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的人性光芒与人格魅力

口 李景贤   2016-05-10 03:19:50


口 李景贤


周恩来总理

1963年8月23日,我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处工作。入部教育工作重要内容之一,是单位领导和老同志讲述周恩来总理这位新中国外交奠基人之一的盖世伟业和高风亮节。我所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周总理是一位“超人”。这种印象是刻骨铭心的。后来,在工作中碰到的一个个事例,都验证了自己这种最初的感受。

形容周总理的言谈举止时,单位领导和老同志们都喜欢用一个“最”字。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五个“最”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周总理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睡眠最少、记忆力最惊人、最能忍辱负重、最细致入微、待人处事与其姓氏最为贴切(指周到、周全)的人。周恩来总理的人性光芒和人格魅力,渗透到一个个细枝末节中。

周总理的接见让苏联客人受宠若惊

1964年9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中国访问,由当时的对外文委负责接待。由于我在外交部翻译处工作,被接待单位借去当陪团翻译。该部门的领导打算请周恩来总理见一下这位苏联客人,但感到没有把握,于是便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试探。“总理办”很快就做出答复:总理说,这几年,来我国的苏联人少多了,他要见一下这位作曲家,这是做苏联人民工作的好机会嘛!总理还特别交代,国庆节那天,要请这位苏联客人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和参加焰火晚会。这是我第一次陪外宾登上这座举世闻名的城楼,感到十分兴奋。在晚会上,毛泽东主席与外宾握手时,向这位苏联贵宾说了句“你好!”苏联作曲家用双手紧紧地握住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手,激动地说:“您好!”在我一生的口译实践中,为毛主席只翻译过“你好!”“您好!”这两个短句,但仍感到十分光荣。

国庆节一过,周总理就在北京饭店会见了这位苏联作曲家。往见前,苏联客人感到有点紧张,对我说,他出访过十几个国家,从来没有被外国领导人接见过,这样的荣誉真让他有点受宠若惊。他又说,不知道周恩来总理会问他些什么,他该怎么回答。我告诉他,周总理十分平易近人,对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听我这么一说,他紧张的心情才得以缓解。

周总理在亲切气氛中,对这位苏联客人讲了许多友好的话。他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本来很好,只是近几年来双方有些疏远了。我们目前在双边关系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最终会被克服,中苏两国人民总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

周总理会见这位苏联作曲家之前,先与中方陪见人员见了面。他老人家神采奕奕,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交谈。他问我在哪里学的俄语,是否在对外文委工作?我告诉总理,我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本科和翻译班学的俄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还问为何给对外文委当翻译,我说,这一两年来中苏间人员来往很少,每年才几起,各部门也就不再储备俄语干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们外交部翻译处借翻译。周总理说,这种办法好。

周总理会见苏联作曲家20年之后,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听完音乐会准备离场时,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原来,是这位苏联朋友从老远的地方认出了我。在简短的交谈中,他深情地回忆起20年前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说这是他一生“莫大的光荣”。

见过的每一个人都如“照相制版”,“刻印”在总理的脑海里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周恩来总理经常参加外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与各国使节广泛接触。当他与使节们交谈时,外交部翻译处五大语种(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译员们都紧跟其后,当需要时(周总理懂英、法、俄语),就上前翻译。我曾有幸多次参加这项工作。

有一次,周总理见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一名临时代办,边握手边说:“拉兹杜霍夫同志,今天很高兴又见到了你。”又说:“夫人好久没有见了,她好像不太像俄罗斯人。”原来,这位代办夫人那天把头发吹得很高、很松,像只大鸡窝,按当时的标准看,相当超前。听总理这么一说,我感到有点讽刺的意味,苏联代办似乎也有同感,脸刷地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用汉语夹带着俄语进行解释:“总理,她是俄罗斯人,是的。不过,她来自俄罗斯东部,是东方人。所以,总理才觉得,她有点不太像一个纯俄罗斯人。”还有一次,周总理与苏联使馆另一名临时代办边握手边说:“莫初黎同志,拉宾同志(苏驻华大使)回去有两个星期了吧?他现在好吗?准备什么时候回来?”还问:“今天为什么没有见到你的夫人?”

苏联使馆的代办算不上什么人物,顶多是个公使衔参赞,司局级干部,而且这个“代办”还是“临时”的,又经常换人,但周总理碰见时总能一眼认出,还能直呼其名,连人家大使因事暂离使馆回国的时间,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在我们外交部高翻们的心目中,周恩来总理是一位“超人”。其“超”之一,是记忆力特别惊人,借用季羡林先生赞一友人的话说,周总理所见到过的每一个人,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个点,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的脑海里。另有两个例子,给我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

有一次,周总理在会见一个日本考察团前与中方陪见人员交谈,最后说发现“有位新同志”,便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在外交部哪个司工作。原来他是从事日本工作的,叫江培柱。过后不久,周总理会见了另一个日本考察团,江培柱也参加了这次会见,坐在会见厅的后排,准备当总理问问题时,好立即作出回答。周总理在与外宾交谈时发现了他,便说:“江培柱同志,请坐到前面来,这样,谈情况可以听得更清楚些。”还有一次,江培柱在驻日本使馆工作期间生病住院,周总理偶然从外交部一名官员那里得知后便说:“你说的江培柱啊,不就是那个小胖子嘛!他生的什么病?请转告他:好好治疗、休息!”

有一次,周总理给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敬酒时,指着身边并不太知名的女译员说:“这位女同志是外交部苏欧司的,有一女一子。”然后又小声对她一个人说:“可不要再生啦!”原来,周总理在另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外宾之前,与在场的中方陪见人员逐一交谈时,了解了这名译员的家庭和工作情况。

我女儿常给我讲她所看到的关于周总理神奇记忆的故事,并与我一起探讨这种“神奇”的原因。她曾说过一句颇有深意的话:归根结底,这源于周总理对他所见到过的每一个人的尊重。


1954年6月23日,周恩来总理(右)与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孟戴斯·弗朗斯(左)会晤,中间为法语翻译董宁川

周总理的关怀使译员热泪盈眶

周总理对译员们始终关怀备至,开会研究重大外事问题时,让译员也参加,以便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有好几次,他发现译员没有在场,就不高兴地说:“为什么不让翻译同志来参加会,人家不了解情况,怎样给你翻?!”

周总理对译员体贴入微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外国领导人正式宴请外宾时,不让译员上正座,而是让其坐在甚至站在身后翻译。周总理得知后严肃地说,这个例我们新中国要破,宴请时,请译员也上正座。朝鲜语翻译前辈张庭延谈起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时,曾告诉过我一个感人的细节。周总理有一次在宴请朝鲜外宾过程中,几次为他夹菜,还亲切地说:“你也吃嘛。”有时甚至还有意停顿一两分钟,好让他吃上几口充充饥。

法语翻译前辈董宁川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又讲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们听,他们也都特别感动。有一次,一位刚果特使来访,周总理亲自陪同他乘坐汽车,从长沙去韶山参观毛泽东同志故居。宾主交谈时,坐在车子前排的董宁川总是转过头来翻译。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周总理觉得译员这样做太累,便提出他自己坐到车子前排,请译员坐在后排翻译。董宁川觉得,如果总理坐在前排,与外宾交谈时也得转过头来讲,就想,累我也别累了总理,于是怎么也不肯改坐到车子的后排。但总理执意要换座,这位高翻只好服从。结果,老人家真的不断地转过头来与刚果特使交谈。董宁川多次提出要坐回到车子前排去,周总理就是不答应。这一路走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位高翻一路念叨着:“可别把总理给累着啦!”

年过九旬的董老先生是我的邻居,每每与我谈起此事,总是热泪盈眶。他无限感慨地说:“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总理会这样做啊!总理对一个翻译的关怀,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他老人家当时坚持要与我‘换位’,做得是那么自然,情真意切,完全发自内心!”

关心之外的严要求

周恩来总理对译员的关怀,还表现在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上。他一再强调,翻译必须准确,严复讲的“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周总理还说,翻译外交文件,给领导同志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不要随意发挥,也不能妄加解释。与此同时,他还要求译员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比如,对领导同志所讲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时要加以变通甚至纠正,“帮着把把关”。他不仅是这样“言传”的,也是这样“身教”的。

一个夏日的中午,来华访问的缅甸首脑奈温将军在缅驻华使馆的草坪上举行答谢招待会,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多位领导人应邀出席。周总理致答词时,翻译处五大语种的译员们轮流走到麦克风前翻译。每位译员在翻译时,他总是掐着手指头在数。一开始我还有点纳闷,总理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当俄语译员译完一段话之后,周总理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还在掐着的几个指头问道:“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给翻过去了没有?”译员“哦”了一声,赶忙把总理所点出的那层意思给补译上了。

招待会进行的时候,空中乌云密布,不时飘着丝丝细雨,经过多个闷热天之后,令人感到特别凉爽。周总理在讲话之初就高兴地说,今天天气“蛮好的”。俄语译员就把“蛮好的”直译了出来:“奥庆-霍罗沙亚”(很好的)。 周总理听后略带微笑,对着她摇了摇头。译员立即改译为今天的天气“蛮舒服的”, 周总理听后高兴地点了点头。

我国翻译界的顶级人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英语翻译冀朝铸同志当年给我们这些年轻译员传授翻译经验时,“开篇”总是讲自己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时所出的“洋相”。事情发生在1956年秋天,周总理设宴招待一位外国领导人。他在致词过程中,脱稿讲了一段话,这位高翻当时思想开了小差,仍照念原来的英文稿。周总理听了几句觉得不对,便小声打断:“小冀,不对,这是我临时加的话,你怎么还照念原来的英文稿!”还说:“小冀太紧张了,一个高级翻译怎能这样!请换一名译员。”这位高翻当着我们这些年轻译员的面给自己揭“丑”时,脸上显露出一片真诚和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之情。他恳切希望我们能从他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还告诉我们,周总理对他这个疏漏并没有怪罪,说知错改了就好,第二天仍旧让他当翻译。

周总理对老干部,特别是对其“爱将”的要求就更严。外交部高翻们给我讲过大外交家乔冠华所出的两个“事故”。一个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乔冠华作为外事顾问协助李克农副外长与美国代表谈判。有一次,在中秋节晚上,他喝多了,对人愤愤不平地说:自己为谈判写了那么多稿子,可功劳都记在李克农一人的账上。另一个“事故”发生在“文革”期间,乔冠华作为副外长宴请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人员时,与客人喝了许多茅台酒,致使该馆一位商务参赞午夜驾车回住处途中,撞死一名路人。周总理得知这两次“事故”后非常生气,对乔冠华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要他立即作出深刻的检查。

周总理要求译员们不断扩充知识面,多学点历史,多读点古文。他知道冀朝铸是在美国长大的,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得少一点,便一再建议他下功夫通读《资治通鉴》,说“这本书主席都那么熟了,天天还在翻阅”。这位翻译前辈告诉我们,遵照总理的指示,《资治通鉴》他认真地读过,增长了许多历史、文化知识,这对日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当翻译大有裨益。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难得闲睱

细微之处见伟人风度

周恩来总理风度翩翩,仪表堂堂,言谈举止超群,这不仅在中国,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传为美谈。有一次,法语高翻杨桂荣在外交部大使学习班上回忆起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对这位伟人的风度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头一次见到总理时,一下子就产生出三点直观印象:一是他的目光深邃而明亮,充满着智慧与信心;二是他端坐在那里,让人产生一种威严而沉稳的感觉;三是他行走时脚下生风,使人感到他的精明与活力。”这番话说得很精彩,我们这些当年跟随周总理当翻译的人感同身受。

我们翻译处的人都知道,周总理生活很节俭,节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件衬衣,可以穿得补丁打补丁的。他身边总共只有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的和一套黑色的,每次出现在外交场合,他的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

周总理以浓眉著称,胡子也长得浓且快,一日得刮两三遍。会见外宾之前,他往往先到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北京饭店等处的卫生间,拿出刮胡刀,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每次我给他当翻译时,总能看到他刚刮完脸留下的淡青色痕迹。

周总理特别注重言谈举止,有几个细节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会见外宾之前,他往往先听中方陪同人员汇报。有一次,汇报完后,礼宾官向周总理请示:“总理,现在可以去叫外宾了吗?”周总理一听此话,马上把脸沉了下来,严肃地纠正说:“什么‘叫’?!应该说‘请’!请你现在就去把外宾请进来!”周总理见到自己人或介绍其与外宾认识时,总是以“同志”相称;需要别人做什么事时,总是先说一个“请”字。

周总理经常找外交部人员去研究重大的国际问题。在这些人员中,除了部、司、处三级领导外,根据总理指示,还必须有主管科员和相应语种的高级翻译。一见面,他就按照部里提供的名单一一点名,被点名的人员依次站起来应声答“到”,周总理总是用慈祥的目光一一注视,随即说一句“请坐下”。对于不认识的人员,往往还与之聊聊家常。

还有一次,周总理在外交部一份请示件中看到了“小国语言”这种说法,他立即用笔把这四个字划掉,改为“非通用语言”。他严肃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小国语言’这样的说法,有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改用‘非通用语言’才好。请周知各有关部门,无论在书面上,还是在口语中,都一律不许用那些大国沙文主义的说法!”

有位俄语高翻还给我讲过一个周总理代人受过的故事。那是1954年7月21日晚(日内瓦时间),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闭幕前夕,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向一位负责新闻工作的官员交代:为了赢得时间,要尽早把会议宣言登在《人民日报》上,会议最后宣言每通过一段,就立即发回国内。于是,这位官员在下榻的旅馆,把各方已初步商定的宣言稿摊在办公桌上,并一段段剪下来,随时准备着传回国内。在会上每通过一段,会场的中方人员就打电话告诉这名新闻官。这样,到晚上10点钟左右,会议最后宣言的全文就悉数发回国内了。但令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子夜刚过,周总理的秘书陈浩同志就打来电话说:“你快过来吧,国内来电话说,你发回的宣言稿漏了几段,总理正在发火呢!”周总理见到这名新闻官时,面部仍有怒色,但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气生过了,火也发过了,现在不想说什么了。你去看看我写的电报。”看了周总理亲笔写的电报后,这位新闻官感到无地自容。原来,周总理在电报中说,对所发的宣言稿漏段一事,他自己应负失职之责,请求中央处分。总理这是在替他受过啊!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7月22日早晨六七点(北京时间)左右,新华社总编室把上述新闻官一段段发回的宣言全文播发后,与西方几大通讯社所发的稿子进行了核对,发现少了几段,意识到前方发回的稿子很可能有误,便打电话请我代表团核实,同时请《人民日报》立即停印,而此时,该报已印出了20多万份。

从前方发回的稿子竟然会漏段,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其实,个中原因很简单。我新闻官把宣言稿一段段剪下来摊在办公桌上后,因为桌子临窗,当时又有点小风,有几段就被风悄悄吹走了。结果,阴差阳错,漏发了几段话,他竟然还稀里糊涂被蒙在鼓里。7月22日的《人民日报》,因为前方新闻官的过失,只好部分地拆版重排,迟至中午才出版发行。

由于这个不可饶恕的大过失,那位新闻官心情极为沉重,怯生生地等着周总理处罚。没想到,周总理反而安慰他说:“犯了错误吸取教训就好,你不必背什么思想包袱。”这位以大度著称的中国总理,继续让他参加原定的各项工作。

“周恩来”这三个字,在十几亿海内外同胞的心目中,是高尚人格和崇高境界的化身。追忆那一段段已经渐渐远去的岁月,重温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我们可以不断感悟甚至触摸到这位伟人那渗透到细微之处的人性光辉与人格魅力,体验他那成为万世师表的不朽一生。


1964年,冀朝铸(左)为周恩来总理(中)会见外宾当翻译

作者曾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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