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印关系友好发展

口 李景贤   2016-05-08 05:14:59


口 周刚

今年4月1日是中国和印度建立外交关系65周年。65年来,中印关系走着一条不同寻常之路,既有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辉煌篇章和“中印人民是兄弟”的50年代,也有曲折和坎坷。但是,作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中国和印度,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两国山水相连,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两国人民的真诚期盼和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建交以来中印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和合作。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印关系全面改善和快速发展。两国不但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不断充实其内容,提升其水平。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己超出双边范畴,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和重视。

在纪念中印建交65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发展中印关系作出过贡献的两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这里,我想特别提起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

久仰纳拉亚南先生的大名

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先后主管联系印度的工作20余年,因此早闻纳拉亚南先生的大名。他全名科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1920年10月27日生于印度南部喀拉拉邦一个贫苦家庭。他的家族属于“达利特”,意为“受压迫的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乡村医生。由于家境贫寒,他常因交不起学费而遭到老师的斥责和同学的取笑。但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两家报社担任记者,后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1949年,因学院院长十分欣赏这位品学兼优的印度学生,于是给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写信,推荐他到印度总理身边工作。他从此踏进了印度外交部的大门。

在外交部,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外交天分,从初级外交官一步步升为司长、联秘和辅秘,先后出任印度驻泰国、土耳其和美国大使。1976年7月,他奉命出任驻华大使,成为1961~1962年两国先后撤回大使后印度派回的第一位驻中国大使。到1978年11月离任,他和夫人乌莎·纳拉亚南在中国度过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时光,在任上为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做了许多工作。

1984年,他从驻美国大使岗位上退休。之后,加入印度国大党,开始步入政界,三次当选印度人民院议员,先后担任科技部国务部长和外交国务部长。1992~1997年任副总统兼联邦院议长。1997年7月,他众望所归,当选为印度第11届总统。

真正见到纳拉亚南并近距离了解他,还是在我任驻印度大使期间。

初任驻印大使遇到“挑战”

1998年2月20日,我从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任上奉调回国,外交部决定派我出任驻印度大使。这时距1988年我出使马来西亚已有十年(去马来西亚前,我一直主管联系印度事务),其间印度的内外形势和中印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4月17日,唐家璇外交部长约我谈话。他强调,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是南亚大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有相当影响,在新形势下要转变观念,加强对印工作,认真做好调查研究,积极结交朋友,进一步推动中印关系的发展。

我和夫人邓俊秉参赞于4月22日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履新。按照国际惯例,新任大使在向驻在国国家元首递交国书前是“候任大使”,一般不能以大使身份开展外交活动。但是,印度外交部同意我参加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4月26~30日访问印度的接待工作,陪同傅总长拜会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和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就在中印关系看来一切正常的情况下,费尔南德斯突然于5月初发表谈话,声称“中国是印度的头号威胁”。接着, 5月11日和13日,印度先后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不仅如此,印总理瓦杰帕伊5月11日还致函美国总统克林顿等九个国家领导人,声称印度进行核试验的主要原因是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特别是核安全环境深感不安。他强调,一个公开拥有核武器、1962年曾对印度发动武装侵略的国家与印度接壤,两国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这个国家还大力帮助印度的另一个邻国成为秘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明眼人一看即知。

印度无视国际社会反对核扩散的愿望,无端指责中国对印度的威胁是印度进行核试验的主要原因,极大地伤害了中国,毒化了中印关系气氛,恶化了两国关系。中国不能不强烈谴责印度的核试验,驳斥其对中国的恶意攻击,并要求印度对毒化两国关系承担责任。印方的言行使中印关系严重受挫,双方副部长级以上的访问和双边军事领域的交往暂停。

我向印度总统递交国书的安排也受到影响。按印方惯例,一般一次安排三位新任驻印大使向印度总统递交国书。在我到任之前,白俄罗斯新任驻印度大使已经抵达新德里。印方决定等第三位新大使到任后,统一安排递交国书事宜。不巧的是,在我抵印后的一个多月里,竟然没有其他国家的驻印新大使上任。在中印关系明显恶化、双方不断就印度核试验进行外交交涉的情况下,中国新任驻印大使能否尽快向印度总统递交国书,这不仅是时间安排上的技术问题,也是对印度一再口头声称愿意改善中印关系是否真诚的考验。印方一时对此颇费斟酌。5月14日,印度外交部联合秘书朗加恰利会见我,随后印度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加威同我商谈递交国书事宜。5月22日,朗加恰利和印度驻华大使南威哲同我会见,表示印方愿同中方对话,改善对华关系。在这期间,印度舆论和外国驻印使馆都在密切关注中国新任驻印大使何时递交国书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印方做了变通安排,即先安排白俄罗斯大使和我于6月1日向印度总统纳拉亚南递交国书,不再等待第三位新大使到任。


周刚大使向纳拉亚南总统递交国书

向纳拉亚南总统递交国书时别具深意的谈话

1998年6月1日上午10时30分,印度外交部礼宾司官员来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请我登上印方礼宾车。抵达总统府门前广场时,受到总统军事秘书迎接。我换乘马车,检阅仪仗队。之后,总统军事秘书陪同我进入总统府礼宾大厅。印度外秘在厅口欢迎,并引见已在大厅中央等候的纳拉亚南总统。我向总统递交国书。双方握手后,总统和夫人乌莎女士同我和夫人邓俊秉参赞会见,并同在场的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和武官握手。

入座后,纳拉亚南总统同我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谈话。乌莎女士则同邓俊秉交谈。总统的谈话友好诚挚。他首先欢迎我出使印度。他说,印中有几千年的友好交往史,两国人民相互学习,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过贡献。在近代,两国并肩战斗,共同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印中分别获得独立和解放后,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已成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石。他回忆了在70年代中期两国恢复互派大使时出使中国的愉快日子,对近年来中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感到高兴。他说,印中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两国人民交往,将有助于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合作,印中两个人口大国可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他还表示,我学的是印度专业,具有多年从事印度和南亚地区外交工作的经验,在两国关系重要和关键的时刻被任命为伟大中国的驻印度大使,一定能发挥重要作用。他强调,印中之间的共同点大于分歧点,分歧可以用对话来消除。他相信,印中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稳步发展。

总统夫人乌莎女士同邓俊秉的谈话也十分亲切。她特别回顾了随丈夫在中国工作及以后访华的情景,流露出希望旧地重游的愿望。
在同我和邓俊秉的谈话中,纳拉亚南总统和夫人虽然流露出访华的愿望,但却并没有明确地说出口。我在离京赴印前,唐家璇外长曾指示我,向印度总统递交国书时,可代表我国领导人邀请他在方便时访华。由于印度核试验后中印关系的突然变化,经请示国内后,我在同纳拉亚南总统谈话时没有发出邀请。

告别时,总统有力地久久同我握手。

批评 “中国威胁论”,认为“印中互不构成威胁”

1999年1月26日,纳拉亚南总统在总统府大草坪上举行盛大国庆(印度共和日)招待会。印度政府各部部长、两院议员、社会名流和外国驻印使节夫妇出席。当时在新德里参加“中印学者对话”的中方团长、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也应邀参加,当面向老朋友纳拉亚南总统祝贺节日。当天晚上,我接到总统秘书的电话,称总统将于27日晚上接见程瑞声先生。我当即表示感谢并允转告,同时希望作为大使陪同程瑞声前往。不久,总统府来电话答复,同意我的要求。

27日晚6时15分,我陪程瑞声同志抵达总统府。总统私人秘书将我们引到书房,先由总统夫人乌莎女士会见我们,进行了15分钟亲切友好的谈话。接着,纳拉亚南总统和夫人在客厅会见我们。

纳拉亚南总统说,他读了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分别给他和印度总理的国庆贺电,感到十分高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重大变化,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超级大国凭借军事、经济和科技优势,企图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印中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印、中、俄三国友好虽不是对抗美国,但是可以平衡美国这个世界警察。他还说,去年印中关系出现了波折,印度有人称中国是印度的主要潜在威胁,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批评了这个人。现政府执政时间不长,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经验,考虑不周。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印度。一个经济繁荣、力量强大并在国际上发挥重大作用的中国,无论对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有力的支持。早在50年代,印度就充分感受到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对于印度维护独立和主权具有重大的意义。目前,印中都在集中力量进行建设。我完全赞同邓小平先生的观点,中国对印度不构成威胁,印度也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对当前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事情,希望双方以大局为重,恰当处理,重新恢复两国的友好关系。明年是印中建交50周年,相信两国将隆重庆祝。他最后说:“我现在手中仍有江泽民主席对我的邀请,希望在时机成熟时访华,同江主席重叙旧谊。”

纳拉亚南总统的讲话高瞻远瞩,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以及对中印关系发展的远见卓识。这对中印关系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对华国事访问,中印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在纳拉亚南谈话后不久,中印外交部司局级官员于1999年2月在北京进行会晤。印方确认,印总统关于中印互不构成威胁的谈话以及中印关系应在双方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稳步发展的建议,代表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度。这成为中印关系恢复和改善的政治基础。

同年6月,印度外长贾斯旺特·辛格访华。唐家璇外长强调,中印关系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中印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也不存在任何不能解决的问题。辛格表示,印中互不构成威胁,两国需要稳定发展双边关系,需要对话,而不是对抗。这次访问使中印关系正常化迈进了一步。

2000年4月1日是中印建交50周年,双方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在友好的氛围中,纳拉亚南总统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于5月28日至6月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中印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重申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对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四点意见,即:增加人员往来,增进彼此了解和信任;扩大经贸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登高望远,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纳拉亚南总统表示,印中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也有广泛和良好的合作。双方都坚定地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因此,印中之间不仅没有任何理由不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应该永远成为好朋友和好合作伙伴。

我和夫人邓俊秉全程陪同纳拉亚南总统和乌莎女士访问,同他们朝夕相处,近距离地了解了这对对中国人民充满友情的印度领导人伉俪。纳拉亚南总统对这次访问成果非常满意。他和夫人乌莎女士向我和邓俊秉一再表示,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中国人民热情友好,中国发展一日千里。

纳拉亚南总统这次国事访问,标志着因受印度核试验影响的中印关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


2001年6月,周刚大使和夫人邓俊秉参赞向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和夫人乌莎辞行时合影

奉调回国,与纳拉亚南总统夫妇依依惜别

2001年6月,我结束了在印度三年两个月的任期,奉调回国。6月7日,我和夫人向纳拉亚南总统和夫人乌莎女士拜会辞行,总统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总统说,很高兴看到印中关系在我的任期内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一直关注我在德里关于印中关系的各种讲话,这些话讲得很得体,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他一向认为,印中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需要。他历来强调印中友好的意义,主张加强印中合作。两年半前,他在会见程瑞声前大使和我时曾有意识地表示,中国不是印度的潜在威胁,而是印度的朋友,中国的发展符合印度的利益。他希望借这番话推动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如今很高兴看到这一努力取得了成功。

总统还深情地回顾了2000年5~6月间对中国的访问。他说,他对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款待难以忘怀,对江泽民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智慧非常赞赏。他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对中国人民怀有良好祝福,为自己能对促进印中了解和友谊作出贡献感到欣慰。

作为离任大使,我回顾了在印度三年多富有挑战性的时光,为两国关系克服了暂时困难回到健康正常的轨道而高兴。我特别赞扬纳拉亚南总统为恢复和发展中印关系作出的宝贵贡献,以及他和夫人乌莎女士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对总统和夫人对我和邓俊秉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表示了感谢,祝愿年届80高龄的总统夫妇健康幸福。

谈话中,乌莎女士一直拉着邓俊秉的手。在我们起身告辞时,总统夫妇同我和邓俊秉紧紧握手拥抱。他们破例从客厅经过走廊把我们送到主楼大门口,看我们登上汽车,并挥手送别。这一幕一直留在我们的脑海里,成为永恒的回忆。

见面竟成永别

2004年6月13~15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北京举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0周年国际研讨会”。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作为主宾应邀出席,夫人乌莎女士同行。外交学会请我和邓俊秉全程陪同前总统夫妇。

6月13日,我代表外交学会专程去上海迎接从德里经上海转机来北京的纳拉亚南前总统夫妇。他一下飞机看到了我,就对我说:“你来接我们,我十分高兴。有你和邓俊秉教授全程陪同,我就没有任何困难了。”

14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研讨会开幕。应邀出席研讨会的外宾还有德国前总理科尔、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舒尔茨、巴基斯坦前外长夏希、缅甸前部长埃博尔、印度前外交国务部长帕蒂亚等。中方出席的领导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都热西提和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

纳拉亚南前总统在会上作了主旨发言。他首先回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的经过。他说:“中国大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通过了一项‘共同纲领’。该纲领包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核心原则,新中国提议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周恩来总理最先向印方提出,是古老的亚洲大陆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新颖而富有创造性的贡献。1954年6月,尼赫鲁总理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这是亚洲历史上关键时刻的一次重要事件。两位总理得出的结论是,只能通过中印两国签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在亚洲建立共同安全和集体和平。

他还介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演变进程。他说,五项原则几乎被全世界普遍接受并最终被联合国接纳,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很罕见的。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会议,则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核心原则加以接纳。联合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看作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1957年12月11日,南斯拉夫、瑞典和印度三个国家在联合国发起了一份包含五项原则的和平共处决议,并被这一世界性组织全票通过。 他说,在冷战已经终结的今天,世界仍不太平,霸权势力的主导依然令世界笼罩着浓重的阴影。在这种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国际关系行为来说变得愈加重要,事实上已经成为建立正义和平的世界秩序之支柱。

他尖锐批评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家鼓吹的主权终结甚至国家终结学说,有的学说主张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由某个或某些拥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称霸。他强调,单极和干预性理论与实践是不可能持续的,同时也与民主多元的世界秩序背道而驰。中国和印度主张多极世界,全球化世界的适当行为准则应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不是一个超级大国或某几个国家称王称霸。他说,我希望引用伟大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先生1988年12月说过的一句话:“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 他认为,亚洲的命运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命运的一部分。新世纪亚洲乃至全世界两个(人口)最大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历史的必然。有了中国和印度,新世纪将会稳步地朝着亚洲命运迈进。我们必须通力合作,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像周恩来总理说的那样“在全世界永放光芒” !

从纳拉亚南的主旨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治家对当代形势的深刻剖析,以及对未来印中合作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高度重视。

6月22日,我们在浦东机场为老总统夫妇送行。他同我和邓俊秉紧紧握手,热情拥抱,相约后会有期。

2005年2月,我和邓俊秉到孟买参加“印中改革研讨会”。在经停德里的时候,纳拉亚南前总统夫妇于21日应邀到中国大使馆参加孙玉玺大使为我们举行的晚宴。22日,他又在家中设午宴款待我们。时隔半年之久,老朋友再次相见,畅叙友情。老总统特别为中印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感到欣慰。告别时,我们同老总统夫妇亲切拥抱,衷心祝愿他们多多保重。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同老总统的最后一次见面。2005年11月9日,纳拉亚南前总统因急性肺炎引发并发症在新德里病逝,终年85岁。第二天从网上惊闻这一噩耗,我和邓俊秉十分悲痛。转天,我们前往印度驻华大使馆吊唁。在老总统遗像前,我们鞠躬默哀,纳拉亚南总统30年来为发展中印关系和增进中印人民友谊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在留言簿上写道:“印度人民伟大的儿子、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纳拉亚南总统永垂不朽!”

作者曾任驻马来西亚、驻巴基斯坦、驻印度尼西亚、驻印度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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