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政治之术

口 刘一斌   2016-05-08 05:13:02


口 刘一斌


李光耀(1923—2015)

李光耀患病,引起全球的关注,其逝世更引起国际的哀悼。世界各国政要纷纷高评,称赞其为“伟大的政治家”。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致电吊唁,称其为中新两国关系的缔造者、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可见评价之最、规格之高。我对李光耀有过长期观察,也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我认为,他得到普遍尊重和高度评价是实至名归,他确实是当代世界政治家中的真正智者。

治国有方

李光耀自身是中华文化和西方知识之融合体。他的治国理念是将东方的文明和西方的科技相结合,这使新加坡的政治方略和举措都能得到东西方的认可、接受或赞赏。他把民主政治移植于新加坡,领导民众为争取独立而斗争,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威信。当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他乘机“借胎孕育”,积极加入,以免新加坡因地狭人少、身单力薄而难以在世界上立足。1965年,新加坡经济已有较大发展,有了自立自强的潜能,他又使新加坡适时退出联邦,摆脱制约,创新发展。新加坡一无资源,二无人才,李光耀采取了最大的优惠政策,对世界的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兼收并蓄,广纳智慧,促使新加坡经济在吴庆瑞的具体掌管下迅速发展。不消几年,就使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起初,新加坡大力发展劳力集约型企业,扩大就业,让人人有饭吃。继而,推动发展资本集约型企业,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政府以法令形式责成全国企业大幅度提高工资,逼使企业家大批裁员。政府再出资培训失业工人,使其适应新技术、新设备,赚取高工资。这是智慧的决策,得到劳资双方的欢迎,大大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短短30年时间内,幅员很小的新加坡跻身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列。

李光耀善于依法行政,深谙民主的魅力,巧妙掌控政治运作。他根据新加坡人口由三大民族组成、华人为主体的结构形态,长期以来由马来人任总统,作为国家象征;华人任总理,执掌实权;泰米尔人任外长,作为国家的代表,以示各民族政治平等,旨在促进民族融合。后因马来人的总统表现不佳,有损国家形象,才由议会选举一位华人出任。新加坡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各政党、民族自由竞争,但由于政府实行优惠的“政府租屋”,并采取分期分批计划迁入的措施,使得各个选区都以李光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的选民为主体,其他政党在历次大选中屡屡败北。这使议会中几乎听不到其他党派势力的声音,任何议案都一唱而过,堪为“无障碍通行”。

政府对公民一视同仁,但对马来族和泰米尔族等少数族群予以政策倾斜。华族男子逃避兵役受重罚,对其他民族就不太追究。当兵训练很苦,马、泰等族不耐吃苦,在军中最高熬个排长,高级军职都落在华人肩上,使枪杆子牢牢地抓在华人手里。新加坡实行计划生育,华人节育,马来等民族不拘。后来,李光耀发现这会使华人的人口下降,改变民族比例,便改为大学以上学历的妇女少生受处罚,高中以下学历的妇女少生受奖励。因大学以上学历的妇女多为华人,高中以下学历的妇女多为其他族,这就保证了华人的出生率和人口比重均占优势,也提升了人口素质。

新加坡实行高福利。政府大建租屋,宽敞明亮,环境优美,廉价提供给居民。从贫民窟迁入的人们,岂有不拥护政府之理?!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良好,制度严格,措施得当,奖罚分明。这使新加坡清风良序,街洁路净,花艳草盛,以“花园之国”著称于世。

李光耀严明吏治,高薪养廉,严惩腐败。他执政时,曾因2000美元的经济问题将一名部长撤职。他说:政府给以高薪,让官员廉洁奉公,全心履职。一个为区区2000美元不惜败坏政府声誉者,品质定当不端。他自己就是一位清正廉洁、生活低调的标杆。

李光耀是一位高瞻远瞩、足智远谋的政治家。他50多岁就考虑要后继有人,在党内物色了吴作栋等四人,各委以重任,让其历练,展示才干。这也构成一种竞争机制,让接班人以其实绩崭露头角。他及时退位,让贤于吴作栋,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东方民族的观念是父业子承,李光耀也望子成龙,从其为子取名“李显龙”便知。但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直接把权力传给自己儿子,而是通过吴作栋过度给李显龙。这大大提升了李光耀的民主形象,在人民心中的威望达到顶峰。

新加坡以最民主的体制实行最专制的管理,李光耀自己就说:“新加坡需要铁腕。”但是,外人无从指摘,无可挑剔,更无人说他专权、独裁。李光耀如此精于政治,手中的权杖像魔杖一样地运用自如,他却不愿被人称为“政治家”。

政治是一个国家最鲜明、最生动、最全景的命运写照。李光耀的治国理政正是新加坡的命运写照。


李光耀对邓小平一直十分尊重,这位新加坡的开国总理不止一次被问到同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在这个时代里,谁是最伟大的领袖?”每次他都毫不犹豫地回答——邓小平,没有一次例外。图为1988年,李光耀拜会邓小平

世界锐声

李光耀的外交理念是从新加坡利益出发,以东盟为基石,维护东南亚,面对全世界。不同于西北欧中立国家远离世界矛盾斗争,新加坡则是积极面对国际是非,在大国矛盾制衡中求中立、谋生存。印尼是东盟的“龙头老大”,新加坡则在东盟中发声最大,是维护东盟利益的代言人。新加坡虽是一个小国,但李光耀对国际事务目光高远,睿智善断,敢于大胆表态,言必中的。正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李光耀对国际重大问题的评价或预断,没有失准过。这是李光耀身为小国领袖而跃升为世界级政治家的原因。1967年1月19日李光耀说过:“如果你要人们认同和重视你的言论,你就必须在大家面对危机、水深火热的时候挺身而出。”正是他的公道正义之声,换来了他在国际上的高大身影。

李光耀对外说话底气十足,原因是,国内政局稳定,无后顾之忧;邻国和睦相处,无袭扰之虞;大国在新加坡利益交汇,使新加坡得到国际保障。

睦邻政策突显了李光耀高超的政治智慧。印尼、马来西亚对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怀有芥蒂,李光耀在政治上谨慎对待,关系上积极拉近。语言是民族文化的灵魂。马来语和印尼语基本相同,李光耀便以马来语作为国语,每年国庆讲话总要先讲几句马来语为开始,以示新加坡对马来西亚、印尼的认同。新加坡淡水靠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输送,为了长期保障水源,新加坡建了大型自来水厂,廉价向柔佛州供应饮水,反使柔佛州离不开新加坡。印尼与中国反目,断交23年,新加坡虽有需要与华建交,但也只互设商务代表处,一定等印尼与中国复交后,才作为东盟国家最后与我国建交,充分照顾印尼的情绪和感受。在共产党问题上,李光耀冲我国说了许多别人不敢说、不便说、不能说的话,向周边国家展示出他的政治立场,逐步消除了“新加坡是第三中国”的猜忌,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信任。

新加坡扼马六甲海峡,处东西方要道,战略地位重要。李光耀实行国门开放政策,使各大国利益汇聚于此,互相制衡。任何一国单独制约、操控新加坡,都会触及别国利益,遭到另外国家的反对。这造成各大国势力对新加坡政治影响力的高度平衡,也使李光耀不惧任何国家,对国际政治大胆评议、批评、指戳。基于新加坡所处的国际均势背景,李光耀实行“政治国防”,即军队少,装备精,一旦遭受侵略,只要能坚持两周,就自有联合国或大国势力出面干预。

李光耀深谙“政治是一门平衡艺术”的真谛,这也成为其国际政治观:国际矛盾尖锐是大国利益失衡,国际局势缓和是大国利益均衡。

对华友好

李光耀脑子里有“反共意识”,骨子里则有“中华情结”。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曾一度严词斥责过李光耀“反共”“反华”。实际上,李光耀有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结。他过去对中国的批评指责,一是对共产党执政不了解,二是昭告邻国新加坡不亲华,三是我国当时奉行支持世界革命的政策有偏差。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战略方针的调整,中、新都有发展两国关系的需要。为此,周恩来亲自做了大量“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并几次托来访的邻国领导人传话,推动李光耀访华。李光耀于1976年5月10日至23日第一次访华,但遗憾地错过了期望已久的与周恩来的会晤。但是,通过实地观察,他心中有了一个真实的新中国,回国后适度调整了对华政策。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亲自上门做工作,同李光耀纵论天下,交换心声。邓小平是李光耀的崇拜对象之一。这次会见,成为李光耀的“一次难忘的经历”,使其对中国的走向有了直接了解。1980年11月9日,李光耀第二次访华。他“挈妇将子”,怀着“回乡”旅游观光的轻松心情,走遍了半个中国。当时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是,李光耀刚踏上中国大地时,就在机场向记者散发了书面讲话,内含谴责中国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允许他们在中国境内架设电台,进行颠覆本国政府的宣传等语。这纯属面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作秀。此后,会谈、会见及参观访问,都非常顺利而愉快。这次访问使他亲眼看到,摆脱了“四人帮”政治桎梏的每一位中国人都渴望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一个与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同样繁荣昌盛并同样具有科技竞争力的中国。这种被重新唤醒的使命感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自此以后,李光耀常来常往,先后访华33次,接触过毛泽东到习近平等所有最高国家领导人。这在外国政治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也使他成为最了解中国的政治家之首。他对中国的前途命运非常关注,对中国的言论都是积极、中肯、实质、期望的。他对中国的友好是植根于骨子里的。

中共十八大以后,李光耀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关切。他说,“中国的内部挑战正处于关键时刻,突发的外部事件也会有很大影响”,但他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可以沉着应对,“我相信他会获得党的支持”。他对习近平宽阔的胸襟留有深刻的印象,称其为“曼德拉级别”的人物。

李光耀表示,中国的强盛给国际社会带来许多好处,例如中国企业对外的投资等。针对邻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他谈了对中国“和平崛起、永不称霸”的看法。他说:“一种看法是,中国会静悄悄地变得强大,扩大影响力,不会欺负人;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会显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第一种做法,但同时也会显示力量。”这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客观解读,也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淡释。

李光耀的言谈只论曲直,不怕诟病。这也和他施政一样,只顾国民利益,不管他人意向。这就是李光耀的政治风格。

作者长期在外交部亚洲司主管东盟国家工作,曾任驻外使馆参赞、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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