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兰: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杨玉珍 整理   2016-05-08 05:14:16


杨玉珍 整理


1952年,和邓小平在颐和园


1958年的陈云


陈伟兰与父亲

“读哲学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过程”

1969年10月,父亲被下放江西“蹲点”。我去西藏前,看到他身体很不好,经常拉肚子,吃不下饭,因为“文革”对他的打击还是挺大的,他还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1971年,我复员以后去江西看他,感觉他的精神明显好了很多,身体也变好了。我问他原因,他说,有一股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他带了三箱子书到这里,觉得在这里过得挺有意思,能看书,能思考很多他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当时很受感动,觉得在这样一个逆境中,还能有这样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确实非常不容易。

我刚到江西不久即是春节,春节以后其他家人都离开了,我在那里帮父亲做饭。父亲说,你留下一段时间跟我一块读书吧,我说好。

父亲开始让我读的是马克思的著作。这是我第一次读,第一篇读的是《共产党宣言》,我印象很深。这本著作不是很复杂,我能读懂,因为它谈的都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等问题。后来,读到《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就觉得非常困难。父亲跟我讲,你读慢一点,读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怎么才能把这些书看进去。

后来,父亲又让我读《毛选》。他问我在部队里读过没有,我说读过,他说那就让我们再读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父亲让我读的第一篇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读完以后,第二天他问我这篇文章主要讲的什么内容,我说讲的是军事学,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父亲说,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实际上这是一篇哲学著作。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毛主席就已经发表了这些观点,到了延安以后才把它写成非常有说服力的理论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里面处处充满了哲学的观点。他说,你要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篇文章。以后,他又带着我读了《实践论》《矛盾论》。我原来在部队里读过这些书,但是没有人作这样具体的指导,现在父亲一边读一边给我讲,教我怎么从实践中看毛主席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

跟父亲在一起读书的时候,我感觉哲学好像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哲学变得不再神秘了。父亲特别给我讲,读哲学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过程,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够做好事情。对过去的事情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结论,但是对未来的事情怎么分析、怎么看,就要有哲学的思想来指导。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善于运用哲学思想。父亲说,他们这些老干部之所以感谢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尊重毛主席,根子也在这儿。

父亲给我讲到毛主席在延安教他学哲学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两眼发亮,情绪非常激动。他说,毛主席不但重视要有好的教材、好的教员,还非常重视教学方法,在给领导干部讲课的时候,他总是声情并茂,语音抑扬顿挫,而且还有很多手势。毛主席最善于通过举实际的例子来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而且深刻的问题往往还要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父亲说,毛主席这一点很多人都比不了,我也是努力向毛主席学习的。

在江西和父亲一起读书的这两个月,就像第一次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是通向马列主义的。由于父亲的指引,使我对马列主义产生了真正的感情。每每想起这段时光,我的心情就非常激动,觉得一辈子受益于它。


1961年陈云和孩子们在一起

民主集中制是和党的生命一样重要的法宝

在江西,父亲还跟我谈到对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党的建设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环境下,这更是第一位的问题。

在读完《毛选》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读列宁选集和全集。父亲对我讲,列宁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在党的会议上,他允许别人当面给他提意见。布党内很多人水平很高,在一些会议上往往列宁谈一个观点还没讲完,就有人站起来提出不同的意见,列宁这时候都能够包容,能够认真地倾听。列宁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并在这个问题上也能以身作则。我们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这样,如果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党就有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希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每次谈到这些的时候,父亲情绪都非常激动,对于民主集中制,他把它看成和党的生命一样重要的法宝。

父亲还讲过在延安的情况。他说,当时党内生活非常健康,他们可以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见,党内的领导同志之间可以互相指名道姓提出批评意见和不同建议,那种局面确实让人感到生动活泼。他特别怀念党的那段历史,说“文革”后这种气氛就慢慢没有了,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对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风气又恢复了,父亲特别感动、特别欣慰。他说,党内应该长期坚持这种作风,这种好的风气又回来了,这正是党的生命力所在。

“人一定要听一些反面意见,才能锤炼出真知灼见”

“文革”期间,我哥哥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开始读马列主义著作,而且读得很多。他当时年轻,精力充沛,每天晚上熄灯以后,还经常打着手电在蚊帐里看书。看书的过程中,如果赶上回北京探亲,就和我父亲当面讨论,不见面的时候则是书信往来。

他们经常讨论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比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有一次,我看到父亲拿着哥哥写的一张纸条,上面有哥哥的一些观点,父亲还在旁边作了很多批注,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而且把不对的地方拿红笔画得很重。我就问父亲,你为什么这么看,这么批评?父亲讲,要锻炼你哥哥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这很不容易,一个人能够正确地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提出问题,这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锻炼过程。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提出问题后经常希望别人能发表反面意见,有时候毛主席听不到反面意见就很着急,甚至自己批驳自己的观点。你哥哥还年轻,一定要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来批驳他,才能锤炼他的真知灼见。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关于父亲的观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父亲跟我们谈过多次。他在延安时就提出了这个观点,“文革”时期反复跟我们讲过。

在江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不唯上”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恐怕行不通吧?父亲说,我这么说不是要反对上级,上级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离得很远,或者他并没有做这件具体的事情,你在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时候,一定要向上级反映真实的情况,即使上级不这么看,你也要能够反映真实情况,这样才能使上级全面地了解。他对“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看得非常重,认为这是他终身的座右铭,这对我们这些子女影响非常大。

父亲还讲,毛主席在延安给中央党校题词时,写了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主席一生一直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他自己做经济工作也是这个经验。只要坚持实事求是,最后这些事情就能够做好;如果不实事求是,这些工作就做不好,可能一开始大家都赞成,但最后可能还要翻车。事实是最硬的,关键就是事实。我们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拿到手里,这也是调查研究的意义所在。

“这个电影是演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

1982年,我因为做肺部手术在家休养。有一天,警卫员跟我说,今天家里要放电影。一般父亲从来不在家里看电影,我就很奇怪。我去到放映厅的时候,电影已经开演了。我坐到后排,那天演的是《人到中年》。看完以后,全场的灯都亮了,我看到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泪流满面,父亲没有说话。

从放映厅回办公室的路上,父亲跟旁边的秘书说:“这部电影虽然是讲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但是是放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坐到办公室里,我问他:“爸爸,你觉得这个电影好吗?”他说:“这个电影非常真实,不管是描写知识分子的感情,还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真实的。”他又说了一句:“这个电影是演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

当时给我的感觉,父亲的心情特别沉重,心里有很多的想法。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想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努力,却又是非常辛苦的。之后,他坐在沙发上,很长时间一言不发。

“不能所有的人都在历史上留名,我就做不留名的”

1983年春节附近,父亲接见了一批烈士子弟。他们见到我父亲后都非常激动,我父亲也很激动。接见完后,在陪着他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发现他还没有从激动的情绪中平复过来,脸涨得红红的。他跟我讲,中国革命特别艰难,牺牲的人太多了,成千上万的对中国革命有过非常大贡献的人,我们从来没有宣传过他们,或者宣传得比较少。这些人有些是我的上级,从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上来讲都比我高,资历也比我老。还有一批在世的老干部,他们也做了很多事情,对党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也没有宣传过他们。所以,对我自己也不能宣传。后来,他不只在一个场合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跟一些老同志也非常严肃地说过,就是反对宣传他。他说,不能所有的人都在历史上留名,我就做不留名的。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1983年,我调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1984年的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父亲先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具体负责一些什么事情,我回答了以后,他先是想了半天没说话,一会儿,他说:“你如果工作中间有了一点别人认为做得不错的地方,你怎么办?”我说:“那我就谦虚谨慎。”他说:“你怎么才能谦虚谨慎?”我说:“我时时记着思想上要警惕。”他说:“我告诉你,你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块儿做的,是群众和领导一块做的,你不能把成绩算到自己的账上,要算到组织和群众的账上。”

父亲还问我:“如果你的工作有了缺点,别人批评你怎么办?”我说:“那我就找批评我的那个人谈一谈。”他说:“这样好,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了自我批评的精神,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后来,我都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了,他还在喊:“你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父亲一辈子都在为国家、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着,他没有私心,是个很纯粹的人。就算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他还是一心想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当时有些干部对自己的境遇有些想不开,但他不这样,他说当年毛主席批评他离右派只有50米,他也没去计较。不管是身体不好,还是工作中间遇到挫折,他从来没有气馁过,他把为社会主义奋斗当成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情。这种信仰对我们子女影响很深。我们做事的时候就想,虽然我们做不了他那么大的事情,但至少我们可以不辜负他,不违背他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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