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汪国真

口 李景贤   2016-05-08 05:14:44


口 张宝瑞

我们骑着骆驼走下了一个山坡,晚霞逐渐褪去了,远山朦朦胧胧,变幻成黛青色。汪国真仿佛从遥远的记忆中回到现实,他说:“生活中有丑恶、狭隘、沮丧,有让人沉沦的东西,也有积极乐观的东西。我的诗歌就是为了展现美好人性,阐述心灵。我的诗离政治远了一点,但是离生活很近。”


汪国真

一个诗歌王朝的背影

去年(2014年)12月中旬,我曾打过电话给汪国真。我们一起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办的金蔷薇文化沙龙要在北京鼓楼一个会所举办联谊会,我让他参加。他已于去年年初回家乡福建厦门鼓浪屿,在一个工作室隐居创作和生活。他在电话里说:“宝瑞,我真想沙龙里的朋友,真想参加,可惜去不了,在这期间要在海南参加一个海峡两岸诗歌研讨会。”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说:“我现在在广东卫视主持《中国大画家》专题,已经主持了13期,台领导反映不错。有的城市电视台也想让我做主持人。另外,我在上海也成立了工作室,山东也成立了汪国真诗歌研究发展中心。”我能想象得到他眉飞色舞的神情和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真为这个结交20多年的挚友高兴。这时,我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忽然冒出来一句话:“最近你身体怎么样?”电话那端,他一时语塞,沉默不语了。

沉默,蕴含着否定,也潜伏着危机。

我和国真曾经通过电话上百次,从未问及他的身体,这一次不知是哪根神经动了,才会这么问。

两个月后,我从一个沙龙朋友那里得知,汪国真身患肝癌,已经深度昏迷、脱水,正躺在北京302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我们大吃一惊,呆若木鸡。那个朋友告诉我,在春节之前她就获悉这一信息,她还以为有人嫉妒汪国真,信口雌黄。

我们决定去探望他,可是得到的答复是:家属和医院有保密协议,不许把国真的情况透露外界,也不接受其他人探望。

我们心急如焚。其实,汪国真的病情,16年前便已经初现端倪。

1999年圣诞前夜,金蔷薇文化沙龙在北京安华桥附近的华北大酒店举办圣诞晚会,晚会进行半小时后,国真和他的妹妹汪玉华出现了。国真显得疲惫不堪,穿着一件军大衣。

他是来和大家告别的,他太思念沙龙的才子佳人、兄弟姐妹了。

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某传染病医院过来的,身患疾病,但不知道医院的诊断是什么。

国真和妹妹是中途退场的,我和当时沙龙的副秘书长黄小琴将他们兄妹送到门口,他充满依恋地回头一瞥……

这一瞥,深情依依,令人难忘!一个月后,国真出院后告诉我,医院诊断为血管瘤,不排除肝癌。他微微一笑,说:“死亡和我擦肩而过。”

今年3月初,新华出版社编辑刘志宏曾经到302医院探望过他。我曾担任过十年的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几个月前我提议让出版社再出一部汪国真诗集。书稿出来,需要汪国真审阅,于是责任编辑刘志宏来到302医院。汪国真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这部书是自己的遗作,于是特别重视,一是要求在书前附一个介绍,全面介绍自己在诗歌、书画和音乐领域的创作情况,二是对书的内容逐字推敲。汪国真深知刘志宏曾是我的部属,又是沙龙成员,生怕他把自己的病情告诉我或其他人,于是特地将刘志宏送到医院门口,再三嘱咐,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知道如果告知我,很多人都会来探望,医院会水泄不通。但我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是一个浪漫型、青春型的诗人,一生追求清纯美好,他只想把微笑、光明、灿烂留给众人,不愿让人们看到他倒霉、不幸的一面。

今年4月26日凌晨2时多,我做了一个噩梦,夜色苍茫中,汪国真穿着白色风衣,戴着眼镜,向远方走去。我慌忙叫他:“国真!国真……”

他好像没有听见,依然平静地向前走去,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

他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走向天堂。

这是一个诗歌王朝的背影。

无独有偶,这个背影,我曾经在八年前也见过。那时我和国真还有画家白伯骅等人骑着骆驼,行进在甘肃敦煌茫茫的沙漠之中。国真骑着骆驼走在最前面,他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背影。国真对人真挚,非常善良,却很少对人吐露心迹。我和他虽然结识20多年,但一般都是在组织活动之中,由于参加人很多,我又是组织者,得照顾得面面俱到,所以很少有和他深聊的机会。八年前是个例外。那是个疏影横斜的秋天,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天际,一丛丛的骆驼草散发着落日的余晖,天空蔚蓝,只有西边紫霭一片。我们牵着骆驼缓缓而行,我不禁吟起了他的几句诗: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汪国真听后,突然感慨地说:“我是单枪匹马拼杀出来的。我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干部,母亲是一个工人,我跟上层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我想,我努力、坚持,就会成功。”我听说他在未成名之前,也经历了一些杂志社、报纸的冷眼和退稿。

汪国真说:“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说到生命,我们谈论起沙龙一个朋友的遭遇,因为感情问题,这个美丽动人的少女曾两次自杀未遂。汪国真说:“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生命,我们的生命都是父母给的,爱情本来是非常美好的,可是处理不好,到达走火入魔的境地,就容易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况。”

还有一个女孩,由于失恋而痛不欲生。国真就像大哥哥一样开导她。他陪女孩到景山公园散心,用自己写的诗歌鼓励她走出阴影。他吟道:“风不能使我惆怅,雨不能使我忧伤,风和雨都不能使我的心变得不明朗。坎坷是一双耐穿的鞋,艰险是一枚闪亮的纪念章。”他请女孩吃饭,终于让她振作了精神,走出低谷。

还有一个女子,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最后终于绝望。她在屋里贴着那个负心人的大照片,还将照片中的双眼钉上了大铁钉。

汪国真说:“爱情本身是非常美好和美妙的事情,发展不好变成了仇人。女人,是一丛火,弄不好,就要被她烧死。”

我问:“国真,我听说,你曾经有过深刻的初恋?说给我听听。”

他没有回答我,凝重地望着远方,轻轻地吟道:

我不知道
是否 还在爱你
如果爱着
为什么 会有那样一次分离

我不知道
是否 早已不再爱你
如果不爱
为什么 记忆没有随着时光流去

回想你的笑靥
我的心 起伏难平
可恨一切
都已成为过去
只有婆娑的夜晚
一如从前 那样美丽

他的眼里噙着泪花,许久没有说话。

我们骑着骆驼走下了一个山坡,晚霞逐渐褪去了,远山朦朦胧胧,变幻成黛青色。汪国真仿佛从遥远的记忆中回到现实,他说:“生活中有丑恶、狭隘、沮丧,有让人沉沦的东西,也有积极乐观的东西。我的诗歌就是为了展现美好人性,阐述心灵。我的诗离政治远了一点,但是离生活很近。”

我问他:“我听说当年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你因为家庭历史上的一些原因,没有被选中。你是不是因为这一点远离政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提出的这个问题,而是缓缓地说:“我歌颂光明,就蕴含着鞭挞黑暗;歌颂美好,就是批判黑暗。我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我是抒情诗人。改革开放以后那种解放出来的力量,给我的诗歌造就了空间。1990年前的那些年是我的创作期,也是我痛苦执着的坚持期,很多诗描写的就是我当时的经历和心境。为了自我激励,所以才写下:不站起来,才不会倒下。更何况我们要浪迹天涯。还有: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与其诅咒,不如坚忍,在坚忍中积蓄力量。人生自古贵坚忍,坚忍是成功的钥匙!当年左丘明双目失明,撰写《春秋》;孔子厄于陈蔡;司马迁忍受阉刑,著出《史记》。”说到这里,他吟诵起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行路难》诗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问他:“你为什么又转向书法呢?”

他说:“当时有人批评我,说我只会写诗。那时候年轻,就想证明我也有其他的能力。况且艺术都是相通的,当时为读者签名时,字写得很差,于是从1993年起,我就开始临摹欧阳询的楷书、王羲之的行书和楷书。我练习书法,有人说我有商业目的,实际上书法和绘画只是我的爱好,它同时能带来经济效益,但我并不是刻意而为。”

我说:“有人说,海子死了,汪国真冒出来了。有人说你的诗是心灵鸡汤。”

他笑了笑,说:“要允许百家争鸣,鸡汤也是有营养的嘛!‘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说完,他就骑着骆驼轻快地走远了。


汪国真(左)和张宝瑞

对朋友的侠义心肠

我认识汪国真时,正是他诗歌处于巅峰的时候。那是1992年在北京国际艺苑的一次座谈会上,王立平、韦唯、刘恒等人也在场。不久,我邀请他参加全国文学书画创作班开学典礼,有了进一步的接触。1994年我和汪国真一起访问新加坡,跟他聊的比较多。他斯文儒雅,通常给人以微笑的面孔,衣服也总是叠得整整齐齐。在过中国海关时,一个女工作人员认出了他,与他合影,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也投来崇拜的目光,他也只是微微一笑。在进入新加坡海关时,工作人员反复看我的护照,第二天,又有一个便衣模样的人总是尾随我,我有点紧张:是不是他们发现了我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汪国真对我说:“你不要害怕,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他带我去看电影,又逛商城。新加坡地方很小,我们从东边一直走到西边,晚上回到宾馆,他笑着对我说:“怎么样?尾巴甩掉了吧?”

汪国真显得文弱,但据我观察,他骨子里有侠气,对朋友情感真挚。我的“文革”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在2000年12月出版前,我请他写一篇序言,他欣然答应,两天后便把写好的序言交给出版单位。我的好几部长篇小说的序言都是他写的。2013年春节前,我的新作《梅花谍影》出版,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办首发式,他也应邀准时到场。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父亲都病危了。凡此种种,都令我非常感动。

2005年,我们几个朋友在广东东莞给他和司马南过生日,因为他和司马南是同年同月同日生(1956年6月22日)。在东莞的一个钓虾池旁,司马南风趣地对汪国真说:“我是上午出生的,你是下午出生的,你得管我叫哥哥。”汪国真微微一笑,一甩钓竿,说:“司马,你说的不对,我是凌晨1点出生的,你得管我叫哥哥。”司马南狡猾地一笑,说:“你看你长得像绣花枕头,那么嫩,你和宝哥哥身边总是鲜花如云,美女成群,我身边怎么没有这么多女孩?”汪国真站起身,又一甩钓竿 ,气哼哼地说:“你看你那么杠头,总是跟别人较劲儿,美女老远看到你,早就给吓跑了!哈,哈,哈!”众人也是一阵大笑。

我第一次看到汪国真这么开心地大笑。


京都四大怪才,右起:汪国真、张宝瑞、司马南、吴欢


汪国真参加沙龙的聚会,别提多高兴了


诗人的烦恼和愤怒

汪国真也有烦恼的时候。十年前,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男人找到汪国真,扬言要跟他打官司。这个急得满头大汗的人气急败坏地告诉他:“你的诗集中有许多首都是抄袭我的,这是一种严重的剽窃行为!你是诗贼,我要控告你!”汪国真听了,如坠五里雾中。那人从一个沾满汗渍的大包袱里掏出汪国真的诗集《年轻的潮》,一页页打开,上面写满了他勾画的黑圈圈,还有歪歪扭扭的“眉批”。这个气愤填膺的人三番五次找到他大声疾呼。汪国真又恼又怒,于是请一个朋友与他说理。

那个声称剽窃、据“理”力争的人最后声嘶力竭地说:“现在文坛抄袭剽窃成风,唐朝的李白、杜甫也抄我的诗!”

汪国真听了,笑了。原来那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当然,诗人也有愤怒的时候。十年前,南方某报记者听到传言,草率地发表一篇报道,说汪国真穷困潦倒,办火锅店亏损,以卖字为生。这是一篇典型的失实报道,一是因为汪国真有工资收入和再版诗集稿酬的收入,二是他并没有办过火锅店。当时国真请律师打官司,并向我和司马南诉苦,我们当即写了驳斥文章,数十家报纸采用。官司胜诉,对方在两家报纸上登报道歉,赔偿5万元。

汪国真总算出了一口气。汪国真在诗史上被定位为“情诗王子”、抒情诗人,他的许多诗歌真挚动人,哲理性强,清新隽永,曾经被许多少男少女谈情说爱时引用。他本人长相儒雅,性情温和,是一些女人朝思暮想的偶像。可是他为什么在临近40岁才结婚?后来又为什么离婚?逝世前又为什么独自远行、孑然一身?

据我了解,年轻时汪国真有过深刻的初恋,这是刻骨铭心的恋爱。女方才貌双全,神韵十足。我读了他许多诗,觉得这些诗都是为她写的。可是后来由于某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也由于年龄和心理的因素,他没有踏入婚姻的殿堂。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到过他在西单大木仓的教育部宿舍,也见过他的妻子。她文质娴雅,见到我来,还给我倒了茶。可能诗人都是追求完美的,直到五年前国真才告诉我,他已离婚,一直独身,儿子从前一直随母亲在河南郑州居住。直到几年前要考大学才把户口迁到北京,目前在河南大学上学。我见过他的儿子,是个出色的小伙子。国真也一直很惦念着自己的儿子。几年前,我和国真、画家少稀去了河南开封。离开开封时,国真对我说:“宝瑞,你和少稀直接回京吧,我想儿子了,我要到郑州。”

汪国真行事低调,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虽然他远离政治,但在政治上却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经常去某省,有一位省领导是他的铁杆粉丝,经常请他吃饭。有人获悉后,想跑官,就请汪国真帮忙引见。那人说,只要把那位领导请出来吃顿饭,可以给他5万元,结果被汪国真断然拒绝。汪国真非常反感这种跑官行为。他说,当官就要当清官,凭真本事做官;当官的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我个人觉得,国真的匆匆离世有三个原因:一是他长期肝部不好。他的病发早在1999年那次入院就已埋下伏笔——由于当时缺少医疗知识,没有采取及时有力的治疗措施。二是他劳累过度。我每次给他打电话,他都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某日到某地讲学,某日到某地参加活动,某日到某地参加笔会等。他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而且任何人、任何机构和单位的邀请,他都尽力参加。我的儿子上中学时就喜欢做主持人,总在家里电脑前练习直播。有一次我请国真到家里帮儿子做直播,他欣然答应前来,儿子则对他进行了一次两个小时的访谈。而他在做广东卫视的《中国大画家》主持人以后,则更为忙碌。试想,要做这种内容的主持人,背后要花费多少心血啊!过于劳累也许使他的身体抵抗力低下,也伤肝。三是他一直独身,长年漂泊在外,身边缺少一个贤内助照料他的起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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