳朵;我在天上撒泡尿,淹死鬼子几百个。”

延安的孩子们不仅仅唱阿姨和妈妈们编的儿歌,还会唱当时流行的秧歌剧。

李建华:我三岁半就开始演《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有一次,中央医院一个叫徐州(音)的小伙子,他演兄我演妹,我们两个演了一场《兄妹开荒》,在中央大礼堂,演得那个精彩,掌声雷动,毛主席、周恩来伯伯都看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很新鲜,一个那么小的女孩,一个那么大的男孩。

1946年7月中旬,从盛世才的监狱里回到延安的孩子们都被送进洛杉矶托儿所。这些孩子们一下子还不适应天堂般的生活。对姓盛的仇恨也波及到姓“沈”的所长,因为陕北口音“沈”“盛”是不分的。

林海洪:我们在延安托儿所就闹了个笑话,跟托儿所的所长斗起来了。我们路上饿得够呛,到了地方以后看见有包子,大家吃起来就停不住了,拼命地吃。结果所长出来制止我们,说不能吃这么多。大家一看所长不叫我们吃包子,大家集体绝食。结果一弄这个事情就传到中央去了,说你们这帮孩子啊……

梁国欣(洛杉矶托儿所的阿姨):孩子们刚从监狱里回来,所长是怕他们吃多了胃撑坏了。那个胃它不是饿了好长时间吗,那胃肠都没撑开,怕你突然吃多了出危险。

误会靠阿姨们的同情心、耐心和热心解开了。在延安,这些孩子们尽情享受着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幸福。

延安的幼儿教育给了中外记者们太多的意外和感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儿童的生活是一面镜子,延安的政治经济是不是民主的、有创造性的,用不着争辩,只需拿这面镜子照一照就明白了……这里真是一块神奇的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地培育着一代新人。”


1943年,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在演节目

大型文献电视片“延安儿女的故事”完成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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